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战线的铁人——陈篪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科技战线的铁人——陈篪
“人总是要死的，衡量一个人的一生，要看是否最大限度地促进了社会前进。白求恩、张思德、刘胡兰都活得不算长，有的甚至很短，可是活得很有价值。我觉得应当做到‘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在有生之年，尽力为祖国为人民多做一些事。”
这是身患癌症的共产党员陈篪（chi迟）同志，冶金部钢铁研究院的工程师和物理室主任，一九七六年年终写给党组织的信中的一段话。
自那时以来，一年过去了。陈篪在同疾病进行顽强斗争的同时，又为我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写出了《论裂纹扩展的判据》和《单试样测Jic测试中的若干问题》两篇具有国际水平的学术论文。
二十多年来，陈篪先后写了三十多篇学术论文，在我国高温合金和断裂力学的科研领域中做出了卓越的成绩。然而，更为可贵的是，他那种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勇精神，他那种把一生献给祖国的科学事业的火一样的热情。在“四害”猖獗的那些日子里，他曾受到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但是他从来没有屈服过。他坚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胜利，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仍然为使我国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奋斗不息。
人们把陈篪称为科技战线的铁人。他象一个英雄的登山队员，正高举着红旗，排除着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障碍，向科学上的珠穆朗玛峰攀登。
“赶超世界水平，一天
工作八小时是不够的”
一九五八年，我国国民经济大跃进的步伐，振动着每个科技工作者的心弦。
就在这一年夏天，党把三十一岁的陈篪从鞍钢调到冶金部钢铁研究院搞高温合金的研究工作。这是一门与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关系密切的尖端科学。这对没有学过冶金专业的陈篪来说，困难是很多的。
在钢铁研究院党委的领导下，陈篪不久就带领一个试验小组开展了工作。他向党组织表示，一定要占领这个科学阵地。他说：“只靠国外的数据和结论，我们将只能跟在别人后面走。我们要有自己的实验研究。不然，我们将不能用充足的、正确的数据来说明我们合金的性能，我们将不能对研究成果从理论上作出解释，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文化悠久、以勤劳著称的民族，也将是一个耻辱！”
从那时候开始，在钢铁研究院门口值班的同志发现：不论是严冬还是炎夏，也不论是大雪天还是暴风骤雨的日子，几乎每天清晨五点钟左右，就有一位中等身材、戴着近视眼镜的人第一个进院上班，有时深夜才离去。这个人，就是陈篪。
有多少个节日假日，陈篪不是在自己的家里，而是在实验室、办公室和图书馆里度过的。陈篪只有一个孩子，今年十九岁。十九年来，陈篪只带他上过几次公园和电影院，孩子说：“爸爸只知道工作。”
为了工作方便，陈篪从家里搬到了钢铁研究院的宿舍住。从宿舍到办公楼只有几百米远，当试验工作紧张的时候，他又把铺盖搬进了实验室。为了在洗衣服上省点时间，他穿深颜色的衣服。他常常在集体食堂买个馒头，一边吃，一边工作。在家吃饭，也思考着科研难题，有时一顿饭只吃主食，完全忘了吃菜。
陈篪常说：“要搞好科研工作，就得学习。”他总是随身带着一个挂包，里面装着书笈资料，抓紧时间进行学习。他经过刻苦学习，掌握了渊博的基础理论知识，还掌握了英、俄、德、法四种外国语文，能够熟练地用英文和俄文写学术论文。
“陈篪把自己全部心血都倾注到科研工作中去了。”群众这样评论他。他不把精力用在个人生活安排上，家庭在他心里也不占多少地方，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一位老干部、他的入党介绍人找他谈心，对他的家庭生活表示关怀，他向这个老同志倾吐心里话说：“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造成了我国科学事业很落后。现在我们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一天工作八个小时是不够的。难道我不懂得守着老婆孩子舒服，不懂得吃好穿好舒服吗！”
“数据不准确，比不干效果还坏”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钢铁研究院一位主管科研的领导人和陈篪发生了一场争论。那个领导人主张：搞高温合金，可以把某种稀有元素往里加，来个“大胆创造”，提出“三个月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陈篪说：“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但是，我们要实事求是，要踏踏实实地工作。这种稀有元素十分昂贵，我们不能搞那些没有把握的‘大胆创造’。”
那个领导人指责陈篪“右倾”；陈篪说他缺乏“起码的现实主义和科学精神”。这场争论直到六十年代初才告一段落。结果证明：陈篪的意见是正确的。
