橄榄枝换成了剑——从苏修有关卫国战争题材作品看新沙皇的侵略性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橄榄枝换成了剑
——从苏修有关卫国战争题材作品看新沙皇的侵略性
严军
任何文学艺术都是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反映，都是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从赫鲁晓夫叛徒集团上台迄今，苏联文坛上，以卫国战争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一直据有相当显赫的地位。乍一看，这个题材的作品似乎千篇一律：炮火连天，尸横遍野等等。可是略加品味，就会发觉在这千篇一律中，却大有不同。
转折发生在六十年代中期。它把苏修的卫国战争题材文学分成前后不同的两个阶段。
六十年代中期以前，赫鲁晓夫狂叫必须放弃战争（包括正义的人民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否则，“任何一个小小的局部战争，都会成为引起世界大战的火灾的星星之火”，“会毁灭自己的诺亚方舟——地球”。顺应赫鲁晓夫的调子，苏联文坛上宣扬战争恐怖与反对战争的声浪甚嚣尘上。《一个人的遭遇》（一九五七年）哭诉战争破坏了人的幸福；《生者与死者》（一九五九年）把战争称为“该咀咒的生活”；《第三颗信号弹》（一九六一年）干脆骂道：“去它的吧，战争！”它赌咒“战争不会再有了，不应该再有”，宣扬“这场战争已经是最后一次了”。到了六十年代后期，这类文字渐渐销声匿迹，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种腔调。《最后一个夏天》（一九七一年）扬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毕竟未必是最后一次”。《围困》（一九六八年——一九七五年）的作者认为写卫国战争的意义就在于世界大战“不仅是我们过去的问题，也是我们现在和将来的问题”。准备战争的鼓噪与日俱增。
打仗为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回答也是前后不同的。一九六二年的《坦克排成菱形冲来》说是“想活”，因为两军对垒，“不是我打死你，就是我被你打死”。而一九六九年的《热的雪》则不然，它的回答是：要“赢”。这部小说里有一道命令，叫做“忘记死亡”。为了赢，个人的生死必须置之度外。《最后一个夏天》中的塔雷津师长，就是根据这种思想设计出来的一个人物。他在牺牲时，“没有时间考虑到死。在最后一秒钟，他还在考虑如何把炮弹打进德国人强击炮的装甲钢板里去”。《这儿黎明静悄悄》（一九六九年）中的几个女战士也一样，压根儿就和“想活”绝了缘，在战斗中“毫不犹豫地贡献了年青的生命”。
写战争，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死。可是原先，死受到无情的鞭笞，它被说成苦难的极限。死，中断了人的生命，断绝了他的子孙。真是哀莫大于死。而后来，死却受到了颂扬，成了英雄主义的顶峰。《最后一个夏天》宣扬，一个军人“在战斗中死去”，“就死得其所”。《活到黎明》（一九七二年）也高唱，军人的光荣牺牲将造福未来。
前期的作品不乏战死沙场的画面。不过，那时，死只是环境的必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后期的作品往往在生与死之间提供选择的可能。《方尖碑》（一九七二年）中的莫洛兹可以生，但他宁愿死，“自觉自愿地”“把生命送上了断头台”。《活到黎明》中去敌后执行任务的伊凡诺夫斯基舍弃了生还的机会，为“履行自己军人的义务”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作者吹捧他们的死表现了高度的自觉，非同寻常，具有“伟大的意义”。
苏修以卫国战争为题材的作品，从祈祷和平变为鼓吹战争，绝非偶然。它反映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不同时期的政策。这伙叛徒篡权之初，为了磨灭苏联人民的革命意志，瓦解苏联人民的革命警惕，把社会主义的苏联推上修正主义的轨道，尤其重要的是，当感到自身力量尚不如美国时，他们认为打仗于己不利，就竭力宣扬“和平主义”、“活命哲学”，以稳住自己刚刚窃踞的地位，保住自己的利益。后来，在两个超级大国的激烈争夺中，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赶了上来，并在常规军备方面超过了美国，新沙皇便野心勃勃，虎视眈眈，要用剑与火来重新瓜分世界，要驱使其臣民为它侵略扩张卖命效劳了。
苏美争霸，争到头来就得打仗。野心勃勃的新沙皇不仅在军备上，也在舆论上积极准备新的世界战争。文学是制造这种舆论的一条途径。自从卫国战争文学纳入苏美争霸的轨道，它对各种问题的新提法，无一不服从于莫斯科夺取世界霸权的战略目标。叫嚷苏联面临两个世界的“生死决战”，目的在于要全国作好战争准备；鼓吹为胜利而战，是要扇动人民为克里姆林宫火中取栗；赞扬为祖国而死，是想欺骗读者充当新沙皇的炮灰。冠对方以“恶”的罪名，动干戈加以征伐，这样的丑剧在捷克斯洛伐克、安哥拉、扎伊尔不是都上演过了吗？
苏联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灿烂的篇章。他们在这场反侵略战争中显示出来的英雄气概，将为人们永世铭记。但是，当今苏联文坛上那些以描写这场战争为内容的作品，名义上是“重视过去”，实际上宣传的却是如何去为新沙皇称霸世界打仗。在这儿，军国主义的毒素包上了漂亮的装潢，煽动战争的狂热饰以华丽的词藻，一切罪恶的动机被涂上了一层灵光。比起一般的战争宣传，苏修的卫国战争文学确实更便于上市，也更具有欺骗性。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克里姆林宫频繁地给卫国战争题材的作品颁发全苏一级的奖金，鼓励文人们更卖力地为苏联的侵略扩张鸣锣开道。近来，苏联文艺界的头目进一步提出，要利用卫国战争题材，大写苏军的“解放使命”。对于这种野心毕露、咄咄逼人的喧嚷，人们很应当警惕。
世界战争的因素正在增长。从苏修的卫国战争文学的变化中，人们不是已经清楚地看到这种明显的动向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