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革命丑剧中的一篇代表作——批判吕达对《二十条》的诬蔑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反革命丑剧中的一篇代表作
——批判吕达对《二十条》的诬蔑
中共辽宁省旅大市委批判组
去年三月，“四人帮”通过他们在《人民日报》的那个心腹，授意吕达要搞一篇批判《二十条》的打头文章。并说：“这篇文章很重要，是政治任务，要赶快搞出来”。还一再叫嚣：“文章要跳出工业这个圈子，从政治上批，从战略、总体上批”，“要高屋建瓴，象梁效文章那样，很有气势”，等等。“四人帮”及其死党在旅大把持工交大权的那个亲信，急忙拼凑班子，亲自出点子，公然诬蔑《二十条》“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产物”，“是马钢宪法的活标本”。
吕达这篇文章，由“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那个心腹派人参加，先后搞了四稿，修改八次之多。题目几经变动，调子越来越高。开始，他们给《二十条》定了“对工人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罪名，后来感觉不够劲，又说它是“翻案复辟的罪证”，最后干脆把《二十条》打成是“加快复辟资本主义的《条例》”。经过张春桥、姚文元审定，以几乎整版的篇幅，于一九七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在《人民日报》上出笼。这篇文章，为在全国掀起批判《二十条》的恶浪，划了框子，定了调子，确实是一篇反党代表作。
在这篇文章里，吕达按照“四人帮”的旨意，硬给《二十条》捏造罪名，说它是“背着”毛主席、“背着”党中央搞的。事实是，《二十条》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在国务院领导同志主持下起草的。一九七五年十月，国家计委在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上明确提出了正在起草这个文件。政治局讨论了这个报告。这件事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根本没有批评《二十条》，更没有说它是“大毒草”。这个情况，“四人帮”是十分清楚的。他们这样干，完全是一个政治大阴谋。他们想把《二十条》的起草不仅仅说成是路线问题，而且说成是反党阴谋活动，为打倒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制造新的根据。用心非常恶毒！
《二十条》提出的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被吕达宣判为“不抓阶级斗争”的一个“罪证”，说这是“让人们埋头抓生产、搞建设，不关心国家大事”，“不让工人关心政治”。为了使他们这一荒谬的逻辑站得住脚，吕达还断章取义地引出了列宁的一段话。让我们看看列宁是怎样说的吧。
吕达引用的那一段列宁语录，出自《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列宁是这样说的：“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概念中，政治好象是脱离经济的。资产阶级说：农民们，你们想活下去，就要工作；工人们，你们想在市场上得到一切必需品，生活下去，就要工作，经济方面的政治有你们的主人管。其实不然，政治应该是人民的事，应该是无产阶级的事。”列宁的话能不能得出吕达的结论呢？不能。列宁批驳那种把政治和经济割裂开来的资产阶级观点，正是为了阐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大政治意义。在这段话的前面，列宁给政治下了一个完整的定义：“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反对世界资产阶级而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的关系。”接着，列宁又指出政治斗争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粉碎资产阶级制度遗留下来的东西，粉碎整个资产阶级一再想消灭苏维埃政权的尝试”，“另一方面的任务——建设任务。”在这段话的后面，列宁还指出，随着同白卫分子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都会使斗争的重心逐渐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从事国家建设的政治”。当时，一九二○年，由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白匪的破坏，自然灾害的影响，农民在挨饿，工厂陷于停顿，苏维埃俄国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能否收获更多的粮食，供应更多的煤炭，决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新生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同样，今天苏美两霸是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在这种形势下，加快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也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是一个重大的尖锐的政治问题。因此，怎么能够说《二十条》提出发展生产、实现四个现代化，是熄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不让工人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政治呢？列宁的结论是：“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供应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列宁选集》第4卷第370—371页）对照“四人帮”经常叫嚷的“阶级斗争搞好了，粮食颗粒无收也不要紧”，“路线正确，不出煤也要开庆功会”的胡言乱语，更可以看出他们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是怎样不择手段，任意截取经典著作中的片言只语，歪曲篡改马列主义的。
吕达还攻击《二十条》“否认工人群众当家做主的地位”，“对工人群众实行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吕达在这里除了扣上两顶吓人的大帽子之外，根本拿不出任何根据，只得乞灵于断章取义、歪曲真象的鬼蜮伎俩。吕达说《二十条》“左一个‘严加控制’、‘一律不准’，右一个‘严格执行’、‘决不允许’”，用“王法”来“束缚工人群众的手脚”。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二十条》明明是针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为了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规定每年施工的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和新上项目，要“严格控制”，“新建项目不安排好处理‘三废’的措施，不准施工”；所有企业，要把产品质量放在第一位，“凡是质量不合格的产品，不准出厂”；各单位，都要加强劳动管理，“凡是应当业余进行的各种活动都不准占用生产时间”，“凡是不应当脱产的人员，一律回到生产岗位”；强调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七项生产管理制度一定要有，必须“严格执行”；“凡是以‘造反’和‘反潮流’作为资本，向党伸手，要当党员、要作官的，一律不给”，“决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凌驾于党委之上”。这些明确的规定和措施，有什么不对呢？那一条那一款背离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又那里有一丝一毫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影子？不难看出，吕达无非是打着依靠工人群众的旗号，煽动不要制度、不要纪律、不要管理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倘若按着吕达所鼓吹的那一套搞下去，不搞统一计划，乱上项目，大搞计划外工程，那不是资本主义自由化了吗？倘若按着吕达所鼓吹的那一套搞下去，产品不讲质量，粗制滥造，生产一堆废品，那还有什么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可言呢？倘若按着吕达所鼓吹的那一套搞下去，
“踢开党委闹革命”，以帮代党，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岂不成了一句空话？那样下去，“四人帮”及其亲信和爪牙就可以混水摸鱼，乱中夺权，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这才是真正取消工人群众当家做主的地位，真正是对工人群众实行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
吕达在攻击《二十条》“对工人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之后，笔锋一转，更加恶毒地攻击当时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在工人群众面前趾高气扬，摆出一副大官老爷的架式，而在资产阶级面前却低三下四，露出一副十足的奴才相”，胡说什么《二十条》“一方面竭力宣扬要依靠少数资产阶级‘专家’、‘权威’”，另一方面“公开主张把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技术的希望寄托在外国资产阶级身上”。翻遍《二十条》，根本找不到“依靠少数资产阶级”的字眼，而把“希望寄托在外国资产阶级身上”完全是凭空捏造。他们在这里耍了一个见不得人的鬼把戏。《二十条》写的是，“要实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历史任务，没有大批政治觉悟高而又精通技术、精通业务的人材，是不可能的。”这里所说的“人材”，不仅包括科学技术人员，也包括领导干部和工人。吕达把“大批政治觉悟高”这句话拦腰砍去，又把“精通技术、精通业务的人材”统统打成资产阶级“专家”、“权威”。这不是典型的帽子公司吗？！至于说什么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希望寄托在外国资产阶级身上”，更是荒谬绝伦。科学技术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成套设备，归根到底是外国劳动人民创造的。引进一些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成套设备，也是为了向外国的劳动人民学习，加速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况且，我们这样做，是在自力更生基础上进行的。这怎么能够说是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希望寄托在外国资产阶级身上”呢？在“四人帮”已经被粉碎的今天，吕达的这些喧嚣鼓噪，象泛起的沉渣一样，被淹没在口诛笔伐的汪洋大海之中。“雪侮霜欺香益烈”，被吕达诬蔑成“毒草”的《二十条》，正象饱经风雨的战地黄花，更加散发出浓郁的馨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