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会见美国一等兵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毛主席会见美国一等兵
〔美国〕霍华德·海曼
当我刚刚得知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时，我顿时呆住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是个美国人，在纽约出生、长大并在那里生活。然而，毛泽东却曾非常直接地影响了我的生活。
一九四四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派我，军号为三二七○三九八○的一等兵霍华德·海曼，到驻中国昆明的第十四航空队总部工作。当时我还不满二十一岁。
一到中国，我就看见到处是疾病、乞丐、饥饿，到处是衣衫褴褛的人们，到处是卖淫和死亡现象。许许多多骨瘦如柴的青年拉黄包车，活到二十五六岁就死去……
我在中国呆了大约一年零八个月，慢慢地，啊，是十分缓慢地，结识了一些朋友。在我们之间的友谊加深、互相比较信任以后，他们开始向我讲述他们对于未来的希望。他们使我得知，北方还有一个中国，也在打法西斯，同时又警惕地注视着时刻准备袭击他们的国民党人的动向。
我的中国朋友向我讲述了延安的情况，那里的窑洞、著名的长征，当然还谈到他们的伟大导师毛泽东。
临近对日作战胜利日时，我被调到国民党战时首都重庆。重庆有中国共产党人设立的办事处。美国和其他外国新闻记者经常到那里去获取消息、新闻简报等等。一年多以来我们一直听说延安的中国是另一种样子。甚至每周一次前去为美国设在那里的小气象站运送供应品的美国空军的机组人员也说，“另一个中国”里有些不一样的、令人感到清新的情况，但是他们无法了解到底是什么情况。我的朋友和我必须去亲眼看一看。我们开始花费一些时间到重庆的中国共产党办事处去走走。那时，毛泽东和蒋介石正在进行著名的重庆谈判。这一谈判是为组织联合政府而作的最后的努力。谈判失败了。
在二十二岁上，我为能够看到北方的那“另一个中国”的一个缩影，能够见到它的一些人并同他们交谈，感到特别兴奋。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六日，这种交往达到了高峰。我们知道毛泽东主席吸烟吸得很多，甚至听说他在延安自己种烟草。我们就从自己的配给中拿了几条美国香烟，并写了一张表示希望中国人民有一个繁荣、和平的前途的便条，把这张便条和香烟留在中国共产党办事处。
几天以后，有人告诉我们，毛泽东主席接受了我们的礼物。作为答谢，他希望我们下周去同他一起吃饭。
我们去了。三个很年轻的美国士兵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和后来成为新中国领导人的另外几个人一起吃了饭。下午和晚上的一多半时间，我们花在谈论中国和它的前途，以及设法回答毛泽东问我们的关于美国情况的很深刻的问题上，但是常常答不上来。
学者和历史学家们可能向你们讲述毛泽东主席是一位诗人、历史学家，或革命家。可是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位热情、恬静、关心人的人，他能很容易地立即使你不感到拘束。他与他自己手下人员的相互关系也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毛泽东主席同工作人员、领导人、厨师和招待员的相互关系是一种友爱和热情的关系。我没有发现丝毫自负、讲究礼仪、神气十足或其他任何做作行为的迹象。
一九七六年七月，我有幸同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批美国退伍军人一起，带着我们的家属重游中国。我们重访了我们驻扎过的所有地方。我们看到的，确实是个新中国，一个人民穿得好、整洁、健康和幸福的国家。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已不再是我们一九四四和一九四五年时所看到的农村和城市了，今天的重庆也不是三十一年前我所见到的重庆了。看到重庆清洁的街道和大量的住房建筑，看到一个完全靠自己的集体力量建设起来的城市，我不禁流下了热泪。
也许我现在有点儿意识到为什么我在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时呆住了。毛泽东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教导全体中国人民靠团结一致的集体力量站起来的指导力量。一九四四和一九四五年我十分熟悉的那一些中国人是他的学生中的一部分。而他们，加上我最近所看到的新中国，则是我的老师。
（摘译自美国《新中国》季刊一九七七年春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