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敢于抒无产阶级之情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要敢于抒无产阶级之情
蒋国忠
“秋风阵阵吹进窗，
好象同志们在歌唱，
眼望湖水白茫茫，
如今你们在何方？”
韩英身在牢房，惦念的却是战友的安危，这是多么动人的歌唱，多么崇高的情怀！当我们观看优秀影片《洪湖赤卫队》时，心情始终不能平静。尤其是“狱中斗争”一场，在我们胸中激荡起一阵阵汹涌起伏的感情波涛。我们时而焦虑，时而悲愤，时而敬仰，与英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韩英那种“为革命，砍头只当风吹帽”的英雄气概，以及“儿死后，你要把儿埋在大路旁”一段气贯长虹的唱词，真是动人心魄，感人肺腑。可是“四人帮”竟然把这段洋溢着革命豪情的精彩篇章，诬蔑为宣扬“人性论”，真是颠倒黑白，胡言乱语！
“四人帮”抛出“黑线专政”论，全盘否定十七年的成绩，到处打棍子、戴帽子，扼杀革命文艺作品。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岂止《洪湖赤卫队》被戴上“人性论”的帽子！他们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打着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幌子，肆意摧残了一大批革命文艺作品。他们指责这部作品充满“人情味”，那部作品有“人性论”的味道。一部作品写了革命者正当的爱情关系，他们就扣上歪曲工农兵精神面貌的帽子。他们甚至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肯定的、敬爱的周总理赞赏的剧目和影片，也要横加践踏，肆意诽谤。他们制订了种种清规戒律，不准革命文艺从多种角度刻画英雄人物，不准写英雄人物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不准英雄人物抒发自己的感情。“四人帮”这种蛮横的鼓噪，搞乱了思想，混淆了是非，使得不少文艺工作者顾虑重重，不敢在文艺作品中写男女爱情，不敢写革命者在一定条件下的正当感情，不敢表现无产阶级的人性。因此，塑造的人物干巴巴，死板板，没感情，不动人。
今天，打倒了“四人帮”，我们必须坚决打掉他们手中那条专门用来迫害革命文艺工作者，扼杀革命文艺的所谓“人性论”棍子，批判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种种谬论，彻底同他们的谬论划清界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使创作思想得到解放。
要划清表现无产阶级人性和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界限。人性论是抹煞阶级斗争，宣扬阶级调和的一种反动思想武器。现代修正主义者鼓吹什么在阶级社会里，有一种超乎阶级之上的“人的共同本性”，描写这种“一般的人性”，表现这种“永恒的感情”，是“先进艺术”的“最美好的特性”，并把这种“人性”和“人情”作为衡量作品成败、艺术优劣的标准。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刻指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性”，过去没有过，将来也不会有。反动影片《第四十一》，曾被苏修文艺界吹捧为“反映了美好的人性”和“人情”的“杰作”。其实它是抹杀阶级斗争、鼓吹阶级调和的大毒草。影片描写红军女战士玛柳特卡，在奉命押送一个蓝眼睛的白匪中尉时，小船遇到了风暴，飘流到了一个没有人烟的荒岛上。于是她和白匪中尉由敌人变成了情侣。曾经消灭过四十个敌人的红军女英雄，这时人性战胜了阶级性，投到了反动军官的怀抱之中。影片宣扬敌对阶级的人们可以相爱，这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人性论。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必须同这种反动的资产阶级人性论作彻底的决裂。革命的文艺所要表现的，是革命者崇高的革命理想、情操、品德和感情，这种高尚的革命阶级的人性，可以感染人、教育人、鼓舞人，引导人们正确地对待生活，对待困难，对待各种严峻的考验。它和资产阶级人性是根本对立的。为此，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砸烂“四人帮”设置的所谓“人性论”的桎梏，要敢于抒无产阶级之情，深刻地展示无产阶级的精神世界。
