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风和认识路线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文风和认识路线
邵华泽
王张江姚“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长期控制舆论工具，把我们的文风败坏了。今天，“四人帮”已被打倒，但余毒犹存，影响至深。讨伐帮八股以整顿文风，这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文风问题，贯穿着两条认识路线的斗争，即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斗争。“四人帮”的帮八股，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在认识论上，把客观和主观、实践和认识的关系完全颠倒了。整顿文风，必须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武器，把“四人帮”搞乱了的问题加以澄清。
客观事实是第一性的，还是
人的主观认识是第一性的？
唯物论的反映论，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认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新闻报道，工作报告，经验总结等等，都是观念形态的东西，是第二性的，而客观事实则是第一性的。前者是流，后者才是源，两者的关系，不容颠倒。人能够正确地认识客观事实，但是任何人也不能随意改变客观事实。尊重客观事实，这就是尊重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文风的起码要求。拿新闻报道来说，它的内容必须真实，有一是一，有二是二。这是我们无产阶级报纸同资产阶级报纸的根本区别之一，也是我们的报纸能够发挥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的大前提。试想，如果一个读者拿到一张报纸，心里老嘀咕那上面讲的是不是真话，写的是不是真事，那如何能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呢？
“四人帮”同林彪一样，奉行“不说假话不能成大事”的哲学。他们为了反革命的需要，完全置客观事实于不顾，什么都可以伪造。反正有用就是真理，需要什么典型就捏造出什么典型，需要什么事实就杜撰出什么事实，无可以生有，有可以变无。一时间，假典型、假经验、假报道、假照片，充斥他们控制的报刊，引起了广大革命群众理所当然的忿慨和抵制。敬爱的周总理逝世时，“四人帮”的御用文人炮制出人们“关心”的是什么清华园的大辩论的反动文章，引起群众强烈抗议，就是突出的一例。
在“四人帮”的毒害下，革命队伍里面也滋长了一种说假话的歪风，有的甚至见怪不怪，习以为常。比如，有的事只是打算去做或正在做，却说是已经做完了。上级的文件还没有接到，学习文件体会的简报、报道已经写好了。明明是七分成绩，硬要写成十分；明明是个别的例子，偏要说成是普遍的现象。写典型就要写成“完人”，讲经验就是一套完整的体系。上报数字也可以任意修改，欠收可以变成丰收；紧张产品，瞒报产量；短缺物资，少报库存；如此等等。总之，不是报告、新闻忠实于事实，而是事实服从于主观意图，这不是典型的唯心论又是什么？
“四人帮”有一种“理论”，叫做“事实要为政治服务”。这是适应他们反革命政治需要的典型的实用主义理论。事实是客观存在。人们只能按事实的本来面貌去认识它的政治意义，而不能按照主观的需要任意去解释、利用甚至捏造事实。否则，还有什么真理可言呢？如果为了某种政治利益，需要歪曲事实真相，那这种政治绝不可能是无产阶级政治，只能是资产阶级政治。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也就是违反了无产阶级的党性，哪里还谈得上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不错，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是能动的反映论，不是机械的反映论。尊重客观实际，并不是说对事实可以不作分析、不要取舍，简单地罗列一大堆现象。我们无论是写文章、做报告，都要力求抓住事物的本质和主流，把事物内部的规律性揭示出来。这就要经过一个抽象的过程。但是，一切科学的抽象都不是离开事实，也没有改变事实，而只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事实。如果把人的这种主观能动性加以夸大，变成了主观随意性，以为抽象的过程是可以不受客观事实制约的，那就会把事情弄到荒唐可笑的地步。
用一般指导具体，还是用一般代替具体？
一九四二年毛主席批判党八股时，指出它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说空话，说大话，说套话，也是“四人帮”的帮八股的一个重要特征。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人类认识运动的总的秩序是，由个别到一般，又由一般到个别，循环往复，不断深化。个别是基础，先有对具体事物的认识，才有可能进行概括，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一般。工作报告、经验总结、新闻报道，都是反映具体事物发展的具体过程。因此，必须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这就要从调查入手，收集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加工制作，弄清这一具体事物的历史、现状，它同周围事物的联系，等等。只有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能生动活泼、有血有肉的，才能引人入胜，起到指导工作、推动革命的作用。
