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四人帮”的实用主义史学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评“四人帮”的实用主义史学
周修强
“四人帮”对历史本来一窍不通，突然间对历史发生了兴趣，摆出一副历史学权威的架势，到处大讲历史。他们豢养的那批御用文人，就根据“四人帮”定下的基调，找材料，造论据，写文章。他们对历史事实肆意歪曲篡改，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用的完全是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那套手段。
一
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我们，研究历史，必须认真掌握和研究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材料，经过分析、综合，得出应有的结论。而实用主义却是先做出结论，再去找材料来“证明”。胡适鼓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四人帮”完全照办。
一九七四年六月，江青没有任何根据，就断言：“秦始皇死后，秦二世年龄小，不懂事。代表没落的奴隶主的赵高执了政，赵高是代表儒家的。”
结论有了：赵高是奴隶主代表，是儒。
八月、九月，罗思鼎、梁效相继出来求证。根据什么说赵高是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呢？离秦代最近、最可靠的《史记》中有关赵高的资料，他们视而不见，置之不顾，却费尽心机地从二千年后的赵翼的《陔余丛考》中，找出一条：“（赵高）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乃自宫以进。”
《陔余丛考》的根据何在？在上引字句前就交代了：“史记索隐，谓高本赵诸公子”，根据是唐朝司马贞的《史记索隐》。而司马贞这个观点本来是站不住的，早为人否定。“四人帮”的御用史学家心里有鬼，不敢将赵翼的话引全。
赵高入秦是在秦始皇死前二十余年。秦始皇死于公元前二一○年，赵高入秦不迟于公元前二三○年，而赵亡于公元前二二二年。难道赵高在赵被灭亡前就要报亡赵之仇吗？
况且，赵高也不是“赵诸公子”。
《史记·蒙恬列传》说：“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
赵高自称：“高固内官之厮役也”（《史记·李斯列传》）。
这些材料说明，赵高虽为赵国人，但与赵王室关系疏远，世世卑贱，并不是赵国贵族。退一步讲，即使是赵国贵族，也不能说是奴隶主贵族。三家分晋，赵国一建立就是封建制国家，说赵高是没落的奴隶主贵族，没有丝毫根据。“四人帮”的历史学家置大量可靠的材料于不顾，却拿了一条早就被否定了的材料大做文章。这不是存心歪曲历史吗？
“四人帮”说赵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儒”，梁、罗两霸拿不出任何事实。相反：
赵高自称“幸得以刀笔之文进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史记·李斯列传》）。
《史记·秦始皇本纪》写道：“赵高故尝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
《史记·蒙恬列传》记载：“秦王闻高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
所谓“以刀笔之文”，“喻之决狱”，就是精通律令的“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禁止私学，下令“以吏为师”，赵高就是教授“狱律令法”的“吏”。按照“四人帮”的标准，只能说赵高是“法家”。
“四人帮”说赵高一上台，就复辟了奴隶制。这回，他们倒是从《史记》里找出一句话，但只有四个字：“更为法律”。这总不是瞎说了吧。不！且把这句话前后文引全了，再下结论。
