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侩嘴脸——评苏联中东外交的“灵活性”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新华社记者述评

市侩嘴脸
——评苏联中东外交的“灵活性”
苏联领导集团最近在苏美关于中东问题联合声明中，牺牲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同美国进行幕后交易的肮脏行径，受到阿拉伯国家和世界公正舆论的谴责。针对这种谴责，苏联《新时代》杂志最近以答读者问的形式发表一篇文章进行狡辩，说什么苏联这种作法是“苏联在外交上表现出的灵活性”，苏联“在近东没有任何私利”，它“唯一希望是这一地区的公正持久和平”。
好一个“没有私利”的“灵活性”！苏联领导集团真是如此善良吗？只要对苏联的所谓“灵活性”略加剖析，新沙皇在中东问题上那副损人利己的市侩嘴脸就暴露无遗。
《新时代》杂志所谓“苏联外交上表现的灵活性”，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把苏联前一个时期在中东问题上的宣传同苏美联合声明加以对照，人们不难发现：原来这里的所谓灵活性，首先指的是，苏联这次在苏美联合声明中“灵活”地收回了它最近几年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所唱的高调，不提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不提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其次，它还在阿拉伯国家的领土主权问题上“灵活”地卷起了它多年来打的旗号，在苏美联合声明中不再坚持要求以色列撤出它在一九六七年所占领的全部阿拉伯国家的领土。巴勒斯坦问题和阿拉伯国家的领土主权问题，是解决中东问题的两个关键。离开这些，侈谈什么中东“公正持久和平”，纯粹是骗人的鬼话。事实表明，苏联在这两个关键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不仅与中东真正的和平毫不相关，更不是“无私的”。
大家知道，一九七三年十月中东战争以来，两霸在中东争夺中，苏联的日子很不好过。美国把苏联排斥在外，独揽了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加强了自己的争霸地位。而苏联则累遭挫折。它虽用尽力气，千方百计地企图同美国争夺“和平解决”的“主动权”，但一直未能如愿以偿。最近，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同美国总统卡特和国务卿万斯在纽约就中东问题作了幕后交易。美国出于自己的战略利益的需要，改变策略，容许苏联插手中东问题的谈判。作为回报，苏联方面也就改变了它过去一贯标榜的主张，拿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利益作筹码，换取美国对它的让步。埃及《金字塔报》十月十四日在评论苏联的这种行径时指出，苏联“感兴趣的是势力范围的瓜分”，它“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一切考虑之上，甚至不惜牺牲原则和小国利益”。伊拉克《革命报》十月十九日写道：“不应该设想苏联人会为了阿拉伯人而把赌注押在损害他们（苏联）利益的作法上”，苏联这个“盟友”，“完全是一副唯利是图的奸诈嘴脸”。这就一针见血地揭穿了苏联的“灵活性”的奥秘。
苏联这种损人利己的“灵活性”并不自今日始。一九六七年中东“六·五”战争后，阿拉伯国家处境困难。苏联认为这是它乘人之危同美帝争夺中东的有利时机。于是，它披着“支持”阿拉伯国家加强“防御能力”、“消除以色列侵略后果”的画皮，大举向中东渗透扩张。那个时候，它开口“援助”，闭口“支持”，调子唱得比谁都高。但到了一九七三年十月中东战争中，这位自封的“天然盟友”，却在背后给了阿拉伯人民一刀。在这次战争中，阿拉伯人民冲破“不战不和”的局面，奋起抗击以色列的侵略。由于这种形势对自己同美帝争霸不利，苏联立即背信弃义地悍然停止对埃及的武器弹药供应，压埃及停火。在解决中东问题的方式上，过去苏联从自己的战略利益出发，一直鼓吹“分阶段解决”；而十月中东战争后，美国在中东推行“悄悄外交”和“逐步解决”，把苏联排挤出去，使它难以插手中东问题。于是，苏联就变换手法，打出“全面解决”中东问题这张牌，同美国争夺解决中东问题的“主动权”。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一九七三年以前，苏联一直把巴勒斯坦问题说成是“难民问题”，诬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坚持武装斗争是“冒险主义的越轨行动”。十月中东战争后，苏联在同美国角逐中东霸权中处境不利，在阿拉伯国家中日益孤立。为了摆脱这种窘境，莫斯科就再一次“灵活”起来。它利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同美帝讨价还价的一张王牌，竭力标榜“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武装斗争和“合法民族权利”。如此等等。它“灵活”来“灵活”去，万变不离其宗：一切以在中东保持“不战不和”的局面，以利于同美国争夺霸权为准则。
最近苏联在苏美联合声明中所表现的“灵活性”，也是追求同一个目的。
人们记得，早在一九六八年年初，葛罗米柯在一次讲话中就曾经大吹特吹过苏联外交“灵活性”的“好处”。他说，苏联实行“灵活”外交，就可以“掌握外交主动权、能攻善守、随机应变”。他强调，“无论那种外交手段”，只要给苏联“带来好处，都不应当不加以利用”。这位苏联部长先生这番话，不啻给苏联在中东问题上的外交“灵活性”作了绝妙的注脚。马克思当年在揭露沙皇俄国的外交政策时写道：“它的方法、它的策略、它的手段可能改变，但是这一政策的主旨——世界霸权是不会改变的。”把这个著名的论断用在克里姆林宫新沙皇身上，不是也非常合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