当然，认识具体事物，不能离开一般原则的指导。我们分析任何一个问题，写任何一个文件，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吗？不能。我们要努力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明确方向，才能比较深刻地认识客观事物，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问题，写出好的东西。但是，一般只能指导具体，不能代替具体。如果以为有了一般的原理、原则，就可以不费力气，不调查研究，那就必然陷入唯心主义。什么叫空话？列宁说得好：任何一个一般的历史的理由，如果用在个别场合而不对该一场合的条件作特殊的分析，都会变成空话。（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34页）
“四人帮”搞的一套宣传，根本不需要以事实作基础，也根本不对任何事物作具体分析，有的只是拼凑起来的抽象的概念，空洞的词句，吓人的帽子，打人的棍子。他们手里没有动人的货色，却要装腔作势，摆出一付绝对权威的架势，出言就是圣旨，文章就是指示，公式、规律、终极真理，应有尽有，令人望而生畏、读而生厌。他们就是靠这一套来篡改革命真理，贩卖反党货色，打击革命干部和群众的。
我们的一些革命同志也受了“四人帮”的影响，养成说空话、说大话的恶习。不深入实际，不调查研究，用一般代替具体。写东西，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堆砌得很多，就是不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作指示，不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照抄照转；搞报道，到编辑部要路子，到下面找例子，关起门来写稿子，结果是空话连篇，套话成串，没有任何自己的特色，读起来没有一点味道。这种说空话、说大话之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助长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使党的方针政策不能落到实处，对党的事业危害很大。正如列宁指出的：用抽象的概念来代替具体的东西，这是革命中一个最主要最危险的错误。（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113页）
检验工作好坏、水平高低的标准是看实践，还是看别的什么东西？
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四人帮”没有真理，害怕真理。他们的是非好坏标准，就是看是否有利于他们的反党阴谋。在他们那里，“闹而优则仕”，说假话有功，吹牛皮光荣。他们中的一些亲信、爪牙，不就是靠这一套发迹的吗？
在“四人帮”横行时，有一些常识性的问题都被他们搞乱了，必须一一纠正过来。
判断一个干部能力强不强看什么？看实践，看他工作的实际效果，看他的行动是否给人民带来了好处以及这种好处的大小，绝不是根据他说得多么好听。
判断一个总结、一篇报道水平高不高看什么？看实践，看它是否深刻地反映了群众的实践，是否经得起客观实践的检验。绝不能认为抄录马列词句多就是水平高。那种看上去句句有本本根据，可一点也不解决实际问题的文件、报告、文章，有什么水平？应该丢到字纸篓里去！
判断一个单位工作好坏看什么？也是看实践，而不是看发表了多少报道。我们遇到过三种领导同志。一种是扎扎实实，抓好典型，做好工作，同时也重视在这个基础上总结经验，搞好报道，通过总结宣传，普及经验，推广先进，使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一种是工作做了，不注意总结，不重视报道，结果经验出不来，先进事迹宣传不出去，影响工作的发展和提高。还有一种，不是把领导精力放在工作上，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写文件、抓报道上，甚至给下面规定见报指标，群众称这种思想为“见报第一”。许多假报道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压出来的。结果，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单位工作很差，而报道却很多。“不怕工作一团糟，就怕笔下拔不高”，就是对这种现象的讽刺。为什么这样的“典型”宣扬出去了，本单位的广大群众不信服，“墙里开花墙外红”，原因就是群众了解事实，尊重实践。
华主席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央认为，现在摆在我们全党面前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进一步改造我们的学习，彻底肃清‘四人帮’的影响和流毒，切实整顿好党的作风。”我们要响应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使我们在文风上来一个大的转变、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