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谋文艺的一股狂澜 评“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初澜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阴谋文艺的一股狂澜
评“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初澜
申涛声
初澜，是“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它与原北京两校大批判组和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紧相配合，掀起一股又一股阴谋文艺的浊流狂澜，它是以推行阴谋文艺为主要勾当的一支反革命别动队。
一
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垮台，是初澜问世、发展直至灭亡的时期，也是党内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最尖锐激烈的时期。随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形势的变化，这一股阴谋文艺的狂澜，也不断有所变化。
初澜掀起的阴谋文艺的第一个浪头，疯狂地扑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一九七四年，“四人帮”以批林批孔为名，另搞一套，批“周公”，批“大儒”，批“宰相”。与此相配合，在文艺界，“四人帮”亲自策划了批无标题音乐、批“黑画”两大阴谋，向敬爱的周总理猖狂进攻。初澜大批的所谓“黑画”犯了什么弥天大罪呢？原来这些画是有关单位请示周总理后，为某些宾馆绘制的布置画。“罪”就在这里。因此，初澜在一篇题为《坚持文艺革命　反对复辟倒退——反击美术领域文艺黑线的回潮》的黑文中，大肆指责这些画“竟然得到了某些人的鼓励和支持，为之开放绿灯”。初澜在这里攻击的“某些人”，就是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与此同时，从一九七四年一月到四月初，初澜连续发表三篇黑文，就“无标题音乐”问题大做文章。是无标题音乐得罪了“四人帮”吗？是贝多芬和德彪西触犯了江青吗？当然不是。真正的原因是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指示安排了一些外国音乐团体来我国演出，以促进友好往来。“四人帮”便借此大肆鼓噪，攻击周总理，攻击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最善于领会主子意图的初澜，马上披挂上阵，狂叫什么“文化渗透”啦，“崇洋复古”啦，“黑线回潮”啦，还有“丧失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革命原则的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啦，一顶顶大帽子，一个个大罪名，矛头无不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一九七四年是“四人帮”反党活动极其猖獗的时候，也是初澜“创作”极其旺盛的时候。这一年，以初澜、江天、洪途、小峦……各种笔名，抛出黑文七八十篇，充斥在首都和上海的报刊上。可是，到了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初澜的文章忽然少了起来。这股阴谋文艺的狂澜的一起一落，反映了我国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正是在一九七五年，毛主席对“四人帮”结帮篡党的阴谋活动，多次提出严肃的批评和严厉的警告，特别是一九七五年七月，毛主席对文艺问题作了重要谈话，并对电影《创业》作了重要批示，强烈谴责“四人帮”破坏党的文艺政策。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根据毛主席的批示，在邓副主席主持下，审查通过了电影《海霞》，挫败了“四人帮”和于会泳扼杀《海霞》的法西斯行径。“四人帮”和于会泳陷于四面楚歌之中，日子很不好过。于是于会泳称“病”蛰居，但并未悔过，而是咬牙切齿，让初澜暗中磨刀，准备文章，以便伺机杀出去。他们对抗毛主席的光辉批示，胡说《创业》没有大错，也有小错。他们抛出一个个假材料，证明各种文艺作品是“多”了不是“少”了。他们封锁毛主席观看《园丁之歌》并为之鼓掌的消息，还歪曲事实真相，攻击中共湖南省委指使湖南省文化局写信来攻文化部。同时，他们还派人四出活动，那里有对“四人帮”及其党羽于会泳不满的言论和行动，他们就到那里去搜集黑材料，追查“反革命谣言”，积蓄黑炮弹。原来他们是在窥测风向，等待时机，以求一逞。