“（二世篡位后，诸公子与群臣均疑沙丘之变。二世与赵高密谋对策）赵高曰：‘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此则阴德归陛下，害除而奸谋塞，群臣莫不被润泽，蒙厚德，陛下则高枕肆志宠乐矣。计莫出于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为法律。于是群臣诸公子有罪，辄下高，令鞠治之。杀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财物入于县官，相连坐者不可胜数。”《史记·李斯列传》）
原来，胡亥、赵高“更为法律”，是为了加强对秦始皇的诸公子、故臣的控制，以维护胡亥篡夺的政权。所谓“贫者富之，贱者贵之”，则是打击扶苏及诸公子的支持者，扶植胡亥的支持者。这怎么能说成是“复辟奴隶制”呢？
江青提出关于赵高的“大胆假设”，梁效、罗思鼎确实是在卖命地“小心求证”。然而，梁效、罗思鼎的“论证”，简直连儿戏都不如！
二
梁效、罗思鼎在西汉盐铁官卖论争上大做文章，给霍光扣上“大儒”的帽子，加了“改变汉武帝的政治路线”的罪名，竭力进行攻击。江青甚为得意，到处兜售。
梁效写道：“盐铁会议斗争的实质，是坚持还是改变汉武帝巩固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路线的问题，双方代表人物，一边是御史大夫桑弘羊，另一边是大司马大将军霍光。霍光没有出场，他用孔老二的徒子徒孙贤良、文学作为他的炮筒子，……妄图搞掉桑弘羊，改变汉武帝的政治路线。”罗思鼎唱着相同的调子。梁效、罗思鼎找不到一条霍光与盐铁官卖有关的材料。没办法，提出“后台论”以达到攻击的目的。这些“四人帮”的史学家们，连“小心求证”都办不到了，只能求助于无须求证的“莫须有”了！
霍光是江青心目中“法家”霍去病的异母兄弟，以霍去病军功任郎为官。霍去病的孙子霍山说：“诸儒生……大将军（指霍光）常雠之。”（《汉书·霍光金日磾传》）
当汉武帝想立昭帝为嗣时，将“命大臣辅之，察群臣唯光任大重，可属社稷，上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后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宫，病笃，光涕泣问曰：‘如有不讳，谁当嗣者？’上曰：‘君未谕前画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汉书·霍光金日磾传》）可见，霍光是汉武帝经过长期观察，认为能付以重任，托以辅佐昭帝的人物。霍光也确实没有辜负汉武帝的委托。
昭帝即位时只有八岁，“政事一决于光”。霍光辅政时，镇压了上官桀、桑弘羊等阴谋废昭帝、拥立燕王的政变，维护了昭帝的皇位。昭帝成人后，“遂委任光，讫十三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汉书·霍光金日磾传》）事实说明：“四人帮”钦定的两个“法家皇帝”——武帝、昭帝，都信任霍光。所谓昭帝执行的“法家路线”，实际上是霍光执行的。
昭帝死后，霍光曾立昌邑王为帝，旋即废之，重新立了一个也是为“四人帮”一再吹捧的“法家皇帝”汉宣帝。霍光死后，汉宣帝说他“功如萧相国”。
这些材料都说明，霍光得到汉武帝、昭帝、宣帝这三个“法家皇帝”的重用。有那一点事实，能说他是“儒家”，“改变汉武帝的政治路线”呢？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汉书·循吏传》早已作了回答：“孝昭幼冲，霍光秉政，……光因循守职，无所改作”；又说：“昭帝立，幼，大将军霍光秉政，大臣争权，上官桀等与燕王谋作乱，光既诛之，遂遵武帝法度”。霍光不过继续执行汉武帝的方针、政策而已。
江青自己也说过，汉武帝用的大臣不是“儒家”。为什么梁效、罗思鼎硬把霍光说成“儒”，扣上“改变路线”的罪名，而江青又十分欣赏呢？岂不矛盾！这只能说明“四人帮”没有客观的标准。唯一的标准是对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有用”。
霍光所以在二千年后大倒其霉，只是因为汉武帝给了他一幅“周公负成王朝诸侯”的画，要他“行周公之事”。“四人帮”要揪“大儒”，“批周公”，霍光不正是最合适的影射对象吗？
三
“四人帮”史学最下功夫百般涂抹、装扮的还是吕后和武则天。
