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恶务尽 不留后患 揭批“四人帮”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罪行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除恶务尽 不留后患
揭批“四人帮”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罪行
巴金
编者按：本报编辑部最近在上海邀请文艺界人士举行两次座谈会，继续揭发和批判“四人帮”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罪行。到会的有巴金、于伶、钟望阳、张骏祥、赵丹、杜宣、孟波、孔罗荪、柯灵、王西彦、李俊民、刘金、姜彬、茹志鹃、沈柔坚、张拓、吴琛、吴宗锡、秦怡、丁是娥、包文棣、草婴、王纪人、姚庆雄、祝希娟等二十多位同志。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同志也参加了座谈会。本报将陆续发表座谈会部分同志发言摘要。
喧嚣一时的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奇谈谬论，从头到尾，都是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谎言和诡辩。它能猖獗十年之久，全靠它的炮制者搞阴谋诡计，以势压人，用他们窃持的权力来镇压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据我看，从它被林彪、江青同谋抛出来的时候起，就没有人完全相信它。我自己当时的确感到惶惑不解。他们说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说得那样霸道，那样武断，简直不容怀疑，不容讨论。当时我就想：十七年间，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一直在管文艺界的事情，一直很关心、很重视文艺事业的发展。
一九四九年召开了全国文代大会，毛主席亲自出席，作了很重要的讲话：“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我们欢迎你们。”十七年中间，文艺战线每次重大斗争，从对反动影片《武训传》的批判，一九五四年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一九五五年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到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的两个重要批示，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每次斗争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周总理对文艺工作和文艺创作的关怀，更是无微不至。十七年间，毛主席接见我两次，周总理接见的次数更多。周总理参加文艺界的各种集会，经常指导我们。要说十七年是“文艺黑线专政”，试问将毛主席、周总理置于何地？将毛主席革命路线置于何地？“四人帮”炮制这个“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罪恶目的，就是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要篡党夺权。
十七年中，有没有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当然有的。斗争并没有停止过。在一些时间内，一些部门，一些同志身上，甚至表现相当严重。但是，那些问题，那些缺点错误，毛主席总是及时地指出，及时地纠正过来了。
至于文艺战线十七年中的成绩，那是有目共睹的，许多同志已经摆出了大量的、无可辩驳的事实，足以狠狠地回击“四人帮”的无耻谰言。我这里从队伍方面再多说几句：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区，文艺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抗战期间有一个“文协”，也只是文艺界统一战线的组织，而且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和破坏，也很难开展工作。拿我来说，我一直是个人活动，个人奋斗，我进行创作，不找人指引，也不征求意见，连交流经验的机会也没有，单靠个人探索、追求，自己找不到出路，也没有给读者指出一条道路。没有学习，没有领导，谈不上思想改造，也谈不上团结战斗。象我这样的人为数也不少。在旧中国，进步的书刊经常受到压制，查禁；进步的作者受到迫害。大量的毒草充斥市场，多少读者和观众被引上了歧途。解放后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一个贫穷落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变成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文艺界的情况也大大地改变了。正象周总理在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上的报告中所说：
