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评所谓“管卡压”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再评所谓“管卡压”
王澈
一个工人老师傅走进了锅炉房，发现值班的徒工在睡大觉。他把这个徒工推醒了。
“嗨，你怎么睡起觉来了？”
这个徒工却不服气：“睡一会儿又怎么了，你管得着吗？”
“值班时间不能睡觉，这是规章制度！”
“这是管卡压！”徒工又顶了一句。
“这怎么是管卡压？……”
于是这位老师傅面临一个任务：他要向这个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年轻人解释，这不是管卡压，是合理的规章制度。换句话说，他要划清合理的规章制度和“管卡压”的界限。怎么划清呢？说这不是“压”，好办；说这不是“卡”，也不难；可要说这不是“管”，就讲不通了。他刚才明明管了这个徒工，怎么能否认掉这个“管”字呢？可是“管卡压”三个字，在这里是连在一起的。你“管”了他，就是“卡”了他“压”了他。三顶帽子合成了一顶，一下就全扣到头上了。你看，又是“管”，又是“卡”，又是“压”，岂不是很难听么？这样一来，他似乎也理不直气不壮了。
类似这样的事情，在一些受“四人帮”严重干扰的工厂企业里是经常发生的。经过几个月来对“四人帮”煽动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情况已经大有好转了。但是，对必要的合理的规章制度，嘴上不骂“管卡压”，思想上并不通的情况还是有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我们不但要支持那位工人老师傅，让他大胆地管，坚决地管，而且还要帮助那位青年徒工，使他认清这个问题，自觉地清除“四人帮”的谬论对他的毒害。现在，一个声势浩大的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正在全国蓬勃开展，许多工厂企业都在学习大庆的岗位责任制，纷纷着手建立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这就更加迫切地需要抓住揭批“四人帮”的阶级斗争这个纲，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只有这样，学大庆才是学到了根本。而这项工作就包括重新审查“管卡压”的概念，彻底肃清“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的流毒。
文化大革命初期出现反对“管卡压”这个提法，本来是针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办企业的路线的，也就是“马钢宪法”的那一套，搞一长制，搞专家治厂。有些工厂的领导人一不依靠群众，二不做思想政治工作，关起门来订规章制度，不管必要不必要，合理不合理，都要强迫工人遵守。在这种情况下，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得不到改革，工人的合理化建议得不到重视，工人搞技术革新得不到支持。那的确是压抑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束缚工人手脚的。尽管“管卡压”的提法本身不科学，但在当时这个问题并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后来林彪和“四人帮”煽动无政府主义，出现了“规章制度无用论”，这时“反对管卡压”这个口号的矛头实际上就不是对着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而是对着一切规章制度了。所谓“火烧一切规章制度，彻底解放工人”，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有的工厂停工停产，工人都不上班了，还在那里反对什么“管卡压”，这岂不是笑话！“四人帮”的这一手，比刘少奇的危害作用大多了。同样的口号，在不同时期起着不同的作用。在开始，是工人群众拿着这个口号去反对刘少奇的一套；到后来，是“四人帮”利用这个口号反对革命的纪律。所以，现在主要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管卡压”的问题，而是生产中许多事情无人管理、无人负责的问题，是肃清“四人帮”煽动无政府主义造成的流毒和影响的问题。这时，“反对管卡压”这个口号，就充分暴露出它的缺点来了。“四人帮”之所以特别喜欢这个口号，因为这个口号本身是笼统的，可以供他们利用。在“四人帮”没有垮台之前，彻底抛掉“管卡压”这顶帽子是办不到的，在那种情况下提出“划清合理的规章制度和‘管卡压’的界限”，也可以说是一种斗争方式，是把问题推进了一步。现在，“四人帮”既然已被打倒，是我们彻底澄清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回到本文开头举的例子上来。我们不主张提“划清合理的规章制度和‘管卡压’的界限”，因为这种提法意味着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不管不卡不压的，而一切“管卡压”统统是不合理的。这样一来，那位老师傅就必须把“管卡压”三个字全都否认掉。其实，他根本用不着否认这个“管”字，问题只在于管得对不对；换句话说，在于划清合理的管和不合理的管的界限。如果不管，锅炉爆炸了怎么办？这一点道理很清楚，用不着多说。
那么“卡”字又如何呢？有管就有卡，这是“管”字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只能反对不合理的卡，不能反对合理的卡。“卡”字本来是指在交通要道设置的检查或收税的地方，如“关卡”。我们的海关就是做这种事情的。拿工厂企业的管理来说，质量检验员就是对产品质量把关的，其他许多事情也要有人把关。人民日报今年二月十五日发表的石油化学工业部大批判组的文章说得好：“不合格的产品出厂，不卡行吗？搞计划外项目，盖楼堂馆所，不卡行吗？违反财政制度，胡乱花钱，不卡行吗？滥用原料、材料、燃料，不卡行吗？”对这些不卡，国家财产和人民利益就会遭受损失，坏人就会钻我们的空子，资本主义就会在我们国家畅通无阻。
