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估计”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大阴谋 王首道同志在广州地区教育战线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大会上发言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两个估计”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大阴谋
王首道同志在广州地区教育战线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大会上发言
新华社广州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日电 曾经参加一九七一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王首道同志，最近在广州地区教育战线批判大会上揭发批判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反革命阴谋。
王首道同志说，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我们推翻了“两个估计”，砸碎了套在教育战线广大干部和千百万知识分子身上的精神枷锁，使教育事业获得了大解放，为教育革命大干快上扫除了大障碍，使广大教育工作者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他说，在一九七一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四人帮”及其死党、余党、亲信、黑干将采用各种卑鄙手段，精心炮制了反革命的“两个估计”。作为这次会议的参加者，我就亲眼看到了“四人帮”及其同伙的卑劣伎俩。
王首道同志指出，“四人帮”及其同伙在那次会议上制造“两个估计”是早有预谋的。会议开始之前，“四人帮”及其在上海、辽宁的死党、余党，就挖空心思制造了许多为“两个估计”服务的材料，参加会议的代表一到会，他们就把这些材料塞给每个代表，妄图按照他们的黑旨意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在他们所发的材料中，有一份调查材料，说什么：在一个大学学习过的三十名劳动模范，有六名被资产阶级完全“化”掉，成为骑在工人阶级头上的特权阶层的人物，有十二名变成了个人主义十足，意志消沉的人。他们企图用这种歪曲事实的所谓典型材料，把社会主义的大学污蔑为封资修的“大染缸”，把工人阶级的劳动模范肆意加以糟踏。还有一个材料说，上海有个大学的工人班自从一九六○年创办以来，招收工人学员五百五十四人，百分之九十是党团员，百分之十是劳动模范，但是他们都受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成了“追名逐利同工人阶级格格不入的人”。这种胡言乱语，无非是硬要把教育革命成果一笔抹煞。“四人帮”及其同伙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抓住个别事例来否定整个十七年教育战线的成就，否定毛主席的教育路线。这样“典型引路”之后，其他的发言一律必须按照这个模式来搞，否则就取消你的发言权。他们对各省市带来的材料严加选择，符合他们口味、按他们调子搞的材料就采用；不符合的一律不予采用。广东省当时准备的材料，是按照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大力开展教育革命的经验，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他们就百般刁难，不准发言，也不登《简报》，还通过各种形式对广东代表施加压力。他们在联络员会议上，公开点名斥责广东，胡说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中毒深。“四人帮”及其余党、亲信、黑干将就是通过这样的卑劣手段，划框框，定调子，根本不允许为十七年教育战线讲一句公道话，全盘否定十七年教育事业的巨大成绩。
王首道同志指出，在那次会议上，“四人帮”肆意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压制不同意见，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清华大学的一位同志在会议文件起草小组会上，想说明一下高教六十条产生的背景和毛主席曾经肯定过高教六十条的情况，就被他们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言人”，被赶出了起草小组。在会议领导小组讨论会议文件时，我根据广东小组讨论的意见，想说明三个问题：一是不要把普通大学和七·二一大学、五·七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混在一起写，免得造成各类学校概念不清、任务不明；二是要把大、中、小学的任务分别写明确，不要各级学校都是一个要求；三是对十七年的估计不要笼统写上“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这样不利于调动广大干部和教师的积极性，也不利于正确地总结经验，即使要写，也要按照大、中、小学的不同情况来写。我连第一点意见还没有说完，就被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的亲信攻击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
“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当众表扬了那个亲信，指桑骂槐地把我攻击了一通。
王首道同志说，在那次会议上，“四人帮”采用高压手段，造成人们只能说十七年坏，不能说十七年半句好话的局面，不然就会被扣上“立场不稳”、“界限不清”、“觉悟不高”的大帽子。当时，我们广东小组在讨论中，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解放后十七年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教育战线成绩是主要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不能说十七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对于知识分子的估计问题，要求按照毛主席的一贯思想来分析。当我们的代表向领导小组汇报这个意见时，迟群竟大发脾气，气势汹汹地说：“谁说我们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起草会议文件？”并质问：“你们小组都同意这个意见吗？没有别的相反的意见吗？”态度极端蛮横。有些省的代表也提出不同意见，迟群就歇斯底里地叫嚷：“这些人立场、感情、态度有问题。”质问：“这些人是哪条线上的人？要追查。”并且狂叫：“这样的人如不转变立场，能否继续参加会议，值得研究。”他强迫各小组过所谓“民主生活”，开展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帮助”一些人转变立场。迟群还在会议上大抓“活思想”，把对“两个估计”的态度归结为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对待继续革命的态度问题，无限上纲，扣帽子，打棍子，妄图压服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四人帮”及其黑干将迟群在那次会议上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大多数与会代表的抵制和斗争。尽管他们采取种种手段控制会议，压制不同意见，但是大家还是反复提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和我国十七年教育战线的实际情况的。在他们的控制下，会议文件先后搞了十八次修改稿。不少代表看到提意见也没有用，后来干脆就不提修改意见了，把原稿退回就算了。
王首道同志在揭发批判中愤慨地指出，“四人帮”不但扣压、封锁了毛主席对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并且公然疯狂反对周总理的指示。在会议期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对林彪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针对“四人帮”的嚣张的反党气焰及其反动的“两个估计”，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作了两次重要指示，明确指出：毛主席的红线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中的多数是接受党的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要作具体分析，不然大家会灰溜溜的。周总理还专门作了关于党史的报告，用我党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启发我们要深入批判叛徒、特务陈伯达，为我们后来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四人帮”对周总理的指示怕得要死，恨得要命，阳奉阴违，疯狂反对。他们在上海等地的余党回去后，竟一直不予传达，却别有用心地大肆宣扬张春桥、姚文元的黑指示。
王首道同志着重指出，“四人帮”阴谋炮制的“两个估计”，为什么遭到教育战线广大干部和教职员工的强烈反对和抵制，就是因为它在理论上是极端荒谬的，在实践上是十分有害的，在政治上是非常反动的。“两个估计”是与毛主席关于我国教育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直接对抗的，是完全违背建国后十七年教育战线的客观实际的，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大阴谋。“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不光是为了搞乱教育战线，破坏教育革命，摧残教育事业，他们还妄图从教育战线打开突破口，全盘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各条战线的主导地位；妄图通过搞乱教育战线，进而搞乱其它战线，搞乱全国，阴谋打倒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干部，实现他们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罪恶目的。“四人帮”精心炮制的“两个估计”，完全是为他们那条“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服务的，是他们进行篡党夺权，改朝换代，复辟变天的重要理论根据。因此，彻底批判“两个估计”，肃清
“四人帮”在教育战线以及科技、卫生、文艺、新闻等各条战线的流毒和影响，就成了当前广大教职员工、广大干部群众的一项重大的战斗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