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唯物辩证法，彻底批判“三突出”——学习周总理关于塑造英雄形象问题的一次谈话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坚持唯物辩证法，彻底批判“三突出”
——学习周总理关于塑造英雄形象问题的一次谈话
中国话剧团
一九六四年五月，敬爱的周总理两次观看了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豹子湾战斗》。周总理热情地肯定了这个戏的自力更生主题的现实意义，肯定了整个创作和演出在文艺方向、路线上的正确，赞扬这是一出好戏。周总理还特别对戏中塑造英雄形象问题作了非常精辟的分析。他说：先进人物主导方面是先进的，积极的，所以是可爱的。对待任何事物都是两分法，对先进人物也是如此。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从物质到精神，再从精神到物质，总结经验，再去实践，不断前进，不断发展。丁勇是典型，是先进人物，是可爱的。丁勇的主导方面是积极的，积极因素不断克服消极因素。有些同志在写先进人物时把先进人物神化了。现实中的先进人物是最平凡、最普通的。现实中没有神化了的人物。把先进人物神化了，自然就没有发展了，所以舞台上常常出现“四平八稳”的先进人物，这就概念化了，戏剧矛盾也就没有了。写先进人物，应该写他的发展、成长。先进人物所以先进，是因为他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周总理还说：现实生活中的先进人物多种多样。通过特殊（个别）反映一般。你写先进人物写这一点，他写先进人物也写这一点，取材全一样，不就千篇一律了？周总理的这些话，充满了唯物论和辩证法，是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分析创作问题的杰出范例。今天，重温周总理的指示，深深感到它是批判“三突出”原则这一反动谬论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一、周总理指出：对待任何事物都是两分法，对先进人物也是如此。
周总理的这一指示，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运用到了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之中。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间的普遍规律，任何事物自身的内部都存在着矛盾。时代在不断前进，先进人物要紧紧跟上时代，就要不断克服自己的思想同发展着的形势之间的差距。旧的差距克服了，又会产生新的差距，还要再实践，再认识，再克服。先进人物正是由于他不断克服自己的差距，不断在实践中总结提高，所以才能走在时代的前列。《豹子湾战斗》的作者在塑造丁勇这个形象的时候，正是尊重了事物的唯物辩证法的。丁勇是“常胜英雄连”的连长。在抗日前线，他英勇善战，不怕牺牲，越是打大仗、打硬仗越高兴。这无疑是先进人物，是英雄。但由于斗争的需要，丁勇的连队奉命从前方调回延安，编为专业生产连，进驻豹子湾屯垦。丁勇的思想不通，放松了对战士们的思想工作，于是，这个英雄的连队破天荒地在第一天的开荒中“背了乌龟”，生产成绩落在了全团的最后。丁勇的思想未能及时适应变化了的历史条件，所以他认为部队搞生产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这种思想差距，是丁勇这样一个典型人物在这样的典型环境中产生的。
这样写先进人物的思想差距和缺点，会不会给先进人物脸上抹黑呢？或者说，这样的人物还算不算先进人物呢？毛主席指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周总理说：先进人物主导方面是先进的，积极的，所以是可爱的。丁勇的主导方面是积极的，积极因素不断克服消极因素。丁勇有缺点，但通过他战胜缺点的英雄姿态，他的优秀品质显得更为光采。
“四人帮”炮制的“三突出”原则，鼓吹突出所谓“第一号人物”，塑造所谓一贯正确、绝对“高大完美”的“英雄典型”。这是完全违背历史规律和艺术规律的。恩格斯说：“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杜林先生的相反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它把事情完全头足倒置了，从思想中，从世界形成之前就永恒地存在于某个地方的模式、方案或范畴中，来构造现实世界”。“四人帮”就是这种唯心论的先验论。在他们看来，作品中的主要英雄人物，不能是现实斗争生活中先进人物的典型化的反映，而只能是按照他们的“原则”“突出”出来的结果；作品中的其他人物，更不能是来源于生活的有生命的个性，而只能是按照他们主观排定的“座次”，作为“第一号”的“陪衬”物而存在的；因此，作品的政治倾向性，也不能从人物关系和性格发展所构成的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只能是把事先早已规定好的政治概念作为标签贴在主要人物身上，然后通过主观地“设置矛盾”、“采取深度和广度措施”把它“突出”出来。在“四人帮”统治文艺界的那些年里，《豹子湾战斗》也曾被用“三突出”原则来加以改造。改造方案：其一，是将丁勇推向主要对立面人物的位置，而另外凭空再写一个“第一号人物”与丁勇作斗争，尽管按“三突出”原则拚命加以“突出”，仍然没有生命。其二，将丁勇这一人物支离分割成两个人，也就是保留丁勇的“优点”部分，使其成为“第一号人物”，而将其“缺点”部分剔出来，写成另一个对立面人物（副连长），其结果是两个人物都没有生命。可见，“三突出”是“四人帮”运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来摧残革命文艺创作的极其阴险毒辣的手段，它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大敌。
