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是要篡党夺权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是要篡党夺权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韦明在教育部和北京市联合召开的批判大会上的发言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讯　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副书记韦明同志在教育部和北京市联合召开的批判大会上，联系北京大学的实际揭发批判了“四人帮”炮制和推行“两个估计”的反革命罪行。
韦明同志说，北京大学是被“四人帮”一度篡夺了领导权，受他们严密控制，遭受严重破坏的一个单位，广大师生员工深受“两个估计”之害。因此，在读到华主席、党中央传达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夏季的指示时，全校一万四千多名干部和群众，心情无比激动，衷心感谢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揭穿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阴谋，把我们从精神枷锁中解放了出来。连日来，全校师生员工正通过座谈会、控诉会、大字报等各种形式，愤怒声讨“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反革命罪行。在北大，一个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正在走向高潮。
韦明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北京大学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所取得的成就。他说，北京大学是在毛主席、周总理、党中央亲切关怀下获得新生、成长、发展起来的。解放后，我们党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手里收回了教育主权，进行了教育改革，粉碎了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和国民党的法西斯教育制度。一九五二年，在毛主席、党中央统一领导下，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北京大学成为一个综合性大学。十七年间，北大师生员工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各项政治运动，努力贯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开始建立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的体制，抵制了维护旧事物、阻挠改革、干扰教育革命进程的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中，师生员工思想面貌和队伍组成都起了深刻变化，教学、科研也取得了巨大成绩。旧北京大学在解放前的四十二年，即从一九○七年到一九四九年，毕业学生七千多人，平均每年只有一百七十多人；而在解放后的十七年，毕业学生一万九千多人，平均每年就有一千多人。学生的成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解放初期，工农和工农家庭出身的大学生很少。一九五○年，北京大学为了培养工农干部和帮助工农子弟升入大学，建立了工农速成中学。这是在全国高等学校中建立的第一所工农速成中学。到一九六五年，工农和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已占在校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七。教师队伍壮大了几倍。新增加的教师，绝大多数是十七年间培养出来的，今天已成为教学、科研的骨干力量。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北京大学输送到各条战线的毕业生和研究生，不少也已成为各方面的主要骨干。最近中国科学院提升为副研究员的青年数学家杨乐、张广厚，就是一九六二年北大数学系毕业的。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北京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也取得不少重要成果，其中有些达到了当时国内和国际的先进水平，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
韦明指出，事实说明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尽管有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北京大学始终占着主导的地位。“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把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说得一无是处，描绘成一片漆黑，他们这样肆无忌惮地混淆黑白，全盘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其罪恶目的就是要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妄图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变成他们的“帮天下”！
韦明同志说，“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到处挥舞这根反革命大棒，破坏、摧残党的教育事业，糟害北京大学，其罪行是罄竹难书的。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四人帮”一伙就把十七年说成一片漆黑，声嘶力竭地叫嚣要否定一切，打倒一切。一九六七年四月，大叛徒江青叫嚷：十七年的教育“几乎全是他们（指地主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苏修的一套”，“培养出一些完全脱离工农兵、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和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比过去还多了。”一九六八年，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也以同样的语言叫嚷：解放以后，学校这个地方“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叫嚣要对广大知识分子实行“专政”。一九七一年，“四人帮”抛出“两个估计”后，更是处心积虑地搞乱教育战线，混淆路线是非，颠倒敌我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敬爱的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对整个教育工作，也对北京大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作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正当北京大学师生员工积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和周总理的指示，排除“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努力改进学校工作，发展教育革命的时候，“四人帮”于一九七三年底，在北京大学搞了一个所谓“反右倾回潮”运动。这是王、张、江、姚“四人帮”及其黑干将迟群一伙，经过精心策划，针对北大师生员工贯彻周总理指示而进行的一次大反扑，也是对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一次大反动。就是在这个所谓“反右倾回潮”运动的一开始，“四人帮”一伙就招降纳叛，搜罗少数无耻文人，拼凑了一个叫作“两校大批判组”、又名“梁效”的黑班子，大造“两个估计”、“同十七年对着干”的反革命舆论。这个黑班子抛出了一批批的反党黑文，大肆贩卖“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这个“梁效”名为北大、清华两个学校的写作班子，其行动却十分诡秘，门禁极为森严。从成立那天起，它就紧紧拴在“四人帮”的反革命战车上，成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和别动队，对党和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
韦明指出，“四人帮”在北京大学还网罗了少数权迷心窍、唯利是图、出卖灵魂、卖身投靠的败类，结成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上反毛主席、周总理、党中央，下整广大干部、教师、学生、工人，肆意篡改和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方针、政策，疯狂推行“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挥舞“两个估计”的大棒，把大批干部打成“走资派”，把大多数教师和十七年培养出来的学生诬蔑为“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同十七年对着干”的反动口号下，否定党的领导，破坏师生关系，挑动学生整教师，打乱教学体制和教学秩序，严重打击了教和学的积极性。他们践踏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给许多人扣上“反党”、“右倾势力代表”、“走资派”等莫须有的罪名。“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一伙，就疯狂叫嚣“象北大这种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要两年抓一次右派”，胡说在学校里“最危险的就是四十多岁，出身好，懂业务的党员骨干教师”。这几年，北京大学受到“四人帮”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干部、教师、学生之多，是局外人难以想象的。尽管“四人帮”采用了种种高压手段，北京大学干部和群众对“四人帮”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
韦明在揭发批判中愤慨地指出，“四人帮”炮制反革命的“两个估计”，打出“同十七年对着干”的极右派旗号，在北京大学疯狂地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教育方针，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四人帮”及其黑干将迟群一伙胡说什么“搞教育，关键是对待十七年的态度问题。什么时候和十七年一个样子，就做错了，什么时候和十七年对着干，就做对了”。他们叫嚣：“学校培养出来的人能‘反潮流’，能同‘走资派’斗，能做到这点，就可以打九十分。”他们还宣扬：“什么时候提教学质量，什么时候就是右倾回潮。”“四人帮”为了搞乱教育战线，乱中夺权，大搞形而上学、实用主义，歪曲综合大学的基本任务，提出“铁锹就是专业”、“专政就是专业”、“知识越多越反动”等反革命口号。他们诬蔑教研室是“修正主义货色”，强令解散。借口破“老三段”，破坏理科基础理论的教学。借口“为现实斗争服务”，把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帝国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统统打乱。教党史只能讲“从民主派到走资派”、“党内有个资产阶级”等专题。迟群还疯狂叫嚣要制定镇压“走资派”的法律。在“四人帮”的肆意毒害下，北京大学这样一所著名大学的教学质量，竟降低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
韦明同志最后说，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北京大学的教育革命非常重视。当前，北京大学广大师生员工正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批判“两个估计”的斗争，决心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广大师生员工有决心，也有信心，把北京大学的运动搞深搞透，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好，用实际行动回答华主席、党中央对北京大学的关怀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