罗思鼎在接到江青要突出宣传吕后的命令后，立即着手炮制《论吕后》，还没动笔，“四人帮”的余党就强调说：“写这篇文章的意图是要阐明正确路线的推行必须有一个忠实的执行者。西汉时期，刘邦的继承人除吕后外，没有更合适的了，因为吕后与刘邦长期共处，对刘邦最了解。”这样露骨地鼓吹要让江青当继承人，连张春桥也害怕了。他说：“这样的文章，影射太明显，容易产生副作用，目前不宜发表。”压下了。但罗思鼎欠了债。为了还债，罗思鼎想尽一切办法炮制了好几篇关于秦汉之际及西汉初期的文章，大肆吹捧吕后，吹捧那个根本不存在的以吕后为首的“法家领导集团”。
奴才们吹吹打打，已经够热闹了，但主子仍不过瘾，江青亲自上阵。她说：“吕后了不起，帮助刘邦打天下。”“汉高祖死后，天下大乱。吕后掌权，又重新统一了天下。”刘邦参加农民起义时，吕后在老家呆着；楚汉相争时，吕后为项羽阶下囚，直到刘邦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才被放回汉营。除非吕后分身有术，不然怎能“帮助刘邦打天下”。尤为出奇的是，为了让吕后建立“重新统一天下”的“盖世之功”，江青竟给汉高祖死后的社会制造了一个“大乱”。真是无中生有！
在宣扬武则天方面，梁效、罗思鼎竞相邀宠。梁效发表了《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一些报刊也跟着起哄。罗思鼎着急了，说：“别的报刊都登了武则天，我们不登，交待不过去。”赶忙写了《女皇帝武则天》，发表在一九七五年第一期《学习与批判》上。姚文元看了说：“这期好，好就好在登了《女皇帝武则天》一文。”
江青自己当然更起劲，绞尽脑汁，吹捧武则天。为了“证明”武则天知人善用，她给武则天增加了两个宰相，说武则天还信用武元衡和裴度为相。一查史书，武元衡是公元八○七年任宰相，裴度当宰相是公元八一五年，而武则天死于公元七○五年。武则天在位时，连武元衡、裴度的父母，还不知道出世了没有呢？
为了吹嘘武则天当皇帝“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江青信口开河：“有二十万人上书，主张武则天当皇帝。”事实到底怎样？遍检有关史书，比较详细记载此事的是《资治通鉴》：
（公元690年）“九月，丙子，侍御史汲人傅游艺，帅关中百姓九百余人诣阙上表，请改国号为周，赐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许，擢游艺为给事中。于是百官及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合六万余人，俱上表如游艺所请，皇帝亦自上表自请赐姓武氏。……
庚辰，太后可皇帝及群臣之请。壬午，御则天楼，赦天下，以唐为周，改元。乙酉，上尊号曰圣神皇帝，以皇帝为皇嗣，赐姓武氏；以皇太子为皇孙。”（《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唐纪二十）
这里，第一，记载只有“六万余人”，江青把它夸大为“二十万人”；第二，六万余人中罗列了远近百姓、少数民族的酋长，甚至和尚、道士都计算上了。从傅游艺上书劝进，到武则天改唐为周，连头带尾都算上，只有七天时间。一千二百多年以前的交通条件，“四夷”及“远”处百姓，那里赶得及？无非是由傅游艺之流虚张声势，假借名义上书而已。所以“六万余人”本来已是夸大了的数字。第三，应该分析一下，这“六万余人”是在什么条件下上书的。傅游艺上书劝进，武则天佯为不许，却又“擢游艺为给事中”，暗示别人继续劝进，就可以升官。“于是百官……俱上表如游艺所请”。就是这个傅游艺，因带头上书劝进，不到一年，四次加官进爵，赐姓武氏，恩宠倍加。显然，群臣百官上书完全是武则天诱以“官禄”的结果。毛主席逝世以后，江青袭用了武则天的办法。姚文元及“四人帮”的党羽们，不是到处鼓动别人给江青上劝进书吗？
江青说，研究历史要“总结当前斗争有用的问题与经验”。为了对“四人帮”的“当前斗争”——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有用”，历史上根本没有的，可以凭空捏造；确凿存在的，可以一笔勾销；记载完整的，取其片言只语；历史的年代，任我颠倒；明确的数字，按需增删……既经炮制出来，对“四人帮”有用，就都是“真理”。
罗思鼎说：“（我们）就是搞实用主义，写历史，编资料，都是为了实用。”“四人帮”的史学，确是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的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