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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干加巧干 年年夺高产——昔阳县大寨大队为革命大搞科学种田的经验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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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77-07-20
第1版()
专栏:

苦干加巧干 年年夺高产
——昔阳县大寨大队为革命大搞科学种田的经验
在海拔一千一百米的虎头山上,大寨的粮食平均亩产由一九五三年的二百五十斤,逐步增长到去年的一千一百二十斤,基本上是直线上升,没有因灾减过产。
大寨的粮食为什么能高产?就农业生产活动来说,他们主要抓住了两条,一是在改变生产条件上狠下了硬功;二是在科学种田上大做了文章。概括起来是苦干加巧干,年年夺高产。
新套套来自新思想
大寨在大搞科学种田中,每前进一步都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阶级敌人的破坏,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干扰是大搞科学种田的一个很大阻力,但大量的阻力来自右倾保守思想和旧的习惯势力。
斗争实践使大寨党支部认识到,大搞科学种田,既是科学技术领域里的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要搞好科学技术领域里的革命,改变老祖宗留下的落后生产条件和技术条件,不仅要同阶级敌人斗,同资本主义斗,还必须同保守思想和旧的习惯势力斗。保守思想突不破,旧的习惯势力不扫除,就推不开新技术,创不出新套套。事实正是这样,大寨每一个科学种田新套套都是同保守思想和旧习惯势力斗出来的。一九七○年,大寨粮食亩产过了千斤以后,党支部提出改革旧的耕作制度,“旱地变水地,一茬变两茬,粗粮变细粮,高产更高产”的奋斗目标。但有些人却说:“树再高还能顶着天?”也有人说:“咱种的太行山地,打的是江南粮,该满足了!再变还能变出个啥样样?”大寨党支部认为,这种思想反映了革新、前进同守旧、倒退的斗争,于是提出了胜利面前斗“骄”字,高产面前斗“满”字,对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了有力地批判。通过批判,大家认识到:事物是不断发展的。新套套和高产量也是相对的。“四不专种”、“三不空”当时在大寨是充分利用地力的新套套,但比起“一茬变两茬”来就成了旧套套。如果只守不创,死抱住原来的套套不放,非落后不可。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冲破了右倾保守思想的束缚,在无霜期短、地温低、过去连小麦也不能种的北方高寒山区,实行了耕作制度的大改革,试验成功了“小麦套种玉茭一茬变两茬,粗粮变细粮”的新套套,两茬亩产最高达到了一千七百斤。为大面积高产更高产闯出了新路。到一九七六年,大寨一年两作面积已经扩大到三百亩,平均亩产一千四百斤。今年又开始试验“一茬玉米过双江、三茬亩产一吨粮”的新套套。实践使大寨人坚信:新套套来自新思想,不怕生产没潜力,只怕思想有阻力,只要思想不停顿,增产潜力无止境。
依靠群众才能做出好文章
科学种田靠谁搞?大寨党支部认为,靠群众。群众就是大搞科学种田的主力军。
大搞群众运动首先必须有一支思想、技术过硬的专业科研队伍,成为科学种田的骨干。早在一九六三年,大寨就成立了一个干部、老农、科技人员“三结合”的科研小组,后来又吸收了回乡知识青年参加。大寨党支部十分重视科研队伍的培养和提高。他们对科研人员,注重在政治上关心,在工作上大胆支持,在技术上鼓励他们为革命刻苦钻研,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并积极给他们创造学技术的条件。经过十多年的培养,大寨的科研小组已经成为一支很有战斗力的科学试验队伍。他们不仅敢想敢干,不怕失败,为高产更高产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创造了许多新套套,而且积极给党支部当参谋,在大搞科学种田中真正发挥了骨干带头作用。
大寨在努力培养专业科研队伍的同时,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科学试验活动。实践证明,广大群众不仅有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且有丰富的生产斗争经验和无穷无尽的创造力。为了把群众性的科学试验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大寨每年都要进行三次群众性的总结评比活动。一般是在春播结束后和快要秋收前,分别进行两次大评比,及时发现和解决科学种田和各种试验中存在的问题。秋后系统进行总结,干部、群众一起鉴定科学种田和各种试验的经验和成果。这样大家一起干,一起议,一起总结,使群众性的科学种田和各种试验搞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