这个“时机”终于来到了。一九七六年初，“四人帮”违抗毛主席的指示，另搞一套，对邓小平同志进行诬陷和打击。这时候，初澜就以百倍的疯狂，掀起又一股更凶猛的阴谋文艺的恶浪，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猛扑过来。一九七六年《红旗》第三期，发表了初澜在文艺战线另搞一套的“发难”文章：《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株大毒草不仅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而且对一九七五年以来毛主席关于文艺问题的指示，一一加以反驳。毛主席说：“样板戏太少”，“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初澜说：不，“在革命样板戏带动下，戏剧、文学、电影……无论在质量方面或数量方面，更有新的飞跃。”毛主席说：“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初澜说：不，繁荣得很，已经“呈现出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局面”。特别令人发指的是，在另一篇未及出笼的黑文中，初澜竟胆大包天地把毛主席的上述指示斥之为“屁话”，真是反动至极！毛主席赞扬《园丁之歌》，初澜在黑文中竟旁敲侧击地列为“右倾翻案活动”！接着，在于会泳亲自布置下，初澜又炮制了一篇《右倾翻案风与电影〈海霞〉》的黑文，狂叫肯定《海霞》和批准发行是“右倾翻案”，公然把矛头指向支持该片的敬爱的周总理，指向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领导同志。初澜口口声声“翻案”，究竟是谁在翻案？贼喊捉贼，真正在翻毛主席和党中央所定的案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四人帮”和初澜自己！
初澜在灭亡前还作了一番垂死挣扎。一九七六年二月一日和六日，江青、张春桥先后召见于会泳，提出文艺要写与“走资派”斗争的反革命口号，初澜更忙起来了。他们一手抓评论，炮制了一篇叫做《一项重大的战斗任务》的黑文，为写“走资派”的反革命
口号制造理论根据；一手抓队伍，筹备召开了一系列
“创作会议”，落实任务，贯彻“首长精神”；一手抓“重点创作”，根据江青的旨意，把四部电影改编成京剧，并和迟群、梁效挂上钩，参与炮制大毒草《反击》。于会泳还不满意，认为另搞一套的声势尚嫌不足，于是，初澜打算连续炮制八篇“批判文章”，计划十月份在报纸上大放“排炮”，想以这股阴谋文艺的黑浪吞噬无产阶级的天下。十月六日，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那八发“排炮”也就连初澜这个黑班子一同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初澜这股阴谋文艺的狂澜，正是以这样可耻的记录记载在文艺斗争的史册上。
二
政治上的极端反动和理论上的极端荒谬总是相统一的。
初澜前前后后炮制的文章，有一百六、七十篇之多。读这些文章，真是一场灾难：喋喋不休的烦琐哲学，吓唬人的政治概念，形而上学的诡辩术，专横武断的学阀作风，要从中找出象样的“理论”来，真是不知从何说起！现在我们略举几例，来看看初澜的“理论”究竟是些什么货色！
“文艺黑线专政”论。江青伙同林彪炮制的这个黑论点，是初澜文艺评论的立足点。初澜是“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最狂热的吹鼓手。他们不厌其烦地说，文化大革命以前文艺界的十七年，是“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专政”。他们在这张虎皮下，抡起大棒，恶狠狠地杀向无产阶级文艺：封存作品，禁演戏剧，禁映电影，把艺术家撵下舞台，给作家戴上“黑线人物”的帽子。
“文艺黑线专政”论根本违背毛主席对文艺战线的科学分析。毛主席从辩证唯物论出发，对文艺状况从来就是一分为二的。即使是在批评文艺界存在严重问题的时候，也指出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文艺黑线专政”论根本不符合文艺界的实际情况。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文艺界也同其它战线一样，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文艺工作者遵循毛主席指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世界观不断得到改造，创作出了一批好的或比较好的文艺作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贡献。鼓吹“文艺黑线专政”论，是要假借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为名，全盘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四人帮”打扮成“功臣”、“旗手”，进而由他们来“创业”，即篡夺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权，建立他们的“新纪元”。
