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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四人帮”讨还青春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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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77-11-15
第2版()
专栏:

向“四人帮”讨还青春
北京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构件厂青年工人 吴克勤
编者按:吴克勤同志曾在电影《小兵张嘎》里饰演胖墩儿。他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说:我“被‘四人帮’‘闹而优则仕’的毒弹打中了”,“头脑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恶性膨胀”,“当时我就想:天是老大,我是老二。我胖墩儿身强力壮,敢打敢拚,谁敢惹!”他曾经认为,“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所以“动不动就对领导吹胡子瞪眼”,又打、又砸、又抢,“目无组织,目无纪律,横冲乱打,以耻为荣,险些成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殉葬品”。
我们向读者推荐他这篇控诉书,看看“四人帮”毒害了我们多少青年!我们特别奉劝那些受“四人帮”严重毒害的青年同志们认真读一读,认真想一想:只有象吴克勤同志这样,从思想深处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才能把自己挽救过来;只有象吴克勤同志这样,“向‘四人帮’讨还青春”,才能真正把自己的青春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我叫吴克勤,今年二十八岁,是四建构件厂工人。因为我小时候扮演过《小兵张嘎》电影里的胖墩儿,同志们现在还这样叫我。我和新中国一起诞生,在党和毛主席的阳光雨露哺育下,从少先队的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到光荣的红卫兵战士,一步步地沿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道路成长起来。可是后来,由于自己放松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放松了思想改造,被“四人帮”“闹而优则仕”的毒弹打中了,分不清是非,辨不出青红,一心想当“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英雄好汉”。结果,我头脑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恶性膨胀,目无组织,目无纪律,横冲乱打,以耻为荣,险些成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殉葬品。是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也挽救了象我这样身受其害的青年人。我从自己亲身经历中深深认识到,“四人帮”是一伙披着羊皮的黑心狼,是一伙毒害青年的反革命教唆犯。我要愤怒控诉“四人帮”对我的毒害,向“四人帮”讨还青春。
“四人帮”出于“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罪恶目的,极力煽动无政府主义,鼓吹所谓“不要五分加绵羊的小修苗,要做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小闯将”。当时,由于自己识别能力低,听了“四人帮”的谬论挺顺耳,就糊里糊涂地上了圈套。“四人帮”别有用心地提出“文攻武卫”的反动口号,我想,“闯将”嘛,在“文攻武卫”上得带头,要敢冲敢打。于是,不加分析地乱造反,横冲直撞,到处打架。我由学校打到农村,由农村打到工厂,不但打坏了革命同志,损坏了国家财产,连自己也受了伤。当时,我不认错,反而觉得这是“勇敢”,“造反精神强”。周围的同志劝阻我,我却说:“中央有人讲‘文攻武卫’!我打架,是武卫,有什么错?”有的同志说:“反正在咱们单位不能这样干。”我又瞪起眼睛大声嚷嚷:“‘文攻武卫’是指全国说的,咱们单位大,还是全国大?”当时我就想:天是老大,我是老二。我胖墩儿身强力壮,敢打敢拚,谁敢惹!