就是对“压”字，也要分析，要划清“压敌人”（这是必须的）和“压人民”（这是错误的）的界限。如果阶级敌人在工厂搞捣乱破坏，就是要坚决斗争，坚决镇压。只有压制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首创精神，压制民主，才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反对。但是，“四人帮”乱扣“管卡压”这顶帽子，并不是因为被扣帽子的工厂压迫或压制了工人，而只不过是因为它们坚持了合理的规章制度，或者甚至是因为它们压了阶级敌人。同时这里也要讲清楚：党有党章，国有国法，军有军纪，厂有厂规，它们都是有一定的强制性的。毛主席说，“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66页）同样，对个别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而造成国家财产损失的人给予处分，这和把人民的敌人当作一个阶级来压迫是有原则区别的，绝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样的情况也叫做“压”而加以反对。
由此可见，这里有好几条界限，而这些界限全被“四人帮”抹煞了。按照他们的逻辑，管就是卡，就是压，管卡压就是资产阶级的，就是修正主义的，就是不合理的。这样一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无产阶级的规章制度，不存在什么合理的规章制度，一切规章制度都是资产阶级的，都是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无非是劳动管理、计划管理、财务管理、物资管理、技术管理、设备管理，等等，总之离不开这个“管”字。而一和“管”字沾上了边，就是“管卡压”！不要“管卡压”，只好干脆不要规章制度。这一点，“四人帮”自己心里是很明白的，他们要搞“不用规章制度管理的工厂企业”，不正是这个意思吗！
有的同志有这种想法：“管卡压”是“四人帮”骂我们的，我们为什么要承认？但是，“四人帮”把一切“管卡压”都说成是坏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同意？“管”字本来就不是贬义词；而最难听的那个“压”字，我们过去就不是笼统否认的，我们从来就是公开承认要压迫敌人的。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很类似一百年前恩格斯遇到的问题。那时西欧（主要是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宣扬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纪律，把一切纪律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的。他们手里也拿着一顶帽子，不过不叫“管卡压”，而叫“权威”。“他们只要宣布这种或那种行为是权威的，就足以给它定罪了”。恩格斯称他们是“反权威主义者”。他们不加分析地把“权威”弄成了一个贬义词。恩格斯说，“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由于“这两种说法都不好听，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又使服从的一方感到难堪”，于是无政府主义者就想否定一切权威。恩格斯写《论权威》，就是要阐明：不能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权威和服从都是必须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权威并不消失，只不过是改变了形式。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林彪一伙的思想影响下，有一部分同志也一度发生了这种误解，以为一切权威都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从字面上看，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我们的同志大概都会承认，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权威，而在于要什么样的权威。如果是无产阶级的权威，不管是学术的还是政治的，都是我们需要的。但是“管卡压”的问题不也是这样吗？有权威就有服从，有管就有被管，这两者的意思是一样的。从服从的一方看来，可能两者都“不好听”，甚至“感到难堪”，可是不要又怎么行呢？这是从人民内部来说的。至于对敌人，那就正象恩格斯说的那样，要“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去对付他们，这就是镇压。“四人帮”不提“反对权威”，可是他们换了一个方式，叫做“反对管卡压”。他们想把“管卡压”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以为只要宣布这种或那种规章制度是“管卡压”，就足以给它定罪了。可是，这和“反对权威”又有什么两样？难道恩格斯说的权威，在一定意义上不就是“管卡压”的权力吗？要权威，就不能笼统地提反对“管卡压”；不要任何“管卡压”，哪里还有什么权威？
