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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指引长征胜利的灯塔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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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77-09-09
第3版()
专栏: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指引长征胜利的灯塔
肖华
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热烈欢呼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大好形势下,我们纪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心情格外激动,更加怀念我党我军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主席。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五十多年中国革命的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取得的,毛主席的旗帜是胜利的旗帜。毛主席为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垂不朽的。我们纪念毛主席,就要认真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使毛主席的光辉形象,世世代代铭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鼓舞我们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胜利前进。
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是毛主席领导我党我军进行长期革命战争中的一次极其光辉的伟大革命实践。毛主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政治、军事和组织上战胜王明、张国焘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中国工农红军粉碎蒋介石反动军队的围追堵截,把党和红军重新引向胜利的道路,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毛主席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今天,回顾长征的战斗历程,重温长征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更深刻地领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继续革命,落实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做好各项工作,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
(一)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毛主席亲自领导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创建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开辟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制定了正确的建党原则和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制定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为中国人民指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党我军在土地革命战争中胜利前进,先后开辟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及其他革命根据地。
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兴起,引起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极端恐惧和仇视。从一九三○年十二月开始,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怂恿、支持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毛主席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主客观情势,在强大的敌人“围剿”面前,亲自指挥红军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诱敌深入,寻机歼敌,各个击破,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取得了粉碎第一、二、三次“围剿”的伟大胜利,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革命形势一派大好。
但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却使我们党经过艰苦斗争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遭到了惨重的损失。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全党的统治。王明等人自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他们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否定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他们否认敌强我弱的特点,低估了农民游击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主张立即进攻中心城市;他们否定毛主席的一整套正确军事原则,另搞了一套所谓“新原则”,主张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用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代替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他们始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继则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最后变成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他们排斥毛主席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大搞宗派主义;他们到处派遣“钦差大臣”,强制推行其错误路线,企图按照他们修正主义的面貌来改造党。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路线。
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下,一九三二年一月,临时中央作出了“三次‘围剿’被粉碎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强迫红军去夺取中心城市,结果使红军蒙受了重大损失。只是由于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着深刻的影响,中央红军才于一九三三年初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以七十余万人的兵力,采取堡垒主义的“新军事原则”,向中央根据地及邻近的湘赣、闽浙赣等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王明路线的领导者在敌军步步为营的反动策略面前,仍然盲目轻敌,继续推行冒险主义方针,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打烂坛坛罐罐”、“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等错误主张,迫使红军同优势的敌军死打硬拚,结果处处被动,到处挨打,使我军遭受严重损失。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两个月之后,国民党的十九路军公开与蒋介石破裂,成立福建人民政府。毛主席主张利用福建事变这个有利时机,以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这样,就有可能迫使敌人回援,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并能援助福建人民政府。然而王明路线的领导者们,根本看不到由于日本侵略中国而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根本不懂得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竟把同国民党反动派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他们拒绝毛主席的正确方针,以致丧失了粉碎敌人“围剿”的一个有利时机。蒋介石镇压福建人民政府以后,又回过头来向中央根据地进攻。王明路线的领导者转而实行军事上的保守主义,以分兵抵御和短促突击来对付敌人的进攻。敌人依托堡垒五里一推,十里一进,步步进逼;王明路线的领导者不懂得只有集中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才能粉碎敌人的堡垒战,反而实行六路分兵,全面抵御,结果给了敌人以各个击破的机会。这时林彪和彭德怀也趁机鼓吹“短促突击”,积极为王明错误路线效劳。
第五次反“围剿”进行到一年时间,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毛主席主张立即改取战略进攻的方针,以主力向湖南中部挺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但是王明路线的领导者又拒绝了这个正确主张。这样,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迫使红军只有实行战略转移这一条路了。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被迫长征,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
(二)
红军战略转移开始,主力往哪里去?如何突破重围?这是亟待解决的战略方针问题,也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重大问题。王明路线的领导者这时表现了惊慌失措,他们消极避战,只顾逃跑,夺路突围,企图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在军事上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因此,长征初期,红军到处被动挨打,虽然连续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但红军遭到严重损失,由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至不到四万人。而且这时,蒋介石已在通往湘西的途中布下重兵,准备聚歼红军,如果继续前往湘西,无异虎口投食,只能招致覆灭。
红军广大指战员已经清楚地看到:两条路线,两种结果。在毛主席领导下,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事业就节节胜利,蓬勃发展。王明的错误路线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就使红军连连失败,陷于绝境。全军想念毛主席,迷雾途中盼太阳。全军指战员迫切要求撤换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热切盼望毛主席马上回到领导岗位,领导全党,统帅红军。
在党和红军处于危急关头,毛主席力挽狂澜,提出了停止去湘西,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的主张,为红军指明了正确的战略方向。这个建议,得到了军委大部分同志的赞同。十二月,红军攻克黎平,进入贵州。党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会议,按照毛主席的意见确定向遵义地区前进。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出敌不意,强渡乌江,占领遵义,从而避免了落入敌人陷阱的危险。
在遵义,党中央召开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集中地批判了王明路线在军事上的机会主义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重新肯定了毛主席的正确军事路线,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是我们党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折点。从此,中国革命的伟大航船,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光芒万丈的灯塔照耀下,乘风破浪,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遵义会议的喜讯,象春风一样迅速传遍了红军。广大指战员欢欣鼓舞,群情振奋,情不自禁地欢呼:“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跟着毛主席就是胜利!”