学会辩证法 巧干有办法
大寨党支部认为,搞好科学种田要尊重科学,懂唯物辩证法。用唯物辩证法指导实践,处理好三个关系:
一是要处理好小田试验和大田推广的关系。大寨搞科学种田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总是从大田需要出发,从小田试验入手。他们在搞小田试验前首先调查研究,在大田里找题目,在小田里做文章,把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试验的主课题。小田试验成功后,先在小区示范,然后拿到大田推广,及时发现和解决推广中存在的问题。这样,就使小田试验真正成了农业技术革新的前沿阵地和探索增产规律的重要方法,做到了小田试验为大田推广服务。
二是处理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大寨的干部、群众说:毛主席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是成龙配套的,八个字缺了一个就不灵。
怎样才能全面落实农业“八字宪法”呢?他们正确处理主要矛盾同次要矛盾的关系,从当地的实际出发,首先抓准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做到“敲锣敲在锣心上”。农业集体化以后,他们根据大寨土地贫瘠,跑水、跑肥、跑土的特点,首先在土字上大做文章。随着土的问题逐步解决,水又成了发展农业生产的薄弱环节。从一九七二年开始,大旱了十七个月,“海绵田”上的干土层达到了一尺多厚。这个严重的事实使大寨党支部认识到,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是互相转化的。在一定条件下,农业“八字宪法”里任何一个字都可能上升到矛盾的主要位置。“抓土不抓水,天旱吃大亏”。于是,他们又提出了“天大旱,人大干,抗旱抗到水利化”的战斗口号,下大力解决水的问题,苦战了几年,实现了库、池、渠配套的水利灌溉网,使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变成了水浇地,开始结束了“靠天吃饭”的历史。大寨党支部从实践中感到,农业“八字宪法”里的八个因素是互相联系的,抓好了,就能互相促进,抓不好,就会互相影响。不抓土这个基础,其它七个字就无用武之地,因为土层薄,地不平,有水不能浇,再好的种子,再多的肥料,也难高产。但抓土又离不开抓水、抓肥,不抓水和肥,土层再厚也长不出好庄稼。有了土、肥、水,种子、密植、田间管理跟不上来,也不能充分发挥土、肥、水的作用。农业“八字宪法”配了套,产量才能大提高。
三是处理好内因和外因的关系。农业“八字宪法”的八个因素,不管那一个因素都是通过其它条件起作用的。处理内因和外因的关系,就是在抓每一个因素的时候都要根据不同的条件采取不同的措施,做到因时因地制宜。比如选用优良品种就是根据各个地区和各个时期的条件决定的。原来大寨种植的玉米主要有“金皇后”和“大黄”两个品种。为了保持这两个品种的优点,克服它们的缺点,他们就用这两个品种杂交,培育出了新的玉米品种——“晋杂一号”,成了大寨大面积推广的一个优良品种。但是随着生产条件的不断改变,“晋杂一号”就跟不上形势了,因为它不抗倒伏,不宜密植。他们又根据需要培育出了能高产、抗倒伏、宜密植、品质好的“大单一号”、“大单二号”玉米新品种,丰产田每亩收一千四百斤。去年大面积推广,比“晋杂一号”增产两成。再如密植,也是根据土地、肥料、光照、品种等条件决定的。大寨过去有句农谚:“玉米地里卧下牛,还嫌种得稠”。每亩只种七、八百株。推广了密植以后,亩产大幅度增加。后来,施肥越来越多,土地越来越肥,有人主张进一步密植,陈永贵同志又经过实践以后却主张适当减少株数。结果,适当减少一些株数,反而增了产。近几年来,由于推广了宽垄密植新套套,合理利用了光照、地力,又培育了适宜密植的新品种,玉米株数又增多了,每亩达三千株,比原来最稠的时候还多六百多株。在稀植——密植——适当减稀——再到密植的过程中,有些思想保守的人曾说:“你们过去提倡密植,说是合理,现在提出减少株数,又说是合理,反正你们常有理。”大寨的干部说:“不是我们常有理,主观符合了客观就有理,主观不符合客观就没理。”
大寨搞科学种田特别强调干部带头。他们说:“当干部不懂科学技术,不懂农业‘八字宪法’,就没有领导农业生产的资格。”在这方面,陈永贵同志给大家做出了样子。他从一九五三年就开始搞试验田,是大寨科学种田的创始人,农业生产的“全把式”。大寨一个又一个科学种田新套套,都凝结着他的心血和汗水。党支部书记郭凤莲不仅敢想敢干,学习生产技术也很钻研。她经常向老农和科技人员请教。那个品种是什么特性?那项技术该如何掌握?她都要打破沙锅问到底。正因为大寨的干部重视科学种田,又能够亲自带头,才取得了领导科学种田的主动权,使科学种田越搞越好。
驻大寨联合报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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