“四人帮”拚命煽动无政府主义，可是他们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法西斯分子。他们口口声声“反对管卡压”，他们自己就不搞“管卡压”了吗？这要看怎么说。他们破坏生产，搞打砸抢，是不许别人管的。可你要积极干社会主义，他们就要管了，给你当头一棒，叫做“唯生产力论”。他们自己可以挥霍国家财产，花天酒地，光是给他们几个人看的黄色影片一次就进口几百部。可是对有利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的合理的进出口，他们就要卡了，不是骂“卖国主义”，就是骂“洋奴哲学”。大庆要建一个引进的化肥厂，江青就声言“那可不行”，“要拆掉”，拆不掉时就把参加建厂的技术工人抽走。这不是“卡”是什么？至于“压”，那就更多了。“四人帮”的爪牙、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的翁森鹤明目张胆地说：“我们法家就是要对工人实行高压。”他私定法律，私设公堂，私立监狱。凡是反对他的干部和工人，轻则剃光头、拔头发，重则关土牢、上扁担拷。说这是“管卡压”，还太轻了！这是道道地地的法西斯专政！
我们则要反其道而行之。对“四人帮”煽动的无政府主义歪风邪气，就是要管！对“四人帮”支持的资本主义倾向，就是要卡！对“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及其社会基础，就是要压！我们这样说，是不是对“管卡压”作了新的解释呢？其实，一点也不新。“四人帮”攻击合理的规章制度是“管卡压”，难道不正因为它管了无政府主义，卡了资本主义，压了阶级敌人？只是他们不明说而已。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赞成。如果对这些都不管不卡不压，那岂不正好符合“四人帮”的心愿？岂不是听凭他们搞垮经济，搞乱全国，乱中夺权？
总之，我们还是上次说过的那句话：问题不在于有没有“管卡压”，而在于谁管谁卡谁压，怎样管怎样卡怎样压，管什么事情，卡什么东西，压什么人。这里首先是谁管谁卡谁压的问题：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是我们还是“四人帮”？在这两者之间，不是你管他，就是他管你；不是你卡他，就是他卡你；不是你压他，就是他压你。——这就是在“管卡压”问题上两个阶级的斗争。
有了“管卡压”，是否就没有自由了呢？这要看哪个阶级的“管卡压”和哪个阶级的自由。我们要的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我们要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这种状态，只有少数人觉得自由，觉得高兴，绝大多数人是感到憋气的。而且“四人帮”煽动无政府主义，不过是他们的手段，一旦他们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政府，他们还能允许别人对他们闹无政府主义么？不行。那时他们就要放手对工人搞“管卡压”，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那时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就要被剥夺得干干净净，沦为真正的奴隶。人民要保卫自己的自由，就要打倒“四人帮”一伙，对他们实行专政，并且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建立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什么人觉得合理的规章制度是“管卡压”呢？首先是“四人帮”一伙，其次还有人民内部那些受无政府主义影响较深的少数人。他们之所以有这种感觉，因为合理的规章制度确实管了他们，卡了他们，甚至（对敌人来说）压了他们，他们觉得不自由。但对绝大多数自觉遵守纪律的工人群众来说，建立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把生产搞上去，正是他们的希望，他们根本不感到自己是受“管卡压”，不感到“难堪”或不自由。
我们说对“四人帮”和他们支持的一套要实行“管卡压”，这里说的“管”，是指对错误的行为进行干预、制止的意思。但是“管”字还有别的意思，就是“负责”的意思，“指挥”的意思，“管理”的意思。即使工人觉悟都很高，人人都能自觉劳动，这样的“管”仍然是需要的。正因为这样，恩格斯才说，在未来社会里也还需要权威。至于社会主义的权威同资本主义的权威的根本不同，这一点恩格斯也清楚地说明了。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推翻“以自己的权威支配财富的生产和流通的资本家”，让工人阶级自己来管理工厂。恩格斯设想，每个车间时时都发生的有关生产过程、材料分配等问题，可能是根据领导各劳动部门的代表的决定来解决，在有的情况下也可能是用多数表决的办法来解决，但是不管怎样，他们必须有权威。这个权威可能是一个代表，也可能是一个负责执行有关的大多数决议的委员会。换句话说，这个权威是代表工人群众的，是体现民主集中制的。现在，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成了国家的主人，工厂企业的主人。“四人帮”一伙有这样一个荒谬的逻辑：既然工人是主人，那就只能管别人，不能让别人管，否则就不是主人而是奴隶了。根据这样的逻辑，他们就把大庆的“三老四严”诬蔑为“提倡奴隶主义”，大庆的岗位责任制是“资产阶级管卡压”。这是纯粹的胡言乱语。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的领导是通过共产党来实现的。我们的工厂企业所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干部和工人有分工的不同，没有根本的对立。按照鞍钢宪法的原则，干部也要参加劳动，工人也要参加管理。大庆的岗位责任制，是经过工人、技术人员和领导干部三结合多方讨论，由群众自己订，自己执行。这是民主的管理，从本质上说，是工人群众自己管理自己。岗位责任制不仅是对工人的，干部也要遵守。对干部的要求，甚至更多一些，更严一些。对执行岗位责任制的情况，干部可以检查工人，工人也要检查干部。这是工人阶级真正当家作主的体现。