遵义会议以后,毛主席洞察全局,确定了北上抗日的根本战略方针。毛主席率领经过整编的红一方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进入川南,准备渡长江北上。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几十万重兵向我进逼包围,妄图聚歼我军于川南地区,于是,毛主席当机立断,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原定计划,率领红军在川滇黔边机动作战,英明地组织了四渡赤水和抢渡金沙江的战役。这是毛主席用兵如神的光辉范例。
在四渡赤水中,红一方面军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声东击西,忽南忽北,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弄得敌人穷于应付,疲于奔命,完全听从毛主席的调遣,打乱了敌人的整个“追剿”部署,红军由被动完全转为主动。四渡赤水的胜利,为以后执行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红军转败为胜的关键时刻,资产阶级野心家林彪,竟然多次跳出来反对毛主席的英明指挥,反对毛主席的运动战思想,妄图向毛主席夺权。在抢渡金沙江前后,他竟然吹起一股要改变军委领导的反党阴风,妄图捧出彭德怀来指挥全军。林彪的这些恶劣行径,在会理会议上受到了毛主席、党中央的严厉批评。
会理会议以后,红军在毛主席的率领下,发扬压倒一切敌人,战胜一切艰险的英雄气概,又取得通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胜利,继续北进。
(三)
在胜利地进行了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之后,毛主席又领导党和红军,同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分裂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一九三五年六月,毛主席率领红一方面军长征到四川懋功地区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了。
这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蒋介石坚持反共卖国政策,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更加高涨。毛主席根据国内外政治斗争形势的变化,为了领导和推动全国的抗日运动,争取中国革命的大发展,又及时提出了继续北上到陕甘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当时窃据四方面军领导地位的张国焘,却被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围追堵截吓破了胆,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悲观失望,极力反对毛主席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张国焘原是王明路线的领导者派到鄂豫皖根据地的“钦差大臣”。他坚决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并极力推行自己的一套军阀主义和逃跑主义路线。他继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据地之后,又于一九三五年三月,擅自撤离了川陕根据地,率领部队向西退却。同一方面军会合以后,张国焘仍坚持他的退却逃跑主义路线,主张向青海、新疆或川康边陲逃跑。是北上抗日还是南下逃跑,这关系着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一场新的两条路线斗争,又提到党和红军面前。
六月下旬,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毛主席采取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严肃的斗争。毛主席指出,只有北上才能使红军得到发展,才能在全国范围内扭转革命所遭到的挫败,才能推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迅速到来;而西进或南下,则因脱离了国内政治斗争的中心地区和深入地薄人稀的少数民族区域,必将置红军于非常困难的地位。毛主席英明地指出了红军胜利的方向,但张国焘不听劝告,坚持错误,顽固反对北上。他还依仗人多枪多,妄图改组中央军委,篡夺军权。为了这个罪恶目的,他召开反党会议,散布谣言,攻击中央,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当时怀有野心的林彪,和张国焘的反党活动一拍即合,他无耻吹捧张国焘的退却逃跑主义路线是“正确”的,叫嚷什么张国焘“路线不对,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公然为张国焘辩护。在这场严肃的两条路线斗争中,林彪是站在张国焘一边的。
毛主席率领一方面军翻过几座大雪山,于七月下旬到达毛儿盖。经过党中央政治局毛儿盖会议的反复斗争,张国焘才被迫同意四方面军北上。因为时间被张国焘耽误了一个半月,经松潘北去的大道为敌胡宗南部所控制,红军不得不改道分左右两路经草地北上。八月二十七日,毛主席率领的右路军(包括一方面军的两个军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胜利地走出草地,到达巴西,接着在包座歼敌胡宗南一个师,打开了通向甘南的门户。而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包括四方面军的三个军和一方面军的两个军团)则到了阿坝地区。在巴西,毛主席多次打电报催促张国焘率部向右路军靠拢,以便共同向甘南出击。但张国焘执意向西退却。在党中央一再批评之后,他反而荒谬地要求右路军重过草地南下。在他的无理要求被拒绝时,竟下密令,妄图以“武力解决”党中央,危害党中央和毛主席,公开进行分裂主义的反党活动。在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得悉张国焘的反党阴谋,立即把这一重大情况报告了毛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同时,徐向前同志对张国焘这一罪恶行为,进行了坚决抵制。党中央当即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脱离危险境地,随即率部北上。
九月十二日,党中央在川甘边界的俄界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实质是被敌人进攻所吓倒的右倾机会主义,是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党中央除了给张国焘去电申斥其分裂罪行外,又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严正指出“南下没有出路”,“南下是绝路”。但张国焘决心沿着反党分裂道路走下去,竟然召开与中央直接对抗的“阿坝会议”,反诬北上方针为“右倾逃跑”,并颁布所谓“大举南进”计划,欺骗和强迫四方面军去实行他那个南下方针,后来竟悍然成立伪中央,自封“主席”,公开打出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叛党黑旗。
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分裂主义路线阻挡不了红军胜利前进的脚步。毛主席和党中央率领一方面军继续北上,穿过荒无人烟的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占领哈达铺,通过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十月十九日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在毛主席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指引下,红一方面军经过了历时一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和陕北红军及由鄂豫皖游击根据地北上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取得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开创革命新局面的出发点。