“我们应该感谢毛主席，他给与了我们文艺的新方向，使文艺也能获得伟大的胜利。”在这个新方向下面，全国文艺工作者团结、组织起来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一系列的光辉著作是我们的指路明灯，我们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也有了贯彻这个方向的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广大文艺工作者组织在文联和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曲艺等各个团体中。通过学习，深入工农兵生活，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改造思想，觉悟提高了，好作品一天天多起来，许多好书、好电影、好戏、好歌、好画，同志们都提到了。读者和观众也大量增加，人民的文化生活也逐渐丰富起来。尽管我们的队伍里也混进过坏人，例如张春桥、姚文元这样的特务和阶级异己分子，也有人蜕化变质，有人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绝大多数的文艺工作者是热爱毛主席、拥护共产党、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愿意改造世界观、努力为工农兵服务、为革命作出贡献的。我们的文艺队伍不断扩大，也不断提高。这个巨大的变化是从哪里来的呢？能够说是“黑线专政”的结果吗？绝对不能！广大文艺工作者都很清楚，这完全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的结果，是党的教育的结果。
就拿我个人的经历来说，也足以驳斥“文艺黑线专政”论的荒谬。解放前我写了二十年，写旧中国、旧社会的黑暗腐败，写剥削阶级的腐朽没落，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悲欢离合，痛苦、死亡，字里行间散布着淡淡的哀愁，或者走投无路的悲观绝望。我自己痛苦，也使我的读者痛苦。解放以后，是毛主席的教导，是毛泽东思想，使我看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光明大道，使我懂得文艺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有力武器的战斗作用。一九四九年在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上我写过这样的话：“我参加这样一个大规模的集会，这还是第一次。在这个大会上我的确得到了不少的东西。”我说：“现在我发现确实有不少的人，他们不仅用笔，并且用行动，用血，用生命完成他们的作品。那些作品鼓舞过无数的人，唤起他们去参加革命的事业，它们教育着而且还要不断地教育更多的年青灵魂”。我要向这些人学习。在党的指引下，在全国文联组织和帮助下，我第一次到工农兵群众的火热斗争中去。我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中间生活了一个时期。一个长期关在书房里的人一下子来到革命大家庭，精神上的冲击不用说是很大的，可是我感到温暖，受到教育。我开始爱上了那种生活，爱上了那些人。在斗争最尖锐的朝鲜战场上，人们习惯于用实际行动来表示自己爱和恨的感情。年轻战士大公无私、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使我感动，给我教育。我和志愿军指战员们交了朋友。我的思想感情也渐渐发生变化。
我第一次去住了七个月，第二年又去住了五个月，虽然住的时间不长，作品写得不多，也不好，但在我的笔下，开始出现了年青战士的英雄形象。在朝鲜战场上，我受到深刻的教育，我也多多少少把我的感受传给我的读者。直到今天，我还在写抗美援朝斗争的作品，因为我所爱的英雄们可歌可泣的事迹还激动着我的心灵，他们的鲜明的形象一直鼓舞我前进。这个明显的变化是从哪里来的呢？能够说是“黑线专政”的结果吗？绝对不能！广大群众很清楚，我自己也很清楚，这完全是毛主席和共产党多年来培养、教育的结果。但是“四人帮”硬说十七年是“黑线专政”，说我是什么“黑线人物”。这是什么逻辑！？即使在我受到他们那一帮迫害打击的时候，我心里也是不服的，我不相信他们那套不合逻辑、不符合实际的歪理。我始终记得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五七年三月接见我和赵丹等同志时的教导。毛主席说，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写文章都是以理服人，现在有些人写文章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四人帮”一伙把“文艺黑线专政”论这个精神枷锁强加在我们头上，就是以势压人。他们根本不讲理，只靠阴谋诡计，挥舞棍子打人害人。现在看得很清楚，他们祭起“文艺黑线专政”论这个法宝，就是要从文艺界打开突破口，矛头针对毛主席和周总理，指向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进而否定十七年各条战线的光辉成就，最终达到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四人帮”及其余党举起“文艺黑线专政”论这面黑旗，疯狂打击和迫害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既然是“黑线专政”，就得来个大换班，他们把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文艺工作者都说成是“黑线人物”，都得消灭，换上他们的心腹爪牙，拼凑起他们的帮派体系。这个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在文艺界盘根错节，作恶多端。不彻底把它砸烂、清除，隐患无穷。对“四人帮”的余党、爪牙、帮派体系我们决不能心慈手软，一定要“斩草除根”；不把揭批“四人帮”清查余党和爪牙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就将对革命事业、对子孙万代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我们一定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彻底砸烂“四人帮”及其余党在文艺战线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彻底清除“文艺黑线专政”论及其他种种谬论的流毒，除恶务尽，不留后患。清除了这些垃圾，将毒草用来肥田，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园地才能出现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壮丽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