要划清健康的爱情描写和宣扬资产阶级爱情至上的界限。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恋爱观。无产阶级的战士，总是把爱情隶属于革命，服从于党的事业。只要出发点正确，关系处理得当，健康的爱情描写是可以的，它能从不同的侧面展示英雄人物的思想情操和精神境界。电影《天山上的红花》，写了女社长阿依古丽带领社员战胜反动牧主、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动人事迹，也写了她与丈夫那种小私有者思想的矛盾和斗争。一条爱情线索把这两方面的矛盾和斗争错综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曲折生动的情节，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在这里，作品写的不是游离于斗争之外的儿女情长，更不是脱离了时代要求的卿卿我我，而是描写了立足于革命原则之上的无产阶级的爱情。这种描写，使阿依古丽的形象更加丰满感人。当然，背离了原则立场的“爱情至上”等等资产阶级爱情观，我们必须警惕和反对。
要划清抒发无产阶级革命情谊和宣扬资产阶级温情主义的界限。俗话说：“人之至亲，莫如骨肉”，但在无产阶级看来，阶级的情谊重于泰山，革命的原则高于一切。无产阶级的骨肉之情和阶级之情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当革命需要与骨肉之情发生矛盾时，无产阶级的战士总是自觉地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洪湖赤卫队》“狱中斗争”一场，写了韩母见到女儿时悲痛欲绝的情景，十分真实感人。韩英母女相依为命，同生死、共患难。母亲看到女儿被彭霸天打得遍体鳞伤，怎能不痛心？想到女儿天一亮就要永远离开娘，怎么能不悲伤？韩母悲愤交加，唱出了“心如刀绞，好似乱箭穿胸膛”的满腹焦愁万分悲痛的心情。这是母亲在特定场合的典型感受，反映了母女生死与共的真情实感。而这种感情的基础是对阶级敌人彭霸天的强烈的恨，对党、对受苦人的深沉的爱。所以经过女儿的启发和教育，韩母对敌人斗争的意志更加坚定，甘愿为革命献出女儿。在这里，既体现了真挚的母女之爱，又表现了火热的阶级之情。“四人帮”把这污蔑为“人性论”，岂不是荒谬绝伦吗？
要划清无产阶级的生死观同资产阶级活命哲学的界限。革命文艺能否写革命者生离死别时的心情？能否抒悲愤之情？有革命，就有流血牺牲。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正确地反映英雄人物如何对待生死问题，往往是塑造英雄形象不可或缺的内容。在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几十年英勇斗争的历史上，涌现过多少舍生忘死、前仆后继的英雄人物呵！他们在生与死的严峻考验面前，表现了无产阶级的崇高的思想和感情。歌剧《江姐》是一出动人心魄的好戏。江姐带着党的任务秘密来到川北华蓥山，指望与丈夫“并肩战斗迎解放”。谁能想到，她的丈夫、游击队政委彭松涛已经牺牲了。当江姐透过“茫雾”、“蒙雨”，看清丈夫的头颅悬挂在县城门上“示众”时，禁不住失声恸哭。这哭，不是别的，而是对亲人的眷恋，对战友的怀念。但是，想起自己肩负的重大任务，想起一个革命者不能流着眼泪干革命，她克制住了内心的悲痛，擦干了脸上的眼泪，又振作精神向华蓥山走去。这是何等宽阔的胸襟，何等崇高的感情！正因为如此，观众看到这里，热泪不禁夺眶而出。“四人帮”不分青红皂白，一见到英雄流眼泪，就斥为“人性论”。似乎文艺作品根本不能写革命者的悲痛情绪。按照此等逻辑，江姐面对丈夫的牺牲，既不能哭，也不能悲，那岂不是应该无动于衷吗？生与死，悲与喜，是一种社会现象，都受阶级、时代的制约和支配，打着特定的阶级和时代的烙印。无产阶级有自己的生死观，也有自己的悲与喜。我们应该写出他们这种丰富而高尚的思想感情。资产阶级也有自己的生死观，他们津津有味地描绘战争的恐怖气氛，别有用心地表现英雄人物在牺牲之前的“三分钟动摇”，在大义灭亲时的矛盾心理，宣扬“活着就是一切”的人生哲学，渲染那种凄凉悲戚的哀怨之情，等等，都是鼓吹阶级调和论，是瓦解革命斗志的毒剂。我们革命文艺对此必须批判和抵制。
革命者在斗争的道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怎样对待爱情，怎样对待家庭，怎样对待生与死的考验等等。文艺创作不应该回避写这类问题，更不能把是否写了这类问题作为鉴别作品是否宣扬了人性论的标准。只要我们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区分什么是无产阶级的，什么是资产阶级的，就能划清抒发无产阶级感情和渲染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界限，写出富有感染力的革命文艺作品，塑造出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