以后,在毛主席领导下,红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亲密团结,共同进行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都亲临前线指挥作战。这次战役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和红一方面军北上取得伟大胜利相反,张国焘南下的错误路线导致了惨重失败。南下半年,部队由原来十万人减少到四万人,陷入进退失据的困难境地,被迫向甘孜地区撤退。
一九三六年六月,红二方面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胜利到达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时张国焘南下失败,在党中央严肃斗争下已被迫取消伪中央。由于毛主席、党中央再三督促,由于朱德、刘伯承同志和二方面军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的坚决斗争,也由于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错误路线进行了抵制,张国焘被迫同意四方面军同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与前来接应的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但张国焘野心不死,又擅自密令四方面军由靖远西渡黄河,企图经甘肃西部向新疆逃跑。在一部分部队渡河之后,因敌情变化,张国焘本人和两个军才留在河东。但已经渡过黄河的西路军部队二万余人,在敌人的围攻之下惨遭失败,这就宣告了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最后破产。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十一月,在毛主席的指挥下,红军三大主力胜利地进行了山城堡战役,全歼敌一个整旅零两个团,击溃另外的两个师。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最后一仗。在帝国主义策动下,蒋介石动员了全部的反革命力量,对红军进行了十年之久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妄图消灭红军的反革命企图,终于被最后粉碎了。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取得了完全的胜利。“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从此,全党全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使中国革命走上了向全国大发展的光辉前程。
(四)
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回顾长征的伟大战斗历程,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毛主席这一论断的无比正确。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点燃的武装斗争之火,发展到燎原之势;革命根据地从分散的小块的,发展到连接几省的大块红色中央苏区;蒋介石反动派调集数倍于红军的反革命武装,对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实行轮番“围剿”,红军不但没有被敌人消灭,反而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接连四次粉碎了敌人的反革命“围剿”,并在反“围剿”中不断壮大了自己;在长征路上,红军四渡赤水,调动了敌人,造成有利时机,聚歼敌人,击破了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的重重堵截包围,变被动为主动,胜利北上到达陕北根据地,等等,从正面说明了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就能发展,斗争就能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中的退却逃跑主义,处处被动挨打;张国焘搞分裂主义、逃跑主义,使红军遭受严重损失,等等,从反面证明了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就受挫折,就遭失败,已有的根据地和革命武装就会丢掉。长征的伟大实践,极其深刻地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我党我军的生命线,是指引我国革命胜利的光辉灯塔。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就无往而不胜。我们学习毛主席长征中坚持两条路线斗争的伟大实践,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坚持反修防修,就要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永远遵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四人帮”反党集团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是蒋介石国民党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他们从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利益出发,推行一条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疯狂反对和极力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长期以来,他们不准宣传长征,恶毒攻击我党我军忆历史、讲传统是“怀古”、“复旧”,是“为老家伙评功摆好”,“为走资派树碑立传”,甚至公开反对宣传发扬革命传统,把宣传我党我军的革命历史和优良传统,说成是什么“回头看,开倒车,搞复辟”,把攻击的矛头直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砍倒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否定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功勋,否定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的广大革命老干部,以达到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心愿,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率领全党一举粉碎了
“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取得了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进攻的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最坚决地捍卫了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推向前进。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刻。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全党全国面目一新,形势一片大好。但是,我们面临的任务仍然是很艰巨的。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我们面前仍然还有新的“雪山”要攀,有新的“草地”要过。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革命精神,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满怀信心,乘胜前进。我们一定要永远高举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十一大路线,抓纲治国,抓纲治军,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
有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我们祖国的前程似锦。我们一定能够在继续革命的新的长征中,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七年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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