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认真作好出版工作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认真作好出版工作
国家出版局理论组
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出版战线的广大职工，无限崇敬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远铭记他老人家对出版工作的巨大关怀和谆谆教导。
一
我们党的出版事业，是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发展起来的。
远在建党的准备时期，毛主席就十分重视出版工作。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年，毛主席在湖南先后创办了《湘江评论》和文化书社，宣传马列主义，传播革命思想。毛主席亲手为我们出版工作的历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一九四○年，毛主席指示全党：“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党在战争年代的困难条件下，投入了相当数量的人力和物力，在延安建立了出版机构解放社，建立了新华书店；在其他根据地也建立了出版、印刷、发行的机构。为了加强领导，当时在党中央还建立过出版部。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白区的进步出版事业也有很大发展。解放以后，这两支出版队伍胜利会师，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骨干力量。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刚刚建立，毛主席于百忙中亲切地接见了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的代表，并写了“认真作好出版工作”的题词，号召我们为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而努力工作。毛主席制定了出版工作必须遵循的路线、方针、政策。二十八年来，尽管受到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但是，出版事业还是逐步壮大发展的，在出版战线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广大出版、印刷、发行工作者辛勤劳动，为人民出了力，成绩是主要的。重温出版工作的历史，我们更加坚定了在出版战线高举和捍卫毛主席伟大旗帜的决心。
二
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是出版战线的神圣职责。
毛主席一贯重视马列主义著作的出版。抗日战争以来，马列主义著作在我国大量出版。毛主席曾经针对林彪把马列主义同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的罪行，强调指出，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毛主席的指示引导我们进一步大量出版和重印了马列主义著作。
毛主席还曾经指示我们，出版马列主义著作要有我们自己写的序言和注释。这就是要求我们注意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注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努力提高出版工作的思想性和战斗性。在一九七○年的庐山会议上，毛主席严厉批判过陈伯达搞的那个所谓称天才的语录。这就告诉我们，选用语录必须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而不能象林彪、陈伯达、“四人帮”那样摘取片言只语，断章取义，进行歪曲篡改。
毛主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团结战斗、继续革命的胜利旗帜，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出版毛主席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大事，是我们广大出版、印刷、发行工作者引以自豪的光荣任务。“四人帮”极力阻挠和破坏毛主席著作的出版，篡改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全面篡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这是他们妄图砍倒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立即作出了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并且很快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我们出版部门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认真作好毛主席著作的出版工作，以华主席为榜样，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毛主席总是强调出版工作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为这个革命任务服务。毛主席亲自编辑出版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诞生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毛主席为这部书写了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序言，为收进这部书的大部分文章写了精辟的按语，还帮助作者修改文章。《谁说鸡毛不能上天》这个醒目的标题，就是毛主席改定的。我们学习这部书，可以看到，毛主席在这里主要关注的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问题，批判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阐明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正确方针；同时，也对农业机械化、农田水利、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以及科学、教育、文化、卫生工作等等，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出版工作要为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服务，首先是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同时还要努力满足整个革命任务的多方面的需要。近几年来，“四人帮”鼓吹出版部门要跟着他们另搞的一套转，弄得是非颠倒，思路闭塞，使出版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今天，出版工作为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服务，就是宣传党的十一大路线，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贯彻华主席、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按照抓纲治国的八项主要任务，为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全面考虑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对出版物的多方面的要求，发挥出版工作的战斗作用。
毛主席对伟大共产主义战士鲁迅的一生，作了崇高的评价。毛主席一再号召我们学鲁迅的榜样、读点鲁迅，并且多次引用鲁迅的作品和言论教育全党。毛主席对鲁迅著作的出版一直给予重视和关怀。可是，“四人帮”害怕鲁迅的革命思想，害怕鲁迅对狄克、姚蓬子的批判，不择手段地阻挠和破坏鲁迅著作的出版。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毛主席亲自批准了周海婴同志关于研究、注释和出版鲁迅著作的建议，指示立即实行，沉重地打击了“四人帮”的罪恶阴谋。但是“四人帮”没有死心，他们阳奉阴违，继续捣鬼。华主席领导全党粉碎了“四人帮”，为作好鲁迅著作的出版工作扫除了最大障碍。
三
毛主席为文化工作，包括出版工作，制定了完整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主要是坚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推陈出新的方针。近几年来，“四人帮”肆意篡改和疯狂反对这些方针，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对出版工作危害极大。我们一定要打碎“四人帮”造成的精神枷锁，解放思想，敢于革命，坚持毛主席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创造出版工作的繁荣局面。