就是在“文艺黑线专政”的这个黑命题下，初澜秉承“四人帮”的旨意，狂妄地打倒一切，什么都要由他们颠倒过来，另立“帮”文艺的“理论体系”。
“根本任务”论。这是初澜文艺评论的“中心主题”。但凡初澜炮制的“重点文章”，十之八九离不开“根本任务”这一句，而且越发挥越离奇。谁要敢于说半个“不”字，道一声“欠妥当”，那就是“否定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就是“向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进行猖狂反扑”，就是“罪该万死”。
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是社会主义文艺达到教育人民这一根本任务的一条主要途径。把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说成“根本任务”，的确是“把文艺描写内容和文艺社会作用混为一谈，是把文艺手段和文艺目的混为一谈”。初澜之流以“根本任务”为借口，把以成长中的英雄人物，或小有缺点的英雄人物作为主人公的文艺作品，一概扼杀在摇篮中；把不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或不是以塑造正面形象为主的文艺样式，如抒情诗、山水画、漫画、小品等等，一概拒之于社会主义文艺的门外，使创作的路子越走越窄，文艺舞台荒凉寂寞。更何况，他们所要的“英雄典型”，都是“四人帮”及其党羽的“自我表现”，是与无产阶级根本对立的。借文艺搞篡党夺权，这才是他们的“根本任务”！
“主题先行”。“四人帮”以及于会泳有一条独特的创作路线：“必须首先确定全剧的主题思想，并根据主题思想来确定人物形象”。初澜参与炮制或大加赞叹的作品，大多是这样炮制出来的。这也算是“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们的一大发明。
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认为，文艺作品的人物、故事情节都是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来的，作品的主题则是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感受、认识并通过作品的人物形象、矛盾冲突加以体现的。初澜鼓吹的“主题先行”，把文艺创作看作是从主观到客观的过程，这种“头足倒置”的唯心主义创作路线，必然把文艺创作引进死胡同。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形象就是主题思想的传声筒，必然是概念化的；作品就是政治概念的图解，必然是公式化的。但是，“主题先行”对于“四人帮”利用文艺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搞篡党夺权的阴谋来说，却是一个法宝。他们先定下一个“主题”，找好要打击的目标，然后根据这个政治需要去找一点黑材料，捏造一个“走资派”的形象，抛将出去，搞垮一批革命干部。这是什么文艺？是货真价实的阴谋文艺。
“三突出”。先有主题以后，怎样创造形象？按“三突出”的模子去浇铸就是了。初澜把“四人帮”的这一发明奉为无产阶级文艺的“创作原则”，跟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相对抗。他们还把“三突出”的创作模式，演化为一整套公式：英雄人物要“排座次”，第一号、第二号……谁也不准僭越，“所有的人物要从不同角度为主要英雄人物作远、近、正、反的铺垫”；而这“第一号”英雄又必须“高大完美”，“起点要高”，不准写成长，更不能有缺点；“第一号”英雄又必须永远占据“舞台中心”，要用“最好的语言，最美的音乐，最挺拔的表演动作，最重要的舞台位置和最突出的灯光服饰”予以突出，稍有触犯，立刻棍棒交加。
“三突出”这一创作模式，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大杂烩。现实生活是无限丰富、多姿多彩的，绝不能用一个公式包罗万象。作品中人物之间的关系，是现实生活中阶级关系的一种反映，决不是什么突出与不突出、陪衬与被陪衬的关系。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就其性格表现来说，也是千差万别的，决不是什么多少个“侧面”拼凑起来的角色，也决无从娘肚里钻出来就是个“高大完美”的“超天才”。按“三突出”的模式创作，只能导致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群众对“三突出”模子里刻出来的“标准化”英雄有几句顺口溜，叫做“一个大姑娘，身穿红衣裳，站在高坡上，一手指远方”。真是一针见血！“三突出”是扼杀无产阶级文艺的紧箍咒，是阴谋文艺大量出笼的护身符。“三突出”的目的归根到底就是要突出“四人帮”及其党羽，把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扶上台。
