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清“哈尔套经验”的流毒——揭批“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炮制“哈尔套大集”的滔天罪行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肃清“哈尔套经验”的流毒
——揭批“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炮制“哈尔套大集”的滔天罪行
编者按：“四人帮”篡党夺权闹得正凶的时候，他们在辽宁的那个死党，跑到彰武县哈尔套公社炮制了一个“大集”的经验，恬不知耻地称之为什么“社会主义大集”。他们用取消正当集市贸易的恶毒手段，破坏社会主义商业，打着“改造小生产”的旗号，破坏社员的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妄图从生产和流通两个方面搞垮社会主义经济，瓦解无产阶级专政。
“四人帮”控制《人民日报》期间，一九七六年五月九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刊登了“哈尔套大集”的所谓调查报告，在全国商业战线造成极坏的影响，受到各地干部和群众，尤其是农村商业战线广大职工的强烈反对。辽宁省商业战线的职工直接身受其害。辽宁省供销合作社深入揭发了“哈尔套大集”出笼的经过和造成的危害。我们把它发表出来，希望各地商业战线的同志们，都起来揭发“四人帮”对商业战线的干扰和破坏，彻底肃清其流毒。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曾经搞了一个彰武县的所谓“哈尔套大集”的经验，对抗大寨红旗，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捞取政治资本。当时“四人帮”控制舆论阵地，发了一个所谓的调查报告，《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流毒很广，我们也身受其害。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辽宁省商业战线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大量的事实，深揭狠批“四人帮”搞这个“大集”的罪恶阴谋。
贴着社会主义标签　干反社会主义勾当
这个“大集”究竟是个什么货色呢？它根本不是一般的集市贸易，而是“四人帮”及其死党打着革命旗号搞反革命的一个场所。他们规定，赶集的时候要扎牌楼，放鞭炮，宣传车开路，群众排列方队，敲锣打鼓扭着秧歌进街。要公社领导干部带着家人、扛着猪肉游行，以表示“带头交售农副产品”。要青年干部打着旗子走在各生产队的队伍前面，叫作“造成一种青年势力”。他们还把什么“文艺革命”、“教育革命”、归还欠款等等，统统塞进“大集”。
他们搞的这种大集，纯粹是强迫命令、弄虚作假、劳民伤财的典型。每次赶集以前，强行向生产队和社员摊派农副产品交售任务，规定“个个要赶集，人人不空手”。有的社员家里没有养猪养鸡，他们逼着人家去买肉、买蛋来交售。交售的猪肉、鸡蛋，又不许直接送到收购站去，要车拉肩挑先在街上游行。哈尔套不产鱼，他们下令从外地调鱼来赶集。已经调进城市的猪肉、蔬菜，也要倒流运到集上来，为他们撑门面。他们的这种做法，与社会主义商业的服务方向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严重地破坏生产、坑害群众。去年八月五日一次大集，哈尔套公社就浪费三万多个劳动日。由于抽出大量劳力去为赶集排方队、练秧歌，误了田间管理，造成秋后普遍减产。赶集时把猪绑在车上游行，由于天热，一天就死了四十三头。彰武县兴隆堡公社举办六次大集，共浪费资金一万三千元。广大群众气愤地说：这纯粹是败坏社会主义家业的坑人集、祸国殃民的害人集！
搞“大集”是个形式，他们给“大集”安排的主要内容却是批“民主派”，斗“走资派”，按照他们的法西斯语言，就叫做“给干部开刀”，而且要“刀刀见红”。哈尔套公社党委书记有一个女儿，按规定可以留在身边，“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硬说他没有送子务农，先是派人对他轮番训斥、谩骂，然后逼他在大集上带头检讨，还把省、地、县三级干部都叫来开“现场会”。谁要对这种做法表示一点不同的看法，当场就被“批判”。他们打着“思想领域里革命”的旗号，把大批干部打成“走资派”、“还乡团头子”，又批又斗。彰武县二百六十一名大队支部书记，被他们搞掉了一半以上。他们还利用“大集”把许多贫下中农打成“走资卒”，叫嚷“现在阶级关系发生了新变化，不能从户口本上看成份”，说大集是“教育改造农民的最好形式”，用各种借口，对那些看不惯他们恶劣行径的贫下中农进行迫害，实行法西斯专政。
妄图把社会主义经济搞乱
“四人帮”用这个“大集”搞乱了农村商业，搞乱了党的经济政策，破坏了生产，破坏了党同农民的关系，在哈尔套公社和彰武县，以至在辽宁省，都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目前，我国农村商品交换主要是通过社会主义商业进行，有些地区集市贸易已完全由社会主义商业所代替。“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竟胡说什么“大集已经成了农村经济交流的主要形式”，强令农村的一切商品交换都要通过“大集”进行。有集市的地方要办大集，原来没有集市的地方也要搞大集。他们搞的这种大集，既不按照农副产品上市的季节举办，也不根据农民的需要举办，而是随心所欲，他们想什么时候办就什么时候办。这样一来，农村一切正常的购销渠道全被打乱了。生产队和社员手中的农副产品不能及时出售，商业部门不能按照国家计划和农村的需要组织收购和供应，农村急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能及时得到供应，一切经济活动都要等到举办“大集”的时候才能进行。