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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这样的作风——随石油化工部学大庆检查团采访见闻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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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77-12-10
第3版()
专栏:

我们需要这样的作风
——随石油化工部学大庆检查团采访见闻
记者随同石油化工部组织的学大庆检查团在胜利油田跑了半个月,听到许多工人这样反映:“检查团带来了大庆作风,我们就需要这样的作风。”
胜利油田有不少干部和工人说:检查团来之前害怕检查,检查团来了之后又欢迎检查。由害怕到欢迎,这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个弯子怎么转过来的?决定性的原因是检查团有一个好作风。
检查团的作风好在那里?
给人印象最深的,首先是不搞特殊化,生活上要求和工人一个样。
按照某种惯例,中央部门组织偌大一个检查团,有领导干部和许多英雄模范人物参加,基层单位该好好欢迎一番了:先是敲锣打鼓,夹道欢迎;然后举行宴会,大家碰碰杯;临走时还要会会餐,互相说几句客气话。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这种风气尤其盛行。群众称这样的检查团叫做“解馋团”。
石油化工部学大庆检查团坚决清除这种陈规陋习。他们在北京出发之前,就在全国石油化工企业电话会议上作了四条规定:不要组织欢迎和欢送;不要大吃大喝;不要请客送礼;不要抢购土特产品。
检查团的领导同志反复强调:我们是工业学大庆检查团,要到基层去传播大庆的好作风。我们不能搞
“四人帮”挥霍浪费的那一套,要发扬无产阶级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
据记者在油田所闻所见,检查团确实实践了自己的“宣言”。胜利油田既没有组织群众欢迎,也没有举行欢迎、欢送宴会。检查团在胜利油田住的是普通招待所;到基层蹲点劳动的那几天,都在工人宿舍住宿,在工人食堂吃饭。
有一天,我到三二五二钻井队去采访,碰到检查团的同志在那里召开一个座谈会。检查团成员中有好几个是石油化工部的领导干部,到会的还有邻近几个先进钻井队的代表。中午开饭时间到了,两盆子菜和米饭、馒头端到了会议室桌上,而检查团的同志却不见人影了。跑到工人食堂一看,只见他们拿着碗筷,在窗口前面排队买饭呢!
自己不搞特殊化,对工人却很关心。三二五二钻井队的食堂买了一些鸡,检查团的同志知道了,再三向食堂工人声明:这些鸡是为队上改善生活买的,我们不吃;要宰,就等检查团走了以后再宰。每天劳动结束,他们就三三两两地和工人交谈,亲切地询问工人们的学习、生产和生活情况,叮嘱大家注意健康和安全。有的同志还到工人家庭访问。
跑面的时候,我随检查团的领导同志跑了几个单位。每到一个单位,都得跟着他们从宿舍进,由食堂出。工人们看到这些上面来的人和他们差不多,都愿意和他们谈话,这就使检查团很快地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
检查团在下面活动的时候,有个指导思想,就是检查者要做实践者,不要当“审判官”。
政治考试是记者所见到的头一个事例。
检查团到胜利油田后,首先组织干部、工人和家属,学习党的十一大文献、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文件和中共中央有关揭批“四人帮”的指示;接着,再普遍进行一次政治测验。在考试别人之前,检查团自己先考一考,领导干部带头参加,连我们几个随团采访的记者也不例外。我曾看到一些老同志戴起老花眼镜,象小学生一样地认真答题。考试后公布成绩,得九十分以上的占百分之八十。
到基层蹲点跟班劳动,是检查团每个人必须上的一课,也是他们进行检查的主要方式。检查团副团长、石油化工部副部长宋振明同志就带头这么做。
十一月十一日那天,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宋振明戴着安全帽,穿上工作服,和工人们排成一个队,走向学大庆的标杆单位三二五二队的钻井场地。交接班完了,他登上钻台,操起水龙带冲洗台面,拿起棉纱擦拭机器,连钻盘缝隙里的泥土也抠出来,机器的角角落落都擦干净。看到机器的一个传动护罩松动了,他和工人一起拧紧;看到操作台掉了两个固定螺丝,又叫工人找两个补上。他和司钻一起扶刹把打钻,和泥浆工一起捞泥浆中的砂子,晚上又和工人们一起批判“四人帮”。
共同的劳动和生活,使宋振明对这个标杆队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他看到工人们有一股子拚劲,敢打硬仗,心里很高兴,鼓励他们继续发扬这种精神。同时,他指出,在执行岗位责任制和设备维修保养方面,不如大庆那样严细。三二五二队的干部认为这个意见中肯,表示诚恳接受。党支部召开了会议,找出四个方面的十五条差距,发动群众订出了五条整改措施。
来自大庆和全国各油田的标兵、模范,个个都在蹲点劳动中做出了榜样。大庆“烈火炼红心的好青年”蒋成龙到基层蹲点,就被誉为“活着的铁人”。他白天在面上工作一天,晚上到达一个点,马上和工人一起劳动一个通宵;第二天上午又听情况汇报,下午回收管线,晚上再向青年工人讲大庆的光荣传统,一连工作三十六个小时没有休息。劳动时,他看见一个青年工人用手心接触电器外壳,立即指出这样做不符合操作规程,有触电的危险。他当场做了用手背检查电器运转温度的示范,传授了安全用电的知识,并且批判了“四人帮”反对又红又专,破坏青年工人学技术的罪行。工人们说,从他身上看到了铁人精神。
大庆的标兵孙业松、王友权两位老师傅,到河口指挥部采油一队四号女子站蹲点几天,这个站的井场上就增添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大庆精神永放光彩”八个字。原来,四号女子站是学大庆的先进集体,她们的井场本已相当宽阔、干净,可是孙业松、王友权两位师傅到这里一看,觉得井场不够规格化,四周有些弯曲,场边有杂草和小沟小坑。他们当即带领女青年们拉起线,整修场地,铲除杂草,填平沟坑。他们告诉这些女青年:按照大庆的规格,井场五十米以内不能见火,不能有杂草,防止发生火灾。经过他们的帮助,四号女子站更加接近大庆的标准。女青年们很受感动,做了一块木牌立在井场上,表示她们要高标准、严要求,认真学大庆的决心。
亲自参加劳动实践,就是用大庆精神进行检查,用大庆经验进行传帮带。检查团在胜利油田通过蹲点劳动,发现并且同群众一道整改解决的问题,数以万计。如果检查者只是坐在上面听汇报,搞我问你答,我查你改,就不可能取得那么大的成果。
检查、整改不是靠少数人,而是依靠各级党组织和广大群众。这是检查团的又一条指导思想。
一份《对钻井速度翻番的意见和要求》材料,就是这样搞出来的。
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石油工业的钻井速度降低了。要实现英明领袖华主席提出的创建十来个大庆油田的号召,非使钻井速度有个较大的提高不可。他们的口号是:要“钻井速度翻番”!
