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是用笔杆子杀人的刽子手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四人帮”是用笔杆子杀人的刽子手
何令修　曹贵林
党的十大以后，“四人帮”有组织、有计划地刮起了一股“批宰相”的妖风。他们在上海的写作班子罗思鼎首先发难，抛出了《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江青看后啧啧称赞，夸奖说：“这篇文章好就好在批了吕不韦，吕不韦是宰相。”接着，两校大批判组也抛出了《孔丘其人》，把孔丘作为“宰相儒”的祖师爷来批。南北遥相呼应，敲响了“四人帮”批宰相丑剧的开台锣鼓。此后，“批宰相”就成为“四人帮”批林批孔的一项重要内容。
“四人帮”为什么要这样起劲地批宰相呢？宰相是封建社会的最高行政长官，他秉承皇帝的旨意，处理封建国家的内外事务。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宰相就是皇帝的助手和政府首脑。由于宰相的这种重要地位，往往成为历史上一些野心家觊觎的对象。吕后在刘邦临终时，对安排谁担任相国的职务最为关心。刘邦死后，她策划夺权篡位的一个要着，就是罢了右丞相王陵的官，夺了左丞相陈平的权，提拔亲信审食其、侄子吕产为相。“四人帮”继承吕后一类野心家的衣钵，利用宰相在历史上是政府首脑的称号，居心险恶地拿它来影射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影射我们的总理，策划篡党夺权。“四人帮”刮起的那股“批宰相”的妖风，表面上批的是历史的亡灵，实际上攻击的是我们的总理。周总理逝世以前，他们集中攻击周总理。周总理逝世以后，他们又集中攻击代总理和继任总理的华国锋同志。他们把“批宰相”的文章叫做“政治文章”，这就不打自招地泄漏了他们的险恶用心。
“四人帮”是一伙惯于造谣言、放暗箭的政治流氓。他们所以选择“批宰相”这个题目大造反革命舆论，不仅因为“宰相”这个靶子可以用来影射总理，而且因为文章是做在历史上的宰相身上，更便于他们用伪造历史的卑劣手法，造谣诬蔑，罗织罪名，进行政治陷害。他们象巫婆一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呼唤出各色各样的历史亡灵。一会儿是批“复辟倒退”的宰相，一会儿是批“折衷主义”的宰相，一会儿又是批“投降卖国”、“崇洋媚外”的宰相，真是应有尽有。
“四人帮”伪造历史的手法，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罗思鼎的头头公开鼓吹：“写历史文章要生动，可以七真三假”，“这是文学加工，造出来变成真的了”。其实，他们的文章岂止是“七真三假”的问题。他们“写历史文章”是假，阴谋篡党夺权是真。他们笔下的
“宰相”，不但经过了他们的“文学加工”，而且经过了他们的“政治加工”。
例子之一是孔丘。《孔丘其人》一开头就说：“今天，彻底揭露孔丘的反动面目，对于识别王明、刘少奇、林彪这一类政治骗子，反击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很有意义。”所谓“王明、刘少奇、林彪这一类政治骗子”是指谁呢？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江青在一次会上露了底。她叫嚣：“现在有很大的儒”，“要不为什么批林批孔？”她还说，这个“现代的大儒”不是刘少奇，也不是林彪。他们的矛头对准谁，不是很清楚了吗？《孔丘其人》中的孔丘，正是根据他们的这一反革命需要虚构出来的。陈成子弑齐简公，孔丘请鲁哀公出兵讨伐这件事，史书记载只说“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四人帮”却故意把孔丘说成是“七十一岁、重病在床”的病人。这是什么“文学加工”？分明是丧心病狂地影射攻击病情恶化的周总理。“四人帮”在这个假孔丘身上，放肆地发泄他们对周总理的刻骨仇恨，什么“复辟狂”、“两面派”、“伪君子”，用语之恶毒，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仅如此，《孔丘其人》说：“孔老二这个家伙，一不懂革命理论，二不会生产劳动”，“他的生产知识等于零”。可是在《再论孔丘其人》一文中，同一个孔丘却变成了装出一副“关心民众、发展生产”的样子，“提出‘使民以时’，不要影响农业生产。俨然一个‘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为什么同是一个孔丘，在“四人帮”的笔下前后会有这样绝然不同的脸谱呢？原来，《再论》是在一九七六年二月发表的，在这之前，华国锋同志一九七五年十月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伟大战斗任务。“四人帮”疯狂反对华国锋同志的报告，江青公然诬蔑说：“这个报告说轻一点是修正的！”一九七六年二月，毛主席亲自批准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四人帮”对此极端仇恨，《再论》一文就用这些恶毒的语言影射攻击华国锋同志。