写“与走资派斗争”。在“四人帮”篡党夺权最疯狂的时刻，初澜紧跟“四人帮”的步伐，把文艺作品写所谓“与走资派斗争”，作为“一项重大的战斗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嚣，“我们的文艺作品必须重点描写无产阶级对走资派的斗争”，“无产阶级的文艺作品，对这些还在走的走资派，决不能施‘仁政’”！杀气腾腾，真恨不得一棍子把他们眼中的所谓“走资派”——广大革命老干部置于死地。
我们的文艺当然要反映与走资派的斗争。但是，初澜的所谓写“与走资派斗争”，完全是颠倒社会主义时期的敌我关系，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他们根据“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干部统统诬蔑为“走资派”，统统都要打倒。所谓“一项重大的战斗任务”，就是要把文艺赶进图解反革命政治纲领的死胡同。“走资派”满台走，岂不真的是“群魔乱舞”了么？且慢，打倒革命的老干部只是“陪衬”，更重要的是要让“英雄人物”坐“第一把交椅”，即让“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就是“四人帮”鼓噪写“与走资派斗争”的真谛。
总之，初澜的“文艺理论”，自鼓吹“文艺黑线专政”论始，到叫嚣写“与走资派斗争”终，都是为“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政治阴谋服务的“理论”。只要能达到这一罪恶的目的，即使文章中矛盾百出、前后颠倒，他们可以一概置之不理。就在那个初澜整理成文的《创业》十条“罪名”里，一面指责《创业》写“真人真事”，一面又处处把它与报告文学比，要它按报告文学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对待文艺遗产，他们也是一会儿一笔抹杀，吹嘘什么“无产阶级的创业期”；一会儿又捧上天去，搞什么“历史的长河”。出尔反尔，信口开河。初澜的理论尽管没有原则、没有定准，象游蛇一样，但在为“四人帮”的政治阴谋效劳卖命这一点上，却是始终如一、坚定不移的。三
如果说初澜“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巴枯宁小集团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这个团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任何手段，不顾任何信义；造谣、诬蔑、恫吓、暗杀——所有这一切同样都是它惯用的伎俩。”和“四人帮”及其控制的其他“班子”一样，阴谋家惯用的伎俩初澜都占全了。
造谣。初澜这个“谣言世家”的子弟，对于造谣这门学问造诣很深。初澜在炮制那篇《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大毒草时，正为抓不到什么攻击邓小平同志的材料而着急时，忽然看到“四人帮”的帮刊《朝霞》上，有一篇随笔在批“一花独放”论，真是喜从天降，立即打电话去原上海写作组查问“一花独放”论的出处。可惜对方讲不出子丑寅卯来，只说是从周旋于“四人帮”之间的一个亲信那里听来的。为此，初澜又请示其头目，初澜的头目说：“‘一花独放’已经写进文化部给中央的报告里，文章为什么不能写？”这就算是“出处”了。就这样，说“样板戏不能一花独放”，就成了邓小平同志的一条“罪状”。初澜的逻辑是十分奇妙的。他们自己创作的文化部的“报告”，原本就是一个大谣言；但既能写进“报告”，谣言也就变成了“事实”。于是，一个谣言就变成了另一个谣言的根据。
诬蔑。造谣是无中生有，诬蔑是颠倒黑白，都是意在杀人。还是在《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这篇黑文中，诬蔑邓小平同志看电影《春苗》时，“看了一半就拂袖而去，连声斥之为‘极左’”。不能说初澜完全不学无术、不懂文艺。“拂袖而去”，加上“连声斥之”，不是绘声绘色，很形象化么？但事实是：邓小平同志在审看《春苗》时，工作人员告诉他，接待外宾的时间要到了，他回答说：“就走，就走。”这“就走，就走”的声波，传到了有的人的耳朵里，就变成了“极左，极左”。这诬蔑之词，通过于会泳之口传到初澜的耳朵里，初澜如获至宝，使用“春秋笔法”，大加渲染，危言耸听。
恫吓。“四人帮”是惯用“吓人战术”的。江青常常在会上握着拳头高喊，谁谁是反革命，我这里有材料。其实扳开她的拳头一看，空空如也，纯是吓唬人的。初澜自然也要袭用这“祖传的老谱”。只要翻开《京剧革命十年》这篇黑文看看，里面吓人的帽子就又多又大。你要说“四人帮”那一套理论“欠妥当”，那你“就是要把已被赶下台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重新捧上台来”；你要对他们的“批评标准”有意见，那你就是“让封、资、修文艺卷土重来”；你要突破他们那一套创作模式，那你就是“在文艺上搞‘克己复礼’，把历史拉向倒退”。总之，你要对“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提出挑战，他就给你套上一顶顶大帽子。统观初澜的文艺评论，都是横蛮无耻的“恫吓文学”，不过随着“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政治需要的变化，花样不断有所翻新而已。
