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鲁迅批判民主派”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驳“鲁迅批判民主派”
北京　鲁迅《坟》注释组
“四人帮”为了扫除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抛出了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的反动政治纲领，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基于这种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四人帮”肆意歪曲鲁迅的著作，大叫“鲁迅批判民主派”。就在“四人帮”授意发表池恒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的黑文之后，他们在上海的余党便指令亲信寻找所谓鲁迅批判“民主派”的语录。接着，他们御用的写作班子石一歌，便在《学习与批判》上接连抛出两篇大谈所谓鲁迅批判“民主派”的文章。石一歌摆出鲁迅研究权威的架式，大讲鲁迅当年如何批判“同路人”、“民主派”，似乎鲁迅早就是他们抓所谓“民主派”的“同道”了！“四人帮”及其喽罗这样居心险恶地把鲁迅绑到他们的反革命战车上，伎俩之卑劣实在令人发指！
众所周知，鲁迅在文化战线进行战斗的年代，主要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时期。伟大领袖毛主席曾多次指出：一个革命的政党，一个人民的军队，一个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因此，参加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人，除了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包括鲁迅在内的共产主义战士之外，当然也有大量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这是丝毫也不足怪的。只要这些人赞成、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就都是无产阶级的战友和同盟军，无产阶级对他们不仅要竭诚欢迎，而且要热情地帮助他们前进。不如此，便无法调动千千万万的民众，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深知这一点。他对那些赴汤蹈火、英勇无畏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而献身的战友，从未因为他们的思想上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而排斥或歧视他们。相反，对于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混淆革命阶段、歪曲革命性质、不要革命同盟者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鲁迅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那末，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对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就没有批评吗？当然不是。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阶段，无产阶级为了引导革命走向胜利，就有一个必须帮助同盟者，不断地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同盟者的任务。鲁迅正是这样做的，因为批评也是帮助。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批评和改造的，主要的是他们那种不利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妥协性、软弱性、动摇性和两面性，亦即他们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不彻底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鲁迅对那些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不坚定分子是作过很多批评的。至于那些动不动就“走出阵线之外”，投降、变节甚至出卖革命的叛徒以及那些混进革命队伍的特务、内奸、“蛀虫”，诸如狄克、姚蓬子之流，鲁迅则是愤然斥责，无情鞭笞。我们决不能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同这些人类渣滓混为一谈。
当然，除了批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妥协性、动摇性、软弱性和两面性之外，鲁迅也从共产主义世界观的高度，对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而又愿意前进的战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殷切的希望，反复强调学习马列主义、投身实际斗争、走向人民大众的重要性。凡此种种，是否就是“四人帮”所谓的“鲁迅批判民主派”呢？当然不是。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时期，党内确实有一些人思想还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不能随着革命的前进而前进。对这种人，毫无疑问是需要批评教育的。但这种人是极少数。而“四人帮”所要打倒的恰恰不是这种人。他们所需要的只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这顶大帽子，凡是不肯向他们卖身投靠的老干部，一律给扣上这顶大帽子。至于极少数象马天水那样出卖灵魂的老干部，他们却视若珍宝，“民主派”的大帽子当然戴不到这些人头上。
“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把“同路人”和民主派、老干部等同起来，又歪曲鲁迅批判“同路人”的原意，来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服务。这当然是徒劳的。