怎样叫钻井速度翻番呢?检查团不是一般号召一下,或者找少数人闭门造车,而是来到钻井第一线,找了四个先进钻井队的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座谈。记者也参加了那个座谈会,看到会议开得很热烈,讨论的结果也令人满意。钻井工人们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五条:一是深揭狠批“四人帮”,彻底肃清其流毒;二是建设一支“翻番”的革命化队伍;三是技术装备必须质量高、齐全、配套;四是不断总结完善打井的方法和管理制度;五是机关工作、钻井二线部门必须切实做到“三个面向”、“五到现场”,保证第一线打胜仗。每条都有具体的措施或建议。检查团里懂行的同志说,这五条是切实可行的,也会是行之有效的。
大的问题依靠群众解决,小的问题也不例外。这方面的事例,举不胜举。
大庆采油三部革委会副主任辛玉和,年过半百,血压又高。他和检查团的五个同志到临盘指挥部采油二部蹲点劳动,同点上的工人一起检查出四十二项共一千八百五十二个问题,又和工人一起研究制订措施,一起整改。他们苦战了两昼夜,连临时来探亲的十一个职工家属也来参加战斗,把查出来的问题全部整改好了,还把两个集油站和两口井建成符合大庆标准的样板站和样板井。临盘指挥部在这个队召开了现场会,推广这个经验。大家动手按照大庆式企业的高标准进行整改,使许多井站的面貌迅速改观,油井的管理水平普遍提高。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检查团的实践证明,检查依靠群众,发现问题及时、深入;整改依靠群众,解决问题准确、有效;检查团走了以后,能够继续巩固、提高。
检查不能专门挑刺、找岔子,而要学习人家的好思想、好经验。这也是检查团的一条好规矩。
在油田,记者经常看到检查团同志以小学生的态度,向基层学习,向群众学习,总结了不少好经验,发掘出许多好人好事。总结河口指挥部的经验,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河口指挥部是胜利油田的大庆式企业。检查团的同志在这里,看到领导班子举旗抓纲学大庆,带来工农业生产齐跃进,十分高兴。可是,这里的同志介绍,两年前的河口却是不成样子。那时候,“四害”横行,帮派势力猖獗,什么“野驴”、“土匪”、“地老鼠”等为所欲为,搅得大家不得安宁,工作没法做好。
去年春天,老干部乔聚星同志被派到河口指挥部担任党委书记。他到职后,深入调查研究,狠抓阶级斗争。他勇敢地顶住“四人帮”的压力,针锋相对地提出:不管刮什么风,掀什么浪,大庆的经验不能不学,上级党委的决定不能不执行,资产阶级歪风邪气不能不斗,生产任务不能不完成!他领导党委“一班人”,整顿各级领导班子,整顿职工队伍,整顿企业管理,抓后进人的转化工作,积极建设大庆式的企业。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委“一班人”抓紧揭批“四人帮”,坚持大清查先从党委清起,说清楚先从党委说起,肃流毒先从党委肃起。一班人带动了成千上万人。大家行动起来,把资产阶级帮派势力摧垮了,把“野驴”治服了,把“土匪”改造了,把“地老鼠”挖出来了,广大群众扬眉吐气,形势越来越好。
检查团总结了河口指挥部的经验,指出企业要大变,党委是关键。党委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就能带动千军万马,夺取新的胜利。河口指挥部的经验在检查团的总结大会上作了介绍,一致认为这个经验具有普遍的教育意义,值得很好推广。
在胜利油田半个月的检查活动,使记者深深感到,石油化工部学大庆检查团所传播的大庆作风实在好。大庆的作风就是党的传统作风。党的传统作风是代表群众的利益的。所以,检查团所到之处,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都认为检查团确实起到了学习团、工作团、帮助团、促进团的作用。上层建筑怎样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石油化工部又提供了一个样子。         新华社记者 冯代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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