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为了贯彻执行这一方针，必须打破“四人帮”的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毛主席曾经严厉批判“四人帮”“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弄得“百花齐放都没有了”，百家争鸣也没有了。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不仅作者怕写文章，怕写戏，出版部门同样有这个怕字。毛主席指示，要“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不要求全责备”。“四人帮”被打倒了，出版部门要丢掉怕字，不要怕别人求全责备，我们也不要对别人求全责备。毛主席对《柳文指要》的处理是一个范例。《柳文指要》是一部研究柳宗元的专著，确有新义引人入胜之处，同时也有缺点。这样的书能不能出版，是颇费斟酌的。毛主席看了这部几十万字的书稿，亲笔给作者写信，明确指出，此书的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的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的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同时告诉作者，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这一点，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遵照毛主席复信的精神，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一九七一年出版了这部书。毛主席对《柳文指要》及其作者的分析，给了我们很大教育和启发。我们处理书稿，应当根据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严格区分香花和毒草，划清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是香花，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但是，一般的世界观问题不等于是政治问题，更不能把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问题同政治问题混同起来。我们应当根据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提倡开展积极的批评和讨论，通过出版物促进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促进科学上不同学派的自由争论。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要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今天，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正在走向天下大治，民主集中制正在得到健全，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正在充分发扬。这为我们作好出版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们一定要努力出版更多的具有革命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丰富多采的文学艺术作品，努力出版更多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创造性的学术研究著作，促进各个文化领域的革命，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扩大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毛主席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推陈出新的方针，是为了批判地吸收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以取得借鉴，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近几年来，“四人帮”经常挥舞反对“封资修毒草”的大棒。这是为了实行他们的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反对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破坏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同时也是为了把毛主席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篡改为古为帮用、洋为帮用，恣意歪曲历史，搞影射史学、阴谋文艺。我们一定要揭穿和批判他们这一套手法。对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一九七一年，毛主席亲自批准我们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为我们树立了尊重民族文化遗产的榜样，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资料。如果中国古代文化统统被当作封建主义的毒草而不许出版，那就只能是割断历史，数典忘祖。对外国文化，也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首先是拿过来，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一九七一年，毛主席亲自批准我们翻译出版世界各国历史书籍，是又一个范例。“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如果外国文化统统被当作资本主义的毒草而不许出版，那就只能是闭关自守，故步自封。为了批判地继承民族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我们出版部门有大量工作要做。我们要积极地有计划地整理和翻译出版中国古代的和外国的优秀作品，包括优秀的中外古典文学艺术作品，并且通过出版前言和报刊评论，加强对作品的分析，指导读者阅读。我们要充分地为研究工作者出版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的各种资料。我们还要积极地出版今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的成果，把它作为我们反映各个文化领域革命成果的一个部分。
多年来，毛主席一次又一次亲自过问出版工作。毛主席在评论《水浒》的指示中，还提到对出版《水浒》的具体要求。毛主席批准出版《诗刊》、《人民文学》等文艺刊物，指示恢复《历史研究》等学术刊物，还关怀属于自然科学的专业性很强的刊物《化石》、《动物学杂志》。毛主席还对历史题材小说《李自成》的写作给予支持。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曾经指示由外国语学院编一部质量好的汉英词典；还批准对解放前出版的《辞海》加以修订，并指示可以吸收各方面的老年知识分子，包括犯过严重错误的人参加这项工作，以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毛主席亲自过问出版工作所涉及的面非常广泛，对出版工作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毛主席的这个指示，表达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千方百计地多出书、出好书，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斗争服务，满足广大工农兵和知识分子的广泛的多方面的需要，是我们出版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
毛主席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毛主席对出版工作的巨大关怀和谆谆教导，毛主席亲自过问出版工作的范例，将永远是鼓舞和鞭策我们做好出版工作的动力。我们决心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持党的十一大路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认真作好出版工作，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高潮，为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为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附图片）
瓦窑堡会议旧址　（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