工人群众自己管理自己，这就是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所说的“自治”。他指出：“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这就是说，绝对权威和绝对自治都是没有的。因此，工人实行自治，并不意味着工人就不要服从权威了。工人可以废除资本家的权威，但是还要服从别的权威，除了自己的代表的权威以外，还有自然规律的权威。恩格斯指出：人越是征服自然力，自然力也越是对人进行“报复”，要人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恩格斯用“专制”这个词，就更“不好听”了，可是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你要征服自然，取得自由，就得老老实实地服从自然的规律，包括服从反映这种规律的规章制度，不听就要受惩罚。自然规律是不讲情面的。恩格斯写这篇文章后一百年来工业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他的科学预见。现代化的企业越来越自动化，各车间越来越联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一个环节出了毛病，甚至一个螺丝钉的松动和脱落，都可能影响全局，真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这种情况下，规章制度当然越来越严格，不管社会制度如何。从国外引进一个项目，随着就有一套操作规程，有时多达几百条，清规戒律可谓多矣。按照“四人帮”的说法，应该扣上“资产阶级管卡压”的帽子。可是不要这一套操作规程行不行？不行。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制度，我们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有阶级性的（如工资制度），一部分是没有阶级性的（如技术操作规程）。对后面这部分还要一分为二，除了大部分是合理的（合乎科学的）以外，也还可能会有一部分是不合理的，或者是不适合我国情况的。毛主席说：“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要划界限，就应该这样划界限。如果说，“资产阶级管卡压”仅仅是指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制度中有阶级性的、不合理的那一部分，那么，它和我们说的“合理的规章制度”是可以划清界限的，否则就是划不清界限的。“四人帮”对这些根本不作分析，统统斥之为“资产阶级管卡压”而一脚踢开，不过是故意捣乱，破坏生产罢了。
我们在加强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的时候，也要防止另一种可能出现的倾向。我们既要反对“四人帮”煽动的无政府主义，又要反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我们说笼统地提“反对管卡压”是错误的，并不是说刘少奇的那一套就是正确的。合理的规章制度必须坚持，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必须改革。刘少奇的那一套是束缚工人手脚，“四人帮”是不要规章制度，我们则要“按照法律放手放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9页），或按照规章制度放手放脚。当然，对文化大革命前的规章制度，也要一分为二，不能认为都是刘少奇的一套，都是不合理的。无论文化大革命以前还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都有正反两面的经验，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在这方面，大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典范。大庆的经验，一方面是反对刘少奇的一套的，一方面也是反对“四人帮”的一套的。他们既反对了不依靠群众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又反对了无政府主义的不要管理。他们不是把思想政治工作和合理的规章制度对立起来，而是把两者结合起来，并且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首位。认为有了规章制度就毋需思想政治工作，同那种认为有了思想政治工作就不要规章制度的想法一样，都是错误的。不要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已经做够了，现在只是订规章制度的问题。我们还有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做，比如怎样对待规章制度，怎样看待“管卡压”，这里面就有许多思想问题。“四人帮”倒是重视“思想工作”的，他们所谓的思想工作就是造反革命舆论，搞乱人的思想，我们不能低估他们的影响。
问题不仅在于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问题还在于改造人和锻炼人。正象列宁所指出的，无政府主义的阶级基础是小生产者。我们国家的小生产势力是比较大的，“四人帮”就利用了这一点。小生产，例如家庭手工业，是不需要什么规章制度或严格纪律的。在小生产被大生产代替的过程中，小生产者也在大企业中得到了改造，变成有组织、有纪律的工人阶级，这是工人阶级能够战胜资产阶级的重要条件之一。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还要继续在阶级斗争中和对自然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改造小生产者，同时改造自己。随着工业学大庆运动的发展，将会出现一代新人，也就是大庆的英雄儿女那样的新人。他们没有奴隶主义，不盲从，不迷信。对于“四人帮”那样的阶级敌人，无论他们有多大的权威，大庆人也敢顶敢斗，横眉冷对，决不屈服。另一方面，大庆人也不受无政府主义的干扰，能够用革命的纪律严格约束自己，自觉地服从无产阶级的权威。英雄的大庆工人，就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