例子之二是吕不韦。《吕氏春秋》这部书，是吕不韦让他的门客集体编纂的。由于书不是出于一人之手，诸子学说兼而有之，所以《汉书·艺文志》把它列入“杂家”。“四人帮”偷梁换柱，竟据此把吕不韦说成是“折衷主义者”，是“用‘杂家’的面目来掩盖极右的儒家本质”。然后又把笔锋一转，大骂吕不韦一类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常常摆出一副平正、公允的面孔，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态度来掩盖自己的极右本质”；“表面上不偏不袒，实质上千方百计保护反动派，对革命派则是力图置之死地而后快”。谁都知道，周总理一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四人帮”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周总理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周总理总是教育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时坚决保护受林彪和“四人帮”打击迫害的革命干部。周总理还在各种场合，耐心说服和教育两派群众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四人帮”对此十分仇视，他们在北京市的那个黑干将，曾经公开诬蔑周总理是“和稀泥”的“温和派”。他们捏造的这个假吕不韦，就是为了影射攻击周总理而设的靶子。“四人帮”这种无耻诽谤丝毫无损于周总理的高大光辉形象，而恰恰暴露了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用心。
例子之三是霍光。历史上的霍光在汉武帝身边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武帝临终时，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的身份受命辅佐昭帝，在昭、宣两朝秉政，继续执行武帝的各项政策。“四人帮”出于他们的反革命需要，在由梁效炮制的《读〈盐铁论〉——西汉中期儒法两家的一场大论战》一文中，竟篡改历史，利用“盐铁之议”大做文章，把霍光说成是“奴隶主残余势力”的“黑后台”，“用孔老二的徒子徒孙、贤良文学作为他的炮筒子”，企图“改变汉武帝的政治路线”。人们还记得，批林批孔运动初期，江青到处写信送材料，曾经诬蔑一些国家机关的负责同志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孙”。“四人帮”所以要对霍光大张挞伐，就是为了影射攻击周总理，诬蔑周总理是“保守势力”的“后台”。姚文元唯恐读者不了解他们的用意，还加上了一段：贤良文学“竭力吹捧‘周公之时，士无贤不肖，皆可与言至治’，拚命要求‘复往古之道’，就是要复辟古代奴隶主专政的统治秩序”。这样，就更加突出了他们诬蔑攻击周总理的反动意图。
例子之四是李鸿章。一九七四年，“四人帮”在外贸和“风庆”轮的问题上，制造事端，掀起了一阵反革命的鼓噪，疯狂反对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他们在上海的余党，为此专门布置炮制了一篇《李鸿章出洋》的“历史故事”，在一个刊物上发表。讨论选题时，他们放肆地诬蔑国务院的一些部门“浪费了大量的外汇，买了些没有用的东西”。按照他们定下的调子，这篇“历史故事”借李鸿章一八九六年游历欧美一事，肆意歪曲历史，影射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李鸿章出洋，是要加强清政府与沙俄等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勾结。当时帝国主义列强曾以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做一笔军火生意。但实际上李鸿章此行“一无所购”，使列强大为失望。“四人帮”不顾历史事实，把李鸿章出洋说成是购买舰船军火，其目的是为了与交通部经周总理批准购买外轮联系起来，诬蔑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搞“洋奴哲学”、“崇洋卖国”。文章中还故意借群众的口吻大骂：“洋枪，洋船，洋货，见了洋人的东西就象亲老子一样，求呀！拜呀！我真不明白这些官老爷安的什么心。总有一天要把他们全都……”语藏杀机，凶相毕露。作者原稿还画龙点睛地加上一笔：“李鸿章是总督、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是那时‘官老爷’的代表人物。”
“四人帮”批宰相是为了他们自己要当宰相。
“四人帮”对总理的职位觊觎已久。江青在一九七一年就恬不知耻地吹嘘：“总理不在的时候让我管。”一九七四年筹备四届人大期间，“四人帮”加紧篡权活动，妄图组织他们的“内阁”。梁效、罗思鼎之流，竭力为他们的“组阁”阴谋制造舆论。有的文章借王安石变法影射攻击说：“当时，朝廷里的元老重臣，都是一些墨守成规、腐朽不堪的儒家老顽固，他们最怕改革，听说神宗要让王安石参政，十分恐惧，极力阻挠。”文章还借古喻今地大声疾呼：“天下之论，以金陵（王安石）不作执政为屈。”公然为“四人帮”“组阁”请命了。
毛主席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中指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四人帮”利用历史，炮制黑文，借批宰相为名，行反周总理和华主席之实，用笔杆子杀人，自以为得计。但是，不管他们怎样伪装，尾巴总是藏不住的，结果必然受到历史的无情惩罚。他们所炮制的那些批宰相的文章，成了他们反革命的可耻罪证。把这份罪恶的记录拿出来作为反面教材，用以提高我们的嗅觉，增长我们识别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的能力，这应该说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