二、周总理指出：写先进人物，应该写他的发展、成长。先进人物所以先进，是因为他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经验。
一切事物都在其自身的矛盾运动中发展，如果停止了发展，也就停止了生命。无产阶级先进人物也是不断地在斗争中成长发展的，如果他的思想不再发展了，就要落后于形势，向其自身的对立面转化，先进人物也就不成其为先进人物了。丁勇的思想之所以产生差距，就是由于他用原有的观点来看新的事物。后来他了解到战士们夏天的单衣和过冬的棉衣全发不下来；敌人阴谋要用经济封锁把我们冻死，饿死，困死；特别是从毛主席亲笔题字的那架纺车和毛主席穿着带补钉衣服的那张照片，丁勇深深感到革命形势的严重性和自力更生搞生产的伟大意义，促使他思想改变。经过四年的奋斗，丁勇及其连队，在豹子湾战斗中取得了重大战果。丁勇通过他在这一场特殊战斗中的成长发展过程，显示出多么耀眼的英雄的光采！
“四人帮”所规定的“三突出”原则，却强制作者笔下的“第一号人物”“起点要高”，一出场就不许再有发展。他们最忌讳表现“第一号人物”的内在矛盾和思想发展。他们所谓的冲突，就是让“第一号人物”无休止地去斗争和改造别人，而决不触及自己的灵魂。毛主席说：“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四人帮”所鼓吹的“三突出”原则是直接和毛主席的这一教导相对抗的。他们反对写英雄人物的发展成长。他们把英雄人物的成长阶段和成熟阶段绝对地对立起来，所谓“第一号人物”只能是成熟的英雄而不能是成长的英雄。甚至儿童文艺作品中的“第一号人物”也不许写他的成长。这是公然鼓吹超越实践、超越人物发展的“先知先觉”、“生而知之”等“天才论”黑货。在《豹子湾战斗》被用“三突出”原则加以改造的时期，也曾出现过这样的场面：戏刚开始，“第一号人物”丁勇已经“预感”到部队不会去前方，而要留在后方，任务不是打仗，而是生产。当时，生活斗争还没有任何启示，命令也没有下达，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的方针还没有灌输到连队指战员中来，可是丁勇已经先于实践、先于党的指示而预感到一切。这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改造力量又如何显示出来呢？一个作品中的英雄人物究竟要“高大”、“成熟”到何等程度，这要看在一定的典型环境中的这一特定典型人物思想发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四人帮”鼓吹的“第一号人物起点要高”，“一出场就不能再发展”，“一写成长就不高大完美”，等等，都不过是林彪的“最、最、最”和“顶峰论”的变种罢了。“三突出”原则驱使人们凭空地机械拼凑虚假、伪善的形象，这种人物只尚空谈，专会整人，思想是静止和封闭的。由于“四人帮”已事先规定好了作品的政治倾向、矛盾冲突和性格特征，所以这种“第一号人物”就往往打上“四人帮”的思想烙印，甚至是他们的形象的影子。《反击》和《盛大的节日》就是突出的例子。
三、周总理指出：有些同志在写先进人物时把先进人物神化了。现实中的先进人物是最平凡、最普通的。现实中没有神化了的人物。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是群众的代表，是群众的智慧和创造的集中表现。现实中的英雄人物都是生活在群众之中，与群众共呼吸，时时处处虚心向群众学习的。如果有人处处以英雄自居，在群众面前摆起一副英雄的架子，这种人肯定不是英雄，而是英雄的对立面。
然而，“四人帮”的“三突出”原则，强制作者把“第一号人物”写成处处高踞群众之上的“救世主”。他们把“第一号人物”写成“天生之才”和“超群之才”，这种人物超越自己的实践范围和经历，懂得一切，预见一切；并且超越群众超越党，驾驭一切，指挥一切，在党群关系、军民关系、上下级关系中，都要突出他个人，完全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英雄”就是“救世主”，他不出场，党和群众都束手无策，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他一出场，逢凶化吉，化险为夷，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批评过那种把革命派的领导人“画成一种官场人物，脚穿厚底靴，头上绕着灵光圈”的绘画，是一种丑化革命者的行径。周总理在谈到《豹子湾战斗》时又明确提出不要把先进人物神化了。“四人帮”有意地反其道而行之。很明显，他们的“三突出”原则就是要把我们今天的工农兵英雄描绘成旧时代的官场人物。“四人帮”强制推行“三突出”原则的罪恶目的，就是要在舞台上突出他们这伙以“英雄”自居、高踞于群众头上的资产阶级野心家的形象。“三突出”的要害就是突出“四人帮”。这个“原则”是为“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