关于“同路人”，鲁迅有过明确的定义。在《竖琴·前记》中，他说：“‘同路人’者，谓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鲁迅还指出，“同路人”原来是特指一九二○年左右在苏联出现的一个“非苏维埃文学”的文学团体。它的一些主要成员公然宣称：“我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社会革命党员，也不是帝制主义者。我只是一个俄国人”。这样的“同路人”，跟我们的那些在民主革命中浴血奋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继续前进的广大老干部，显然没有一丝一毫的相似之处。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向把这些久经锻炼的老干部，看成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怎么能够说他们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以此来对他们进行丑化和诬蔑呢？
尤为恶劣的是，“四人帮”违背鲁迅的原意，硬是把“同路人”和内奸、“蛀虫”等同起来。在鲁迅著作中，内奸、“蛀虫”一向是指那些投机革命、混入革命队伍的“假革命的反革命者”，而且一直认为这是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而对“同路人”，鲁迅则一贯主张团结合作，一道前进。当自称“第三种人”的苏汶之流诬蔑左翼作家不要“同路人”时，鲁迅曾经严正驳斥道：“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四人帮”闭眼不顾鲁迅的这些论述，蛮横地把“同路人”和内奸、“蛀虫”划上等号，然后再往鲁迅身上栽赃，其手段之卑劣简直无以复加！
“四人帮”还抓住鲁迅的这样一段话大作文章：“……一切‘同路人’，也并非同走了若干路程之后，就从此永远全数在半空中翱翔的，在社会主义底建设的中途，一定要发生离合变化。”（《十月·后记》）鲁迅的这段论述，是完全符合苏联“同路人”的情况的。“同路人”的那些作家，后来有的走上了反动道路，但也有的成了优秀的诗人和作家。比如曾经受到列宁称赞过的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就一度是“同路人”中的一员。然而经“四人帮”一篡改，鲁迅说的“离合变化”就只剩了变坏的一种意思，根本不存在变好的可能。难道“四人帮”真不懂得“离合变化”的真意吗？当然不是！他们之所以要故意曲解，正是他们篡党夺权的卑鄙目的决定的。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后，随着“四人帮”篡党夺权步伐的加紧，他们的罪恶用心就更加暴露无遗了。一九七六年九月，毛主席刚刚逝世，石一歌就在《学习与批判》上抛出了《不断清除革命队伍中的“蛀虫”》这株大毒草，把罪恶的矛头指向了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满纸都是什么“修正主义路线头子”、“最凶恶、最危险的‘蛀虫’”之类的恶毒影射。值得注意的是，石一歌的这篇黑文，比起梁效的那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大毒草，还要早出笼半月之久！要说这两篇黑文同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黑色信号弹，不是十分恰当吗？！
为了把“老干部都是一时同道的伴侣”这样的私货硬塞给鲁迅，石一歌竟然这样写道：“鲁迅对这号‘同路人’是警惕的。他深切地感到他们‘容易变’，以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许多事都会‘败在他们的手里’……”。粗心大意的读者很容易被石一歌这些“鲁迅里手”唬住，以为他们真是引证的鲁迅原话。可是，人们稍一留意，不行了，这些“吹鼓手”们的骗子嘴脸便昭然若揭了！原来，这里的“容易变”和“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引自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讲话》，而“败在他们的手里”则引自鲁迅给肖军、肖红的信；前者写于一九三○年初，后者则写于一九三四年底；前者批评的是那些高喊革命口号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后者揭露的则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时间、地点、对象、内容、性质全不一样。然而，一到石一歌笔下，这些区别便都化为乌有了！
无独有偶。在“四人帮”把持的另一个刊物上，在一篇貌似研究鲁迅后期杂文辩证法的文章中，又出现了这样一段妙文：
“鲁迅从‘同路人’的堕落和叛变的事实中，认识到‘左翼’是很容易成为‘右翼’的。他说，有些人‘先前确曾和黑暗战斗，但他们自己一有地位，本身又便变成黑暗了’。因为他们参加革命，实际上也‘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象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于是，他们必然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变为不革命，甚至反革命。”这篇文章的作者不愧为石一歌的“小兄弟”，他们也很会玩弄张冠李戴的鬼把戏。被他们引用的鲁迅先生的“先前确曾和黑暗战斗”的一段话，说的是进步文学社团“语丝社”中的一部分人；而把革命看作“争夺一把旧椅子”的则是指剥削的“统治阶级”。这里鲁迅的原文是：“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而“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这个主语对“四人帮”诬蔑、攻击老干部是帮不了忙的，于是就被他们一刀砍去，却将“语丝社”中的一部分人拉来顶替，这样，一条伪造的规律就俨然从鲁迅著作中找到了根据，就可以用来蒙骗不明真相的群众了。究竟这是研究鲁迅还是丧心病狂地阉割、攻击鲁迅，不是非常明显吗？
“四人帮”对鲁迅的一切歪曲、诬蔑和篡改，今天都成了他们失败的可耻记录，而丝毫无损于鲁迅先生的伟大和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