“四人帮”鼓吹“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的谬论,对我毒害也不浅,我糊涂地认为,头上的“角”,身上的“刺”,主要是用来顶领导的,和领导“对着干”没错。什么革命原则,人民利益,国家财产,都被我抛到了九霄云外,整天围着个人利益转圈子,动不动就对领导吹胡子瞪眼。我进厂几年来,从厂领导到班组长,几乎都跟他们顶过嘴,干过架。去年,我占了厂里两间活动房,领导多次让我搬出去,都被我顶了。接着我又私用厂里的苫布和杉槁,搭了个大凉棚,领导动员我拆,我说:“拆了,就上你家住去!”领导决定派人去拆,我一听火冒三丈,冲进书记办公室,又是拍桌子,又是瞪眼睛。冬天,领导三令五申,不准随便烧生产用煤,我不听那一套,在活动房里升了个大炉子,而且专等领导来时去推煤,看能把我怎么样。领导批评我以后,我又公开点了个一千五百瓦的大电炉,向全厂显示自己有“本事”。
“四人帮”把各级领导干部都打成“走资派”,宣扬“不为错误路线生产”,恶毒攻击那些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好工人是“奴隶主义”、“只拉车不看路”,煽动停工停产。对这些反动谬论,当时我不但没能识别出来,反而听得津津有味,甚至当成自己顶撞领导,消极怠工的理论根据。到构件厂后,我每年都要歇几个月工,高兴了就干点儿;不高兴,就一点儿也不干。领导批评我,我把头一歪,理都不理。有一次,我看到领导分给我们班的生产任务比较重,就对班长说:“这玩意儿不好干,去找头儿退了吧。”班长不听,照样干。我一怒之下,把工具一扔,找个凉快地儿休息去了。其他几个小青年见我跑了,也跟着摔了耙子。过后,我还对那些坚守生产岗位的同志说:“咱们要看清形势,不能光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糊里糊涂地为走资派卖力气啦。”我自己不好好工作,还拿“四人帮”的谬论去教训人,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四人帮”的传声筒,使得厂里不少小青年也学着我的样子,动不动就和领导顶,吊儿郎当混日子。
“四人帮”乱扣“管、卡、压”的大帽子,鼓吹要什么“没有规章制度的工厂”,妄图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统统搞垮。自己看不清“四人帮”的阴谋诡计,反而觉得他们的话有道理,想用头上的“角”,身上的“刺”,破破那套规章制度。我当时是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自由,不要纪律,开口闭口反“管、卡、压”。厂里考勤制度规定要按时上下班,我却经常迟到早退;岗位责任制规定,工人必须始终坚守生产岗位,我却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厂里还规定,工人上医院看病,一般只能用半天时间,我非得泡一天才回来。同志们批评我不遵守制度,我说:“这些制度都是卡工人的,应该取消”,并拿出报纸上梁效的文章当根据。
“四人帮”散布的这一套反革命谬论,包藏着险恶的用心。他们利用年轻人思想单纯,政治上不成熟的弱点,乘虚而入,变着法地用修正主义毒素毒害我们,诱骗我们去跟着他们造无产阶级的反,充当他们篡党夺权的打手。我稀里糊涂地上了“四人帮”的当,成了他们的“枪”,现在想起来,可真后悔。如果我们青年人都跟着“四人帮”引的邪路走,照我胖墩儿过去的样子干,今天去打架,明天顶领导,后天摔耙子,社会主义怎么能搞好?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又怎么能落实到基层?我走过的这段道路多么危险呀!
我是工人阶级的后代,爷爷给地主扛了一辈子活,积劳成疾,没钱医治,在父亲两岁的时候,就连病带累,吐血死去了。我父亲很小就给地主放猪,喝够了黄连水,受尽了牛马罪。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穷人闹翻身,我们全家才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我从小就对党和毛主席有深厚的感情。在深揭狠批“四人帮”的伟大运动中,党组织和工人师傅先后几十次给我做思想工作,鼓励我积极投入这场斗争,同“四人帮”的流毒彻底决裂。我深深感到了党的温暖,我再也不能等下去了。我要和同志们一起冲上大批判的战场,愤怒控诉“四人帮”对自己的毒害。
现在,我越批对“四人帮”越恨,对华主席越爱;越批改正错误的决心越大,大干社会主义的劲头越足。为了把“四人帮”干扰破坏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弥补自己过去给社会主义造成的损失,我和我们作业组的同志一起拚命大干。四月份,我们浇灌了一百七十立方米的水泥构件,比计划超额百分之七十八。后来,我们这四个人的作业组又连续刷新生产纪录,创造了日打混凝土十四点五立方米和月打混凝土二百立方米的本厂历史最高纪录。在一次紧张的战斗中,我的脚不慎被砸伤,鲜血直流,疼得钻心,医生给我开了几天假,领导和师傅们都劝我回家休息。但是,我想到“四人帮”给我们造成的损失还没夺回来,想到全厂职工正在挥汗大干,怎么也呆不下去,又一瘸一拐地赶回厂,跟大伙一起干了起来。领导和工人师傅们为了鼓励我,今年上半年还把我评为先进生产者。
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使我受到了有生以来最深刻的教育。“四人帮”害了我,华主席救了我。我要向“四人帮”讨还青春,振奋起精神,向万恶的“四人帮”猛烈地开火,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奋勇前进,把自己的青春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原载十一月十二日《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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