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密切不可分的一部分 许多古代遗址和出土文物的发现，彻底戳穿苏修无耻谰言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密切不可分的一部分
许多古代遗址和出土文物的发现，彻底戳穿苏修无耻谰言
新华社哈尔滨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三日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在黑龙江省发现了许多古代遗址和文物。这些遗址和文物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又可以看出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有些文物本身就是中原和长江流域的产品。这充分证明：古代生活在黑龙江流域的各个民族，在文化上经济上和中原地区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伟大祖国密切不可分的一部分。这些遗址和文物以雄辩的事实，彻底戳穿了苏修御用文人所谓“金朝是独立国家”、黑龙江流域“历来就是属于俄罗斯的土地”等无耻谰言。
黑龙江流域地域辽阔，物产丰富。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祖先一直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用他们的智慧和双手，创造了丰富多采的文化遗产。
根据近几年来考古普查的不完全统计，黑龙江省有原始社会遗址二百○五处、古城址五十七处、古墓群五十三处。目前已发掘各类遗址二十处。
一九七二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在东宁县大城子发掘了一处距今二千一百年的原始公社居住遗址。遗址中出土的遗物有陶豆、陶甑、半月形穿孔石刀、石镰等，它们都是仿照中原地区富有特色的同类生活器皿和生产工具制作的；汉文的“豆”字，就是豆形器的象形字。
一九七四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对肇源县一个距今约二千七百年的原始社会遗址（不晚于春秋时期）进行了发掘。在一百五十平方米的范围内，共发现房址二处，窑址一处和窑穴十个。出土的文物有陶器、骨器、蚌器、石器和铜器等。其中以陶器最为丰富，器形有鬲鼎、罐、钵、壶、盆、杯、碗、支座、纺轮等。陶鬲是中原自五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晚期到商、周流行的典型炊煮器。
一九七三年，黑龙江省考古工作队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协作，共同对大约是南北朝时期的绥滨县同仁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这里出土的铁锛、铁带扣和陶簸箕等文物，也与中原地区同类器物很相似。这类遗址主要分布于黑龙江中下游和松花江下游地区，在黑龙江中下游左岸苏联境内亦有发现。这一文化类型的下限可延到隋唐之际。这是我国居住在黑龙江流域的勿吉人的物质文化遗存。勿吉人，隋唐时称靺鞨，居住在黑龙江中下游的是黑水靺鞨，唐朝统治者曾设黑水都督府管辖。
唐代佛教的影响，也从中原地区达到了黑龙江流域。公元七一三年，唐朝统治者在牡丹江流域粟末靺鞨居地设置了忽汗州都督府，封其首领为渤海郡王。一九七五年四月，在其府治渤海上京遗址（俗称“东京城”，在今宁安县渤海公社）发现了一组佛教“舍利”函，包括函、匣、瓶、舍利珠等。最外层是石函，呈正方形，高五十厘米，里面依次有铁函、铜函、漆匣、银函，层层缩小，相互套合。漆匣精美考究，木胎髹漆，上嵌银丝花鸟图案；银函用多层丝织品包裹，底部铺有紫、黄、杏黄等颜色的绸、罗、纱衬垫。银函里面是银质桃形瓶，瓶里又有翠蓝色琉璃瓶，内盛“舍利”珠五粒。“舍利”为梵语，含意是“佛骨”，佛教视“佛骨”为至宝，往往只在名刹大寺内供奉。这组舍利函的结构造型、装饰图案，都和一九六五年甘肃出土的一组唐代舍利函相似；银函四壁刻画的天王脚踩二怪，形象丰满有力，与当时中原同类造像相近；几件金属函上的插簧式锁，也与唐代长安的金银锁结构形制极为一致；至于丝织品、漆匣、琉璃瓶等，显然是中原和长江流域的产品。唐代佛教大型舍利函，在黑龙江省是首次发现，对研究唐代渤海地区的历史文化及其与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都有重要价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黑龙江省陆续发现了二十多方古代官印，加上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现的，共有四十多方。