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批“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破坏出版事业的罪行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揭批“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破坏出版事业的罪行
编者按：最近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揭批了“四人帮”在一九七一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炮制“两个估计”，破坏出版事业的阴谋。出版战线的“两个估计”和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同时出笼，互相呼应，充分暴露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是有预谋有计划的反革命活动。
这个反革命的“估计”，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出版战线的主导地位，否定党领导下出版队伍的作用和贡献，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打击革命干部，打击知识分子，极大地挫伤了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严重破坏了出版事业，使各类图书奇缺，造成长期“书荒”。会上揭发的大量事实还说明：近几年来“四人帮”处心积虑插手出版部门，甚至对个别地方出版单位实行严密控制，妄图改变出版工作的政治方向，为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
现在，“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阴谋已被出版工作者揭穿，他们的罪恶目的已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我们一定要乘胜前进，彻底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推倒“两个估计”，肃清其流毒，使出版工作迎头赶上，多出书，出好书，为抓纲治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在最近国家出版局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揭发和批判了“四人帮”在一九七一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期间，封锁毛主席的指示，疯狂对抗周总理，炮制出版战线的“两个估计”的大阴谋。“四人帮”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出版工作的成就，污蔑十七年出版战线是“反革命专政”，出版界的领导权被“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篡夺了”，出版队伍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估计”，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搞乱了人的思想，打击了大批革命干部，打击了广大知识分子，极其严重地破坏了出版事业。本报邀请了与会部分代表和有关同志进行座谈，揭发批判“四人帮”炮制出版战线反革命的“两个估计”的经过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参加座谈的有：上海人民出版社王维、宋原放，浙江省出版局刘星华，辽宁省出版局黄照，人民文学出版社韦君宜，中国青年出版社阙道隆，机械工业出版社张成效，人民出版社张惠卿等同志。下面是这次座谈会的纪要。
“四人帮”炮制出版战线“两个估计”的经过
“四人帮”炮制的两个反革命“估计”，是一九七一年在教育战线和出版战线同时抛出来的。叛徒江青从反革命的政治目的出发，一九六六年伙同林彪炮制了“文艺黑线专政”论，首先从文艺界发难，掀起了一股“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恶浪。接着他们又把这股反动思潮推向出版战线，全盘否定解放以来的出版工作，否定出版队伍。张春桥胡说，“出版这个阵地，文化大革命前无产阶级没有占领过，路线、领导权没有解决过”。他们要大批十七年的“黑线”，对出版部门横加摧残，把大量的出版物诬为“封、资、修毒草”，几乎统统封存，甚至销毁，不让出版新书，造成长期“书荒”，各类图书特别是青少年的读物奇缺。敬爱的周总理针对林彪、“四人帮”一伙掀起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思潮，指示出版部门要积极制定出书的计划。一九七一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就是为了贯彻执行周总理的指示而召开的。
“四人帮”千方百计进行干扰和破坏。张春桥通过在上海的余党，布置参加出版工作座谈会的上海的个别人在会上要坚持“两个估计”，要讲十七年的黑线专政是“彻头彻尾”、“自始至终”的。当时，参加会议的有些代表在讨论中不同意出版界“黑线专政”这个提法，认为对十七年应作具体分析，出版界虽然受到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但基本上还是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关于出版队伍的估计，有不少同志认为，从清理阶级队伍的结果看，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坏人只是一小撮。敬爱的周总理更明确指出：要“讲红线的作用”。还说，对出版队伍“要作分析，不作分析不行”。但张春桥别有用心地说：“先肯定专政，然后再分析”，明目张胆地反对周总理的正确指示。姚文元与张春桥一唱一和，马上接着说，知识分子“大多数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编辑队伍也应这样分析”。现在我们知道，毛主席在一九七一年夏天针对林彪、“四人帮”一伙“怀疑一切”的谬论，指示对十七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同时对知识分子状况作了科学的估计。“四人帮”为了推行两个反革命的“估计”，丧心病狂地封锁、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张春桥胡说什么：“从领导权来说，是专了我们的政”；从队伍来说，由于这些人的世界观多数还是资产阶级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也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他们蓄意歪曲、篡改马列主义的原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硬把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来为他们反动的“黑线专政”论作注脚。“四人帮”就这样硬是把十七年出版界污蔑为“反革命专政”，是被“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篡夺了领导权”。后来姚文元还嫌这种提法不够狠毒，竟改为“被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篡夺了出版界的领导权”，把在出版界担任领导工作的革命干部几乎统统打成资产阶级的代理人。
周总理几次对出版部门的指示中都提到，我们这几年对出版工作抓得较少，致使各类图书普遍短缺，并对把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图书几乎全都封存起来的错误做法提出了批评。参加会议的一些同志要贯彻周总理的这些指示精神，遭到姚文元的反对。姚文元明目张胆地叫嚣说：“不要这样提！”强令修改，并不准再提“封存”两字，真是猖狂到了极点！
“四人帮”全盘否定出版队伍，要“重新组织”出版队伍。会议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并接受部分会议代表的意见，不主张提出“重新组织”出版队伍的口号。但张春桥、姚文元竟然说什么“过去出版队伍不纯的现象是比较严重的”，强令加上“狠批招降纳叛，重用坏人，篡夺出版工作的领导权”这样的黑话。这实际上是鼓吹要“重建队伍”，搞“大换班”。
