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给作品落实政策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要给作品落实政策
刘梦溪
鉴于“四人帮”挥舞“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大棒，长期以来，疯狂迫害文艺工作者，肆无忌惮地摧残革命文艺作品，我们今天不仅要落实对作家的政策，还要给文艺作品落实政策。毛主席指示的“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应包括对作品的政策在内。
作品是作家写出来的，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它当然不能离开作者而孤立存在，我们在评论作品的时候，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作具体分析。但是，读者首先接触到的是作品，而不是创作作品的作家，虽然好的作品难免要让人产生“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之感。文艺创作作为艺术地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从生活到艺术，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总的来说，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创作，作家和创作是不可分割的；但世界观不是固定不变的，有时和创作也会发生一些矛盾，“文不逮意”和形象大于或小于思想的情况，并非绝对不可能发生。因此，对作品也有个落实政策问题。
落实对作品的政策，首先要谨慎地辨别什么是毒草，什么是香花。这是个总的前提。如果连毒草和香花都辨不清，落实政策便成了一句空话。早在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中，就明确提出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并强调：“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六条标准的提出，使从事创作的文艺工作者在政治上有了可以遵循的准绳，也可以保证文艺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但“四人帮”反党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多年不提六条标准；不仅不提，反而污蔑毛主席规定的六条标准是“最低标准”，他们另外拼凑一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大杂烩，如“三突出”、“根本任务”论、反“真人真事”论等，作为评价文艺作品的“最高标准”。他们牵强附会，生搬硬套，稍有违碍，就宣判作品死刑。几年来，被他们通过另立标准扼杀的作品，不知有多少。有一次，叛徒江青信口开河，一口气便枪毙了五十多部电影。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绝大多数作品，包括诗歌、小说、电影、戏剧、美术、音乐，都被打成了毒草，不准它们和读者、观众见面。人妖颠倒，是非混淆，文艺园地惨遭践踏。我们今天给作品落实政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给被“四人帮”打成毒草而其实并非毒草的作品恢复名誉，尽可能给以重新出版和上演的机会，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这项工作，有关部门正在做，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我们应该大胆地理直气壮地做好这项工作，因为这是用事实推倒“四人帮”鼓吹的“文艺黑线专政”论，肯定和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文艺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最好配以适当的评论，说明这些作品为什么不是毒草，“四人帮”为什么把它们打成毒草，以帮助年轻的同志了解历史，提高辨别能力，澄清“四人帮”在文艺理论和批评标准问题上造成的混乱。
落实对作品的政策，除了辨别香花和毒草，还要分清是非界限，正确地总结创作经验。文艺作品展开的世界，同现实生活本身一样丰富多彩，万象纷呈；作家创作文艺作品，受主观和客观、内容和形式多方面因素制约，同样需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古往今来从没有过完美无缺、毫无瑕疵的作品，即便是高度成熟的艺术大师，他们的作品也难免掺杂着弱点、缺点、局限或者错误。要求一部作品完全没有缺点，不允许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一出现缺点错误就打棍子，扣帽子，是根本违反唯物辩证法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恶劣作风。毛主席曾严厉批评“四人帮”一伙对文艺作品求全责备的形而上学的错误，认为这样做不利于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只要作品主流是好的，基本倾向对头，不违反六条标准，艺术上有可取之处，就要给予肯定和鼓励。对于有些思想性不是很强，但却是健康的，艺术上确有特色的作品，也不应否定。我们在评论作品的时候，要划清：（一）有缺点的作品和有错误的作品的界限；（二）有一般缺点错误的作品和有严重倾向性错误的作品的界限；（三）有严重倾向性错误的作品和毒草的界限。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就不能一棍子打死，可以通过批评帮助，请作者加以修改，使不够好的作品变成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而对有些创作思想问题，则要作具体分析。比如写中间人物问题，就要分清是一般地写了中间状态的人物，还是宣扬了“中间人物”论。如果是前者，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早就讲过：“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各种各样的人物，当然包括中间人物，为什么不可以写？问题在于怎么写，是批判地写，写他的转变过程，解剖他的思想特征，促进向先进方面的转化，还是对他的中间状态进行讴歌？如果是后者，那就错了，就是宣扬“中间人物”论，应予以批评。可是，即使这样，也还是文艺思想上的错误，属于创作倾向问题，不能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混为一谈。“四人帮”把“中间人物”论当作所谓“文艺黑线”的一个代表性论点，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对待这个问题，是完全错误的，别有用心的。
