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家暴政赛虎狼——汲、淇国民党区人民呻吟在饥饿线上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蒋家暴政赛虎狼
——汲、淇国民党区人民呻吟在饥饿线上
李自如
“太阳刚一露头，又被云彩遮住了。他妈个屄，还是黑暗世界”。这是汲县城的一个市民，对国民党的统治，下的很恰当的断语。
日寇投降后，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措施，给予人最明确最痛苦的感触，可以用老百姓说的两句谐语表达出来：“修碉堡，挖战沟，差事繁重；要粮款，和柴草，负担不清。”国民党军修筑工事，根本没有间歇过，特别是自五月间杜希尧（汲县国民党县长）及孙殿英到郑州开过“治安会议”以后，国民党当局征工征料，大兴土工，计划汲县全境修筑二百七十七个大碉堡，城垣周围，街衢要口，重要集镇，都被围织在稠密的碉堡网里。交通线上在日寇留下的碉堡线的每一个间隔里，又增添三个碉堡。最有趣的是汲县城里有个望京楼，这是明朝潞王遗留下来的古迹，比城墙高出约两倍，可是蒋日混合造的四路军（即新五军），却硬分派给东北乡在那上面修碉堡。在古人传说里，为了修建望京楼不知死了多少工匠，不意这个故事却又在今日重演，这怎能叫乡长不着急？结果送了三十万礼洋把这件事情“疏通”了。
庄稼汉称为“黄金时期”的麦收季节，各保每天仍得派二三十人去做工，所以在这几天，大多数的乡村，是每天出一斗麦子雇人去做工的。每一个碉堡的完成，都是人民的血泪汗的结晶，据群众的计算，一个碉堡所需的木、石、砖、瓦、工等料及应酬送礼等费，约合二百石麦子，各保为了使自己的工人少受气，少做冤工，应酬送礼成了必不可少的手段，而且是数目相当大的一笔款子。淇县梁乡村给三十军挖铁路沟，叫挖一丈五尺深（原有一丈深），十五丈长，三天到头，因逾了期限未完工，三十二个工人，留在那里昼夜做工，不放回去，后来保长送去鸡蛋两篮（六七百），酒三瓶（九斤），猪肉五斤，洋烟一大篮（十大包），白面两大篮，鞋十双，才算不叫挖了。
人民被迫服这种苦役，心里边早就明白了国民党军要干什么，并预示着他的前途，汲县的老百姓说：“从前日本人就是叫给他修碉堡，挖战沟，等到碉堡修好了，战沟挖齐了，日本也败了，现在中央军又是这样！”又有人说：“叫他修吧，他要打八路，可吃不住八路军的大炮一炮敲”。
人民在国民党统治下的负担数目，更是惊人，国民党的苛捐杂税，是无处不征，无行不有。汲县城一个卖粽子的在春天三个月中即出捐五万多元；无房无地最贫苦的市民每月出门头捐（也叫锅底捐）至少也得三四千元。今年麦后，汲县商务会长张谷青召集各商号开会，宣布了商号每分派款三十万元，而商人最小的铺面起码也够上二三分，一次出款即须数十万至一百万，一般中小商号不能支持纷纷闭门歇业。已停业的有南马市街路东碎货铺庆丰隆（掌柜宋俊卿）及同街路东的一个洋货庄（掌柜周善平），北马市街元帝庙后路东的一个碎货铺（掌柜张某），延寿宫街戏楼后路东的一个碎货铺（掌柜张金熔）等，此外继续停业的正日有所闻。
汲县东北乡阎屯保（该保距城二十里，共辖五个自然村，有土地六十顷）从旧历正月到现在的六个月中，负担数目如下：
麦子三斗八升（以每亩计算，下同），木柴八十斤，草六十斤。以上木柴八十斤，合法币五三三○元，草六十斤，合法币四○○○元，麦子以当时市价每斗二七○○元计算，柴草共折麦子三斗四升五合，加上每亩派麦三斗八升，实际每亩共负担麦子七斗二升五合（内有今年麦后派的每亩二斗麦子），合市秤二一七斤半（每斗三十斤），而今年麦季最高的收成，每亩不过三斗。可是群众支付了如此数目的负担以后，并不能将国民党最近一次的征派偿清，麦后国民党对该保一次的征派就有：