这种做法破坏了城乡物资交流，给群众带来很大灾难，从根本上违背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还利用“大集”搞什么“生产领域的占领”，肆意破坏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破坏多种经营，破坏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他们打着“改造小生产”的幌子，公然反对毛主席提出的“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和发展“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十二项生产的指示，提出“砍杂耍”的反动口号，把多种经营全砍掉。他们把社队有计划建立的副业生产基地，诬蔑为“给资本主义絮了窝、扎了根”，把社员从事正当的家庭副业，诬蔑为“给资本主义供氧输血”。甚至不准上山采蘑菇、挖药材，眼看山货、野果无人采集而烂在山上，他们洋洋得意，说是“烂掉了资本主义”。他们还搞了个批“四辣”运动，不准种辣椒、大葱、大蒜和烟叶，谁种就说谁“搞资本主义”。由于他们这样疯狂践踏党的政策，彰武县的农副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粮食产量下降，多种经营减少，农副产品收购量也随着大幅度下降，给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都造成很大困难。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商业部门发扬为群众服务的优良传统，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千方百计地为农业学大寨运动服务，为群众生活服务，同贫下中农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农村商业职工走乡串队，送货上门，收购到队，服务到户，支援了生产，方便了群众，受到了广大干部和社员的拥护和赞扬。“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强迫群众围绕着他们炮制的那个“大集”转，侵犯群众利益，严重地破坏了商业部门为群众服务的优良传统，损害了党和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四人帮”吹嘘他们炮制的“社会主义大集”是“农村商业的一场革命”，“有了哈尔套经验，农村方向、路线问题解决了”。现在越看越清楚，他们所说的农村商业的革命，就是反革命，就是把社会主义农村商业搞垮，使商业部门收购不到，供应不了，使群众要卖的卖不了，要买的买不到。投机倒把、黑市交易这些资本主义的东西乘机泛滥起来。这个贴着“社会主义”标签的“典型”，原来是一个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标本。
要害在夺权
“大集”的出笼不是偶然的。在四届人大召开前夕，“四人帮”为加紧组阁到处奔忙。他们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急忙跑到彰武县哈尔套公社，炮制了这么一个黑典型，妄想用这个典型来压倒大寨红旗，为“四人帮”树碑立传。他不准辽宁省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而要全省都推广哈尔套大集的经验，胡说“哈尔套经验学好了，什么都有了”。
这个“大集”一出笼，“四人帮”如获至宝。叛徒江青叫他们在文化部的亲信去拍摄了彩色电影，在全国放映。他们的爪牙狂叫：“电影就是要拍得火辣辣的，象个拳头一样砸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头上”。
他们到处挥舞“大集”这个“拳头”来砸所谓“上面的走资派”，为他们自己篡党夺权扫清道路。当时，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有个同志对“大集”表示了一点不同的看法，他们就编造谎言，制造事端，说“这是上面来的”，“代表着一条复辟倒退的路线”，于是帽子、棍子一起压来。王洪文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利用职权对中央有关部门施加压力。他们想迫使有关部门正式承认这个“大集”经验，在全国范围推广这个黑“典型”。但是，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在全国财贸工作座谈会上，中央领导同志正确阐明了现阶段党对农村集市贸易的政策，使各地干部和群众进一步明确了怎样做是对的，怎样做是不对的。这一下戳到了“四人帮”的要害，他们竟狂妄地大批所谓“政策允许论”，明目张胆地叫嚣不能按政策办事，恶毒地攻击说：“如果按照他们这些当权人的主张去做，就是让刘少奇修正主义上台”，把矛头直接对着华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他们还杀气腾腾地扬言“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到一九七六年，他们更加猖狂，不许任何人对“大集”说半个“不”字。也在这时，文痞姚文元亲自修改了吹捧“大集”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一版头条位置刊登。“大集”一时成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笔政治资本，也是他们用来随意打人的一根棍棒。
随着“四人帮”的垮台，那个喧嚣一时的“大集”早就不存在了。现在辽宁农村商业战线的广大职工，正同全省人民一道，按照党的十一大路线，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死党的反革命罪行，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把他们搞乱了的东西认真纠正过来。各地供销社大力支持农副业生产，帮助社队重新建立副业基地，增加方便群众的经营项目。哈尔套供销社今年以来月月超额完成商品购销计划。在学大寨、学大庆运动的推动下，一个社会主义劳动竞赛高潮正在兴起。
辽宁省供销合作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