落实对作品的政策，还应当包括中国古代的作品和外国作品。毛主席指出：“中国现实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实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又说：“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批判地继承中外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马克思主义一条坚定不移的原则，是无产阶级既定的文艺方针，要永远贯彻下去。“四人帮”随意割断历史，提出“横扫”和“砸烂”的反动口号，不准人民群众接触古代的和外国的作品，妄图用愚民政策来培养他们所需要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直到今天，有的地方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仍然不准青年人阅读古代和外国的作品，甚至可不可以读杜甫诗，都成为争论的问题。可见“四人帮”搞民族虚无主义造成的恶果有多么严重！对古代和外国作品中那些反动的、黄色猥亵的作品，应该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特别对那些内容反动而又带有某种艺术性的作品，应提高警惕，不宜广为扩散。但象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陆游、辛弃疾、关汉卿、王实甫、罗贯中、曹雪芹、龚自珍以及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司汤达、哥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一些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作家的作品，为什么不可以阅读呢！还有许多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给予热情肯定的古典作家的作品，青年人为什么不可以阅读呢！江青胡说阅读古代作品，只能借鉴一点技巧，内容不能批判继承，这完全是无知妄说。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正确地接受历史文化遗产，是提高民族自信心、培养爱国主义感情的必要条件。不只形式和技巧可以借鉴，古典作品中进步的思想内容，我们也可以批判地继承。当然，古代作家的作品，是旧时代的政治和经济的产物，必不可免的存在各种弱点和局限，往往瑕瑜互见，精华和糟粕杂揉，有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有的则是有害的，还有的可能无益也没有什么大害，必须进行阶级分析，区别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态度，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落实对作品的政策，必须贯彻“双百”方针，走群众路线。要允许各种题材、体裁、形式和风格的作品，在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下，互相竞赛；要鼓励作家有自己的个性、特点和风格，不断开辟思想和艺术的新天地，反对人云亦云，千篇一律。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开展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不是两条路线）斗争。“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群众是最好的批评家，他们眼睛最亮，哪些作品好，哪些作品不好，群众是能识别的。对出版发行文艺作品，文艺领导机关把好关固然重要，更重要的，还是要相信和依靠广大群众，群众通过实践、比较，能够区分好坏，明辨是非。不要动不动就怕“中毒”。 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是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毛主席指出：“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双百”方针字面上没有阶级性，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在贯彻“双百”方针的时候，难免要冒出个把毒草，这并不奇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毒草是客观存在，想让它不出现，也不可能。我们对毒草有明确的方针，这就是展开批判，除掉毒草，变成肥料。但辨别香花和毒草，一定要谨慎。为什么要谨慎？因为对待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简单粗暴是不行的。绝不能象“四人帮”那样，动不动就实行“全面专政”。任何时候，都不能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完全等同起来，不能把思想认识问题和政治立场问题完全等同起来，不能把艺术实践中的得失问题和政治上的是非问题完全等同起来。如果香花和毒草一时分辨不清楚，应通过自由讨论加以解决，不要轻率地作结论。就是对于真正的毒草进行批判，也应该是有分析的，充分说理的。要彻底批判“四人帮”推行的那一套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实用主义的方法论、法西斯的恶霸作风。
政策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是我们党的生命。光有对作家的政策而没有对作品的政策，只解放作家，不解放作品，是不够的；反过来说，不落实对作品的政策，作家的政策也不会落实得彻底。只有对作家的政策和对作品的政策都落实了，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才能调动起来，读者和观众才会高兴，社会主义文艺才能走向更大的发展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