一九七三年发现了恤品路官印一方——“恤品河窝母艾谋克印”。恤品河，就是今天的绥芬河，“恤品路”因恤品河而得名，其治所位于今苏联境内的双城子（乌苏里斯克），管辖着西起绥芬河、乌苏里江流域，东到大海的广大地区。恤品路官印为铜质印，形制和宋代官印基本相同，呈正方形，印文为汉字阳文九叠篆书；背、侧均有阴刻楷书汉字，背面为“大定十年六月”，“少府监造”；侧面为“恤品河窝母艾谋克印”，“系重吉猛安下”。“谋克”是金朝军政合一的基层政权单位，大致一谋克管三百户，七至十谋克为一猛安。这么多的古代官印，是研究我国历代王朝对黑龙江流域行使管辖权的极其珍贵的实物证据。
在黑龙江边绥滨县中兴公社有一座金代城址，北距黑龙江主航道四公里，构筑在一条江汊台地上，地势险要。这是考古工作者于一九七三年发现的。古城建筑与辽金古城相同，有一道主墙，二道副墙，三道墙外侧均挖了濠沟（护城河）。据分析，这座古城应是金代胡里改路（路治位于今依兰县）所属的黑龙江中游的一座军事重镇。在古城西北角（外围墙之内），发掘了十二座金代墓葬，出土了丰富的文物。其中五号墓墓顶铺有一层布纹瓦，这与唐代渤海时期“冢上作屋”的习俗当有渊源关系。三号墓较其它墓为大，出土文物中有一方石制私人押记很引人注目。印的第一字为缺笔汉文“郎”字，第二字为押记。据《金史》记载，“郎”字为女真族“女奚烈”氏改的汉姓。这说明，当时生活在黑龙江流域的女真族，同中原汉族在文化上的联系，已经达到了相当密切的程度。在这一金代墓群中出土的，还有当时在长江流域一带的绣金线茶花罗。其它文物如玉石透雕飞天、带柄人物铜镜、银钗、银耳坠等，也都是唐宋以来我国各地流行的。这些文物，都具有鲜明的女真族特点，是金代女真族匠人的优秀作品。它们的发现，为我国绚丽多彩的历史文化增添了新内容。
中兴金墓群的发掘，是金代墓葬发掘中收获比较丰富的一次。其中的成组器物，还为这一地区考古学的断代与分期提供了重要依据。
关于我国金代北方重镇——蒲峪路城址，近代大体知道在黑龙江省乌裕尔河流域，但具体位置尚无定论。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五年，黑龙江省考古队对乌裕尔河沿岸古城作了调查，最后确定克东县金城公社古城大队的古城，就是蒲峪路路治故址。其主要根据是：一，同《金史》记载的蒲峪路南至金上京（今阿城县城南白城）六百七十里的距离相符；二，最重要的是调查到解放后曾在古城内出土蒲峪路铜印，印面铸有汉文九叠篆书“蒲峪路印”四字。蒲峪路治所的确定，为证明我国十二至十三世纪北部边疆，找到了一个重要的地理座标。据《金史·地理志》载：“金之壤地封疆……北自蒲峪路之北三千余里，火鲁火疃谋克地为边”。从蒲峪路往北推算三千余里，即到达今日苏联境内的外兴安岭一带。当时，中国政府管辖着黑龙江以北的广大领土。
今黑河地区是当时蒲峪路辖区，一九七六年发现了七十六处金代遗址。有些地方村屯密集，近的相距仅三五里。逊克县出土了金代铁铧、犁镜、斧、锹、铲等；为适应开垦荒地切断草根的需要，有的铁铧上铸有犁刀。大多数铁器与内地唐宋时代的同类工具形制相似，反映出两个地区的密切联系。这些遗址和器物，是我国劳动人民开发黑龙江流域的重要历史见证。
近年来黑龙江地区的出土文物雄辩地证明，黑龙江流域古代各民族，根本不是苏修反华文人所说的，沿着“独特道路”发展了“独特的文化”，而是和伟大祖国的其他地区，特别是中原地区保持着悠久的、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这种联系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至迟从八世纪上半叶，我国唐朝政府在黑龙江流域设立一整套的行政机构时起，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老沙皇霸占我国大片领土前，黑龙江流域始终属于我国政府管辖。苏修御用文人的种种无耻谰言，已被确凿的历史事实彻底戳穿。（附图片）
一九七三年，黑龙江省考古工作人员与当地群众在一起发掘南北朝时期的绥滨县同仁遗址。
一九七三年在黑龙江省发现的金朝恤品路所属“恤品河窝母艾谋克印”。“谋克”为金朝军政合一的基层政权单位。一谋克大致管辖三百户。
一九七五年在黑龙江省克东县金城公社古城大队发掘的金朝蒲峪路故城南门址。
一九七三年绥滨县中兴金墓出土的定州窑烧制的白色花式口瓷碗。
一九七二年在东宁县大城子原始社会末期居住址出土的半月形单孔石刀。
一九七二年在东宁县大城子原始社会末期居住址出土的陶豆。这是古代中原地区同类生活器皿的仿制品。汉字的“豆”，就是这种豆形器的象形字。　（本栏照片为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