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梁效某顾问》——介绍《历史研究》的一篇文章 [复制链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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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梁效某顾问》
——介绍《历史研究》的一篇文章
《历史研究》一九七七年第四期发表了王永江、陈启伟写的《评梁效某顾问》。现在撮要介绍。
在“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以研究儒法斗争史为名，为其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的时候，“四人帮”的反革命别动队梁效的某位顾问先生，又是撰文，又是赋诗，名噪一时，红得发紫。“四人帮”垮台以后，他感到形势不妙，沉闷了一段时间，今年五月间，他又写了一篇《在工作中学习，在工作中批判》的文章，大谈其“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有人吹嘘他这篇文章是对“四人帮”篡改中国历史的罪行“进行了揭露与批判”。但是，把文章拿来一读便可发现，他对“四人帮”的罪行，对他自己与“四人帮”的关系以及他在梁效中的活动，并无只字揭发交待，相反，却把他自己打扮成为上当受骗、可怜而又无害的样子。这就说明：“四人帮”虽已倒台，余孽犹在，而且又舞笔进攻，杀了上来。因此，有必要对这位顾问在“四人帮”横行时期的所做所为进行揭发批判。
这位顾问先生与江青的关系又黑又深。早在一九七一年，江青就派她在北京的那个女黑干将到顾问府上登门拜访，问候致意，此后，江青时而派人赠书，时而遣使慰问，并令其在北京大学的帮羽为顾问重整家院。当“四人帮”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大肆反党，组建那个反革命别动队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时，江青亲自点将，把这个一贯尊孔的人物封为大批判组的正式成员，并赐以顾问头衔。自此，他就成了江青的谋臣策士。一九七四年六月，江青以“研究”儒法斗争为名，去天津煽风点火，进行反党阴谋活动，他以梁效顾问的身份同车随行。一九七六年八月唐山地震以后，江青对唐山人民的死活置之不理，却窜来北大，深夜冒雨躬自登门下访顾问，并合影留念，以示恩慰。
江青对顾问恩宠备至，顾问对江青感恩戴德。对于江青的每一恩典，他不是赋诗答谢，就是以实际行动报效忠心。一九七四年六月他随江青去天津勾当，带病赋诗，写了《咏史》诗二十五首，同年九月在《光明日报》发表。这些诗完全是按照江青在天津讲儒法斗争的那些胡说八道，一方面影射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妄图打倒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方面美化吹捧“四人帮”，要他们篡党夺权，拥江青登基称帝。顾问对于江青要当女皇的野心，一意逢迎。他肆意歪曲历史，极尽指鹿为马的能事，把篡权窃国的野心家吕后和汉高祖刘邦相提并论，胡说什么“刘皇吕后继秦功”。讲武则天的那首诗，顾问尤其用心良苦，反复推敲，三易其稿。先是说：“太宗雄略高宗弱，则天代起继唐功。”这句诗中主角没有突出，随即改为：“则天继续太宗业，唯一法家女英雄。”这句仍嫌笔力不足，未中要害。只说“继续”，岂是“英雄”本色？最后改为：“则天敢于作皇帝，亘古反儒女英雄”。画龙点睛，一语中的，把江青的野心和狂想一下子活脱脱地现于纸上了。“敢于”二字说得何等狂妄，不仅是吹捧、劝进，简直是在拚命鼓动了。关于这一点，顾问在《咏史》初稿后记中有一番注解。他说：“我们讲历史，所着重的，不是朝代的废兴，而是历史发展的阶段。从现象上看，一个朝代反对另一个朝代，把它灭了，取而代之。他们是互相反对的。但从历史发展阶段看，一个朝代往往是接着前朝所未完成的历史使命，继续它的事业。一个新的统治者的地位变了，他的作用也就变了。我的诗中所说的‘继秦功’，‘继唐功’，就是这个意思。”在这里，这位顾问又拿出他过去一贯主张的“抽象继承法”来构造历史唯心论。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说穿了，就是要告诉他的主子江青：篡权窃国，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阶段”，改朝换代，仍旧可以说是“接着前朝未完成的历史使命”；这样，就不必怕人反对了，可以大胆地“敢于作皇帝”。顾问过去讲“应帝王”的时候用了《老子》的一句话：“能受国之垢者，始可为社稷主”，也就是不怕全国人民痛骂的，才能做皇帝。这个话，过去顾问是讲给蒋介石听的，现在则是讲给他心目中的“天之历数在尔躬”的“帮”朝圣主大野心家江青听的。所不同的是，现在比过去讲得更加露骨、更加肆无忌惮。顾问先生不愧为《应帝王》篇的作者，时隔三十多年，益发精于此道了。
顾问这样尽力劝进，当然得到江青的青睐。顾问也就更加卖身投靠了。一九七五年元旦，捞得四届人大代表的几名梁效分子弹冠相庆，纷纷写诗向江青效忠明志，其中以顾问的《奔走在马前》一首最称“佳作”，诗云：“愿奋一支笔，奔走在马前”。就是说，他表示心甘情愿地当江青的马前卒，死心塌地为江青效命驱驰。一九七六年八月，据北京大学校刊报道，顾问在江青深夜冒雨登门造访之后，当时激动地写了一首诗：“无数英雄战地天，红旗高举到前沿，主席关怀如旭日，万人欢腾破夜寒。”当时正是“四人帮”反党活动最猖獗的时候，江青乘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之机，加紧篡党夺权的步伐，到处招摇撞骗，梦想一步窜上女皇宝座。顾问在这种情况下说出了“四人帮”想说而尚不敢说的话。由此可见，他对江青的忠贞已经达到何等程度。