“暗杀”。不是用匕首，而是用笔杆；不是明里写文章，而是暗中打小报告、搞假情况。在天真的人们看来，这是不务“正业”；而在初澜看来，这正是己之所长。初澜的头目就直言不讳地动员大家写小报告，
“有情况给我反映一点”，并当众表彰一个常给他反映情况的人。这一套手法，跟“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如出一辙。得了令箭，初澜就“把眼睛瞪得大大的”，把手伸得长长的，钦差大臣满天飞，所到之处，正气受压，邪气上升。一九七五年，初澜配合“四人帮”的所谓批资产阶级法权，跑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去，根据先入为主的提纲，炮制了一份诬蔑老干部的所谓“调查”。报告送了上去，正中江青的心怀，她不仅命令加印两百份，发有关单位参阅，并亲自出马，在一次会议上指着北影的一些老同志的鼻子破口大骂。这就是初澜的“功劳”。初澜还在图书馆翻书寻找“猎物”。果然不负所望，发现某地出版社出的某一老作家的一个散文集，除了增删的几篇外，跟文化大革命以前出版的集子没有大两样。这还了得！这不是“文艺黑线回潮”吗？在“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吗？于是初澜兴师动众，写起批判文章来。幸亏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批评了“四人帮”破坏党的文艺政策的丑恶行径，这篇文章才没有出笼，否则，这位跟国民党反动派作过长期斗争的老一辈文艺工作者，又该遭殃了！
凡是触犯了“四人帮”帮派利益的人，不管你是有影响的知名人士也好，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也好，初澜都是说打就打，乱加杀伐。一个黑龙江农场的知识青年，对初澜整理的《创业》十条罪名表示了不同意见，“四人帮”的亲信就在信上大作“批语”，差一点被打成反革命。一个山西的中学教师，写了一篇颇有见地的文章，批评“四人帮”的“根本任务”论，说它“欠妥当”，认为要“突破样板戏的框框”，文艺才能发展。于是，于会泳和初澜兴师动众，口诛笔伐，在“四人帮”的淫威下，这样一位坚持毛主席文艺思想的同志竟被迫害致死。初澜手里的笔，是一把名副其实的杀人的刀子！
如此种种，罄竹难书。有此初澜，文艺界何其不幸！革命人民何其不幸！然而，初澜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它是长在“四人帮”这根黑藤上的一个毒瓜。这根黑藤长得很，藤上的毒瓜也不止一个。“四人帮”为了推行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达到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目的，就必然要豢养梁效、罗思鼎、初澜之类，来充当他们的吹鼓手、马前卒；又因为他们手中没有真理，身边没有群众，色厉而内荏，就必然要搞阴谋诡计，以耍弄种种横蛮无理、卑鄙无耻的手段为他们的主要活动方式。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一伙，本来就是靠搞阴谋文艺起家的，借文艺搞阴谋，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也是他们篡党夺权活动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这样来看待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文艺领域内的怪物初澜，也就见怪不怪了。
多行不义必自毙。初澜随着“四人帮”结帮篡党应运而生，以涉足文艺发迹，继而强奸文艺，大搞阴谋文艺。它按着“四人帮”的指挥棒跳舞，杀向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杀向社会主义制度，疯狂地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制造种种清规戒律，残杀百花，以在嫩苗地上驰马为快事，做了这么多坏事，怎么能不垮台呢？
华主席指出：“社会主义文化要繁荣发展，必须认真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推陈出新的方针。”抓纲治文艺，文艺大有希望。在这样的大治之年，我们不能忘记刨根究底、扫除枯枝败叶的任务。我们不能低估“四人帮”、于会泳以及初澜的流毒。他们的那一套谬论邪说，象紧箍咒一样，严重地束缚着文艺工作者的革命创造精神。不加以彻底的批判，要百花齐放，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是不可能的。让我们抓紧有利时机，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以艰苦的劳动，来迎接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真正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