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求全责备的批判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读书札记

鲁迅对求全责备的批判
张　琢
“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利用求全责备的手法，扼杀好作品，推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一个作品，只要不符合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他们便从作品里找出一点毛病，甚至把本来不是毛病的也当作毛病，无限上纲，把作者往死里整，搞得人们怕写文章，怕演戏，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对于类似的恶霸作风，鲁迅当年曾经作过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学习鲁迅这方面的言论，可以帮助我们肃清“四人帮”的流毒。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可求备，求全责备只能使人无所作为
鲁迅早在一九○七年写的《摩罗诗力说》中就把求全责备称为“恶习”。他引了我国古代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勰的一段话：“人禀五才，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这就是说，人有多种才能，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可以发挥不同的作用，不能求全责备。
做工作，干革命，要想没有一点缺点，那是不可能的。“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也是没有的，只可权大小。”（《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别字”说开去》）利与弊是对立统一的，有利就有弊。全面看问题，就是要全面看到这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加以权衡，取其利，而尽量缩小和克服其弊。但弊无论大小，总是会有的。世间还从来没有过“毫无流弊的改革法”。如果只许有利，不许有弊，只许有一点，不许有两点，这样“求全”，其实恰恰片面性最大，大到根本不承认矛盾的对立面。不许有两点，不许有任何缺点或弊病，那就只好袖起手来，什么也不干。这就是鲁迅所说的：“现在的人，的事，那里会有十分完全，并无缺陷的呢，为万全计，就只好毫不动弹。然而这毫不动弹，却也就是一个大错。”（《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鲁迅又说：“以为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每一本书，从每一个人看来，有是处，也有错处，在现今的时候是一定难免的。”（《〈思想·山水·人物〉题记》）可以看出，鲁迅一贯反对“求全责备”的形而上学思想，反对那种要求“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的坏“脾气”。（《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
撕掉以求全责备的高论唬人的大人物的鬼脸，不睬那些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的批评
对于那些专以求全责备的高论来吓人的大人物，鲁迅说，切实的革命者就必须撕掉其鬼脸，认清这种“彻底”论者的真面目。不然的话，革命文艺“不但不会前进，并且只会萎缩，终于被他消灭的”。（《花边文学·“彻底”的底子》）鲁迅对当年化名狄克的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就进行过这种无情揭露。当时，张春桥所唱的就是要“十分完全”的“彻底”的高论。抗日文艺作品小说《八月的乡村》有某些缺陷，他就加以嘲笑和砍杀，并进而攻击和诋毁为这本小说作序的鲁迅。对此，鲁迅给予坚决的回击，指出：“我们有投枪就用投枪，正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如果借口等待坦克车，而责难甚至折断投枪，抹杀革命文艺作品，这正是为敌张目，向敌人“献媚”，替他们
“缴械”。（《且介亭杂文末编·三月的租界》）
鲁迅是严于自我解剖，善于听取别人的正确意见的。但是，对于那种“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的唯心的形而上学的批评，鲁迅则是毫不客气地“一律抹杀”。（《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说，倘将这种批评也放在眼里，他将你“举之上天”，你就飘飘然，“就要自命不凡”，就会被他“捧杀”了；反之，他将你“按之入地”，你就垂头丧气，以为真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那就被他“骂杀”了。对这种捧杀和骂杀的批评法，就只有将它“一律抹杀”。
求全责备使得好人远避，坏人迎合，弄虚作假成风，八股调盛行
鲁迅还进一步分析了求全责备所直接导致的两个恶果：因为它既然是不切实际的苛求，那么不会弄虚作假、故作激烈的老实人就只好“远避”；而善于耍两面派的投机者、骗子就会乘机来“迎合”。结果所得的作品就只能是毫不实在的空洞的高调，所得的人也只能是作违心之论的“假朋友”了。鲁迅写道：“其实有一些人，即使并无大帮助，却并不怀着恶意，目前决不是敌人，倘若疾声厉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倒是我们的损失，也姑且不要太求全，因为求全责备，则有些人便远避了，坏一点的就来迎合，作违心之论，这样，就不但不会有好文章，而且也是假朋友了。”（《致王志之》，见《鲁迅书信集·附录》）事实正是这样。在“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时，吹牛拍马、弄虚作假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求全责备的另一个产物就是八股调。鲁迅说，由于做事要面面顾到，那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了。即使勉强去做文章，也会“顾忌太多，做起来就变成‘洋八股’了”。（《致黄源〔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八日〕》）这是对产生八股调的思想根源的深刻揭露。在“四人帮”控制舆论阵地时，报刊、广播、舞台，直到大小会上的讲话，都越来越八股化，不但读者、听众觉得厌烦，作者和演员也感到苦不堪言。这正是他们以求全责备作为推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的手段，乱打棍子、乱扣帽子所造成的恶果。
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只有打破求全责备的 枷锁，才能人材辈出，捷报频传
正确的批评态度必须实事求是，坚持一分为二。鲁迅说：“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要想有文艺的繁荣，就“必须有正确的批评，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准风月谈·为翻译辩护》）对革命文艺的批评必须怀有满腔的热忱，“热烈的好意”。尤其当着革命文艺还幼稚的时候，批评家更要尽量“发掘美点”，以“扇起文艺的火焰来”。（《热风·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鲁迅苦心地提倡的剜烂苹果的精神，就是从革命文艺的实际出发、从人民大众的利益出发提出来的。他把有缺点的文艺作品，比做有烂疤的苹果，不要一见有烂疤了，就一下子抛掉。倘不是穿心烂，还有几处好的，还可以吃的。“所以，我又希望刻苦的批评家来做剜烂苹果的工作，这正如‘拾荒’一样，是很辛苦的，但也必要，而且大家有益的。”（《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
我们应该将全面性的要求，与求全责备相区别。唯物辩证法的全面性是一分为二的全面分析，是在发展中不断求得全面的认识，是在承认错误难免的同时，尽可能求得全面正确的认识。正确与错误、全面与不全面也是对立统一的。在工作中只要不断纠正错误，就可以逐步正确起来；没有不全面的认识，也就不可能逐步达到较全面的认识。因此，我们一方面应该力求正确、全面；同时，又不能求全责备，要允许实际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点或错误。对待我们的同志，一定要学习鲁迅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学习他那种热情帮助的态度，不能吹毛求疵，求全责备，更不能象“四人帮”那样乱打棍子，乱扣帽子。
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精神大解放。我们一定要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敢于工作，敢于负责，敢于说话，敢于写文章，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做到人材辈出，捷报频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