参加座谈的同志一致指出：“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是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解放后十七年，出版战线虽然受到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出版工作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但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出版战线的广大革命干部、知识分子、出版印刷发行工作者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他们辛勤劳动，是为人民出了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贡献的。全国大量出版了马恩列斯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出版了大中小学的各种教科书，出版了大批科技图书，出版了大批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图书，其中包括一批中国古代作品和外国作品。所有这些图书大部分是好的、比较好的和有参考价值的，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起了促进作用。“四人帮”抹煞十七年出版工作的成就，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出版战线的主导地位，是蓄意推行他们的反动政治纲领，控制出版部门，为其篡党夺权的政治野心服务。
“两个估计”严重破坏了出版事业
参加座谈的同志愤怒地声讨了“四人帮”挥舞“两个估计”这根大棒，破坏出版事业的滔天罪行。
“两个估计”搞乱了出版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搞乱了人的思想。“四人帮”推行反动的“反革命专政”论，任意砍杀十七年来出版的图书，造成图书清理工作中政策不清，是非混淆。文化大革命前湖北省出的三千多种图书，有百分之九十五被报废。四川省出的两千多种图书统统被打成“封、资、修毒草”，出版社珍藏的二百四十九种古书木刻版也被焚毁。“四人帮”还要出版工作为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服务，妄图改变出版工作的政治方向。他们指责出版有关基础理论、学术著作和研究资料是“脱离当前斗争”，把出版工作中的当前需要与长远需要、政治宣传与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专业人员需要与工农兵读者需要等关系统统搞乱，使出书的路子越走越窄，走入了“四人帮”设置的死胡同。
“四人帮”用反革命的“两个估计”的大棒，残酷地打击革命干部。张春桥恶毒污蔑出版界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持着各级领导大权”。他们还胡说什么出版界“走资派”的特点是不仅“吸血”，而且“放毒”，是“疟蚊”，对出版界的革命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大批干部长期不安排工作。上海市出版界的领导干部有三十几个人被当作“走资派”批斗。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一位负责人，因为他知道张春桥在济南时的一段丑史，竟被最先点名批判，受到多年迫害。辽宁出版社领导干部有的长期“下放”，有的被分配在市县医药、五金公司。“四人帮”一方面玩弄各种阴谋，把革命的老干部统统打倒，另一方面安插和培植亲信，把一些出版部门的领导核心换成他们的人马，建立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使这些部门的工作陷于混乱状态，濒于解体。
“两个估计”严重地破坏了出版队伍。“四人帮”造谣说，出版界“队伍复杂”，“问题很多”，要“重新组织队伍”。他们把原来熟悉编辑业务的人员污蔑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黑线人物”、“黑瓜”、“毒瘤”、“三否定分子”（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否定革命委员会），大部分长期下放到农村劳动，实行大换班。原辽宁人民出版社和辽宁美术出版社共有编辑人员一百一十六人，被“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统统污蔑为“旧人员”，采用“插队”、“下放”、“改行”、“换班”等手段赶走，到粉碎“四人帮”时只调回三十几人。在“四人帮”的迫害下，出版社不能找老作家、专家写稿。有一个出版单位的领导人，赞同一位著名的老作家写她认识的一个劳模的先进事迹，结果被说成是“黑线回潮”，遭到批判。由于“四人帮”到处扣帽子，打棍子，使许多作者不敢写稿。“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严重挫伤了出版工作者的革命积极性。
出版工作的不少合理的规章制度也被“四人帮”废除了。审稿制度被诬为修正主义制度，以至审稿、定稿没有责任制。出版的经营管理制度也遭到了很大的破坏。
与会的同志进一步揭露，“四人帮”一方面严重破坏原有的出版工作，制造“书荒”；另一方面却利用出版部门，为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另搞一套，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领导干部，阴谋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大量印刷张春桥、姚文元、梁效、罗思鼎的黑文章。梁效炮制的三本反革命小册子，仅浙江一地就突击印刷了三百九十一万册，全国印了八千多万册。为了吹捧叛徒江青，“四人帮”的一个亲信强令浙江出版部门出版吹捧江青的宣传画，一次就印了三十万张。他们恶毒攻击周总理、华主席，污蔑邓小平同志，拚命吹捧所谓“法家人物”，极力美化自己。这类影射史学的汇编本一出再出，泛滥成灾。不仅如此，对一些科技书的出版他们也破坏。据不完全的统计，经“四人帮”直接插手，或在他们反动思想影响下，宣扬“四人帮”反动谬论的图书全国就有五千多种。这些书不仅在政治上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在经济上也造成了极大的浪费，仅纸张就浪费四万吨以上，可以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亿册。
同志们愤怒指出：近几年来，“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象两座大山压得广大出版工作者抬不起头来。谁要稍微表示不同意见，马上就给你扣上“回潮”、“复辟”、“否定文化大革命”等帽子。“两个估计”成了禁锢人们思想的桎梏。不推倒“两个估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出版界就不能很好贯彻执行，出版工作者就不能解放思想，出版工作就搞不上去。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揭穿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阴谋，出版工作者精神振奋，干劲倍增。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一致表示，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在出版战线的表现，彻底批判反革命的“两个估计”，弄清被搅乱了的路线是非，肃清流毒，进一步增强出版战线新老干部的团结，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出版战线能够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尽快把出版工作搞上去，多出书，出好书，使出版工作更好地为抓纲治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本报记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