顾问与“四人帮”如此心心相印，一拍即合，当然不只是因为恩宠之情，而是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的。“四人帮”本身与蒋介石反动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都是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干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勾当的，而这也就是这位顾问毕生所从事的事业。顾问同“四人帮”的关系，就是他同蒋介石的关系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众所周知，顾问先生在解放前是蒋介石的御用哲学家、谋臣策士。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他写了《新理学》、《新世训》等六本反动透顶的书，要蒋介石反动派继承孔孟之道，“立道统”，反共反人民。他这套“应帝王”的哲学，深得蒋介石的赏识，由国民党反动政府给以最高的“学术奖金”。蒋介石经常召见垂询，并让他参加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当上主席团成员，与蒋介石平起平坐。顾问则以蒋匪的“文学侍从之臣”为荣，自荐当国民党反动派思想上的“太祖高皇帝”，为蒋介石反动统治“尽伦尽职”，出谋划策，效尽犬马之劳，使出了他“应帝王”的全部本领。请看，顾问对江青的关系和他对蒋介石的关系，何其相似乃尔！可惜的是他所卖身投靠的两个“帝王”，都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顾问在一九七四年二月三日发表的《“克己复礼”是复古主义路线核心》一文中，对他自己走过的道路作了一番总结。顾问说：“过去我的立场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我的世界观和所走的路线，都是复古主义的，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尊孔。过去我在哲学上的写作和行动，都是同当时政治上的尊孔配合起来为当时的复古主义的反动路线服务。”“我是五四运动的人，可是我拥护孔家店。经过五四运动，封建式的拥护方式不行了，我就用资产阶级的方式，其具体的表现就是我在三十年代写的那部《中国哲学史》以及抗战时期所写的宣扬儒家垃圾的那些书。这就同蒋介石的尊孔配合起来，为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服务。解放以后，资产阶级方式又不行了，我就用修正主义的方式，其具体表现，就是我在六十年代所写的那半部《中国哲学史新编》。这就同刘少奇、林彪的尊孔配合起来，为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过去顾问用尊孔的办法，这一次用尊孔的办法不行了，就用“批儒评法”的办法，同“四人帮”配合起来，为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服务。总之，这位顾问的一生，变化多端，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死心塌地为各朝各代、各式各样的反动头子卖命效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顾问每次变化，都要把自己打扮成已经改邪归正、重新做人的样子。特别是解放以后，他已经“脱胎换骨”好几次了。据他自己说，一九六二年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当时就“自以为不错”了，是“好风”（其诗云：“千年留得青春在，长为游人送好风”）。后来，文化大革命使他认识到，原来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不是“好风”，而是“恶风”。经过文化大革命，他的“阶级立场、世界观有所转变”，已经“换得神仙骨”（其诗云：“若非换得神仙骨，怎别恶风与好风”）。可是，这位自称已经具有“神仙骨”的顾问先生却紧跟上了“四人帮”，一头钻进了他们的魔窟。“四人帮”倒台以后，顾问脸不红心不跳，又大言不惭地说：“经过近几个月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揭发和批判，我又认识到，‘四人帮’的所谓历史的研究，就是他们企图达到目的的工具。”有了这个认识，他于是又一次“脱胎换骨”，而且又要“努力为无产阶级争取占领历史科学这个阵地”了。顾问玩弄这套骗人的把戏，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人民群众早已领教过了。再脱几次胎，再换几次骨，也无非还是那个永远也遮不住自己尾巴的老狐狸。
我们奉劝这位顾问先生：好生记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解放初年对你的告诫，做人还是采取老实态度为宜。几十年来，你表演得早已够充分了，你的吃亏就在于不老实。如果真正想脱胎换骨，就应改弦易辙，再不能在你那条“道路”上走下去了，那是一条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