麦子八○○○○斤，专署服装费八○○○○○元，电线杆七根（每根二斗麦子），鞋五○双（每双一斗麦子），修建炮楼一个（约合二百石麦子），修建兵房一间。
该保今年麦后已经负担的数目（每亩派麦二斗），只能偿付这次征派的半数，其余大部分都用于偿还旧欠，及杂化应酬上了，地主、土劣、及保办事人，麦前存到保中的款子（款子大都由贪污得来），以贱价折成麦子，现在要以二倍的利得回去（一个得两个）。
但在国民党这种予取予求的掠夺政策下，有些人却走上发财大道，那就是土劣、保棍、高利贷主及在国民党军政机关作事的人，他们心眼里做事，笔头上生财，设法把负担转到广大的老实农民身上，自己又从中攫取大利，他们在别处加五揭麦（即一斗加五升的利），放到保中以二倍半得利（即一斗得二斗半），保办事人，每月薪麦四斗，自己捐款不出，存到保中，也以二倍半得麦，他们放到保中的款子，以一千五百元折一斗麦子（当时市价每斗二千元），麦后又以二倍半得麦子（麦后每斗市价二千七百元），大的高利贷主多集中在淇县城，如粮行大昌、福茂、宏昌、宏庆源，中和祥（北杨财主在城内开的放账铺，他的账大都在淇县东南乡）以及王老汉，孙延秀（王庄人）等都是高利贷的大窝主，今年淇县农村的麦子，除国民党当局掠夺外，他们也掠夺一大部分，打麦场时，黄堆村一天曾聚集高利贷主们三十二辆大车讨麦债。
群众一年辛苦得来的果实，不见影即被人家掠夺了去，他们很难生活下去了。黄堆梁乡一带的农民，在这酷热和农忙的大暑天（照例应当吃白面好饭的季节），每天喝大麦面糊糊来充饥，连就饭的菜，调味的盐，也无钱购买，他们为着避免和减轻再负担，把地纷纷出卖给政府和公共团体。他们卖地的方法，也开了亘古未闻的奇例，即把地交给政府等机关，每亩倒贴三升麦子或二百元法币。梁乡农民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卖掉土地十二顷（该地每亩每年能收粮二百斤），约可卸下丁银六十两，现在淇县县政府，国民兵团，西岗中学，南关小学等机关，正大肆收买此种土地，出卖者有贫农、中农、地主等，以中农为最多。地区上以淇县南部为最多，淇东、东南、东北各乡也有一部分，据国民兵团的人谈称，各机关团体现已收买此种土地约二万亩（合一千两银），这些官僚阔绅，不费吹毛之力，即夺得如此巨数的土地，而且最现实的是已经有六百石麦子到了他们的荷包里。
另一方面，地痞、流氓，结合着乱兵残勇，不断起来打路打劫，搅扰人民，汲县新五军的一个士兵，曾对一个带有五万元的农民（汲县李源镇附近的）盯梢，一直追了十几里，因机遇不好，打劫未成。黄堆梁乡一带，夜间看麦场的农民，当他们睡熟以后，身上盖的被子及脱下的衣服，常被劫徒们偷走，梁乡一个姓王的就这样连丢了两身衣服。劫徒们行这种事情时，用污泥污住被劫者的眼睛。
在这个饥饿贫困，贪污剥削，盗匪抢劫，交织起来的世界里，人们对国民党统治者发生了强烈的憎恶。
“日本人是老师，中央军是徒弟，现在中央军已经淤师了。”
“日本人丢下了坏种子，出了个中央军，比日本还厉害”。淇县黄堆一带的老百姓说。
“王八孙！老百姓，不吃不喝也得给恁弄。”汲县城关的妇女们说。
汲县的贫苦市民说：“八路军过来吧，八路军过来才能活下去！”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