陈篪常常对同志们说：“毛主席教导过我们，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需要老老实实的态度，是来不得半点虚伪的。”在整个高温合金试验过程中，陈篪既注意国外的研究动态，更注重实践。他带领试验小组的同志艰苦地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陈篪总是亲自动手调试仪器，做各种试验。夏天，他穿着背心，淌着汗水，有时一干就是一整天。
在实验研究中，面对许多困难和挫折，他从来没有气馁过。一九六三年，他和同志们拉制镍三铝单晶，一连许多炉都失败了。他们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坚持干下去，终于拉制出了合格的单晶样品。
有一段时间，陈篪和组内两位同志为了测定一种合金的有序度，反复地进行试验，足足写了十几本实验记录，求得了上千个数据。翻开他们的记录本，可以看到陈篪用红笔在许多数据后面写的批语：“太大”、“不稳定”、“稍大”、“尚稳定”、“稳定”，这些批语都表示不行，还得再做试验。“十分稳定”，这个数据算是准确的了。但试验是不是到此为止了呢？不！还要再做，直到多次试验都得出同样的结果，陈篪才确认这个数据是准确的。为了测准一个数据，陈篪和他的战友们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流了多少汗水。凡是和陈篪共过事的人，没有一个不钦佩他这种严格、严肃、严密的作风。他们说：“陈篪得出的每一个数据都是过得硬的。”陈篪也说：“数据不准确，必然导致结论错误，这比不干工作的效果还坏。”
由于陈篪和试验组的同志长期不懈地工作，一九六五年他们揭开了镍三铝高温强度和范性的“秘密”，为强化镍基高温合金提供了理论基础，并明确地提出了进一步研究以镍三铝为基的高温合金的设想。一九七三年，陈篪将这些科研成果写成一篇题为《镍三铝的蠕变及持久性能》的学术论文，在《物理学报》上发表，引起了国际科技界的注意。
“对敌人不能有一点手软和仁慈”
在林彪、“四人帮”疯狂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日子里，陈篪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多次受到批斗。
严峻的斗争考验着陈篪。
白天，他要参加劳动，一天下来，即使体魄较好的人也会觉得精疲力竭，而身体较弱的陈篪，晚上却仍然坚持阅读科学文献，整理过去几年高温合金试验的数据。一次，长达几小时的批斗会刚结束，陈篪就马上要骑自行车到北京图书馆去借书，好心的同志劝他回去休息，他说：“不行，必须在闭馆前赶到。”
在那受迫害的日子里，陈篪心里还时刻想着党的科学事业。他盼望着祖国社会主义科学园地春天的到来。
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当时一些科研机构被解散了，设备被拆掉了，科研队伍也被搞散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知识分子政策，受到了肆意歪曲和践踏。“四人帮”还利用他们控制的舆论阵地，大肆鼓吹形而上学，给我国科学事业造成了巨大的困难。面对着这种局面，陈篪心里是多么焦急啊。他感到社会上有一股势力，在严重地干扰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全面的正确的贯彻执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不能保持沉默。
一九七一年夏天，敬爱的周总理针对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对教育等战线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陈篪从这些指示中得到鼓舞，他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写了一封近万字的长信，亲自送到中南海，请警卫战士转呈敬爱的周总理。
陈篪在信中无限深情地写道：“我极盼望您能召开自然科学研究工作会议，对自然科学研究工作作指示，这必将大大地推动科研工作沿着正确的道路飞速前进，使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得以早日实现。”
信中，陈篪就我国科研工作的全面规划问题，加强理论工作和培养无产阶级科技队伍等问题提出了建议，并对“四人帮”散布的种种谬论进行了批驳。
他写道：“我们要两点论，不要一点论。在批判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错误倾向时，要注意否认抓科研的必要性的另一种错误倾向”。“工厂不抓生产，公社不抓种田，部队不抓军事能行吗？一个科研单位科研搞不好，能说对社会尽到责任吗？”他还提出：“在批判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倾向时，要注意贬低乃至取消理论工作的另一种错误倾向；在批判爬行主义的错误倾向时，要注意否定练好基本功、打好必要基础的另一种倾向；在批判洋奴哲学的错误时，要把它和向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向外国作调查研究区别开来。”他说：“基础理论是不分中西（外）的，不能因为它的发明者不是中国人而把学习掌握它也视为洋奴哲学……。”
这是陈篪六年前写的！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信，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声讨“四人帮”的战斗檄文！
一九七二年初，陈篪带领一个试验小组开始研究断裂力学。断裂力学是六十年代国际上才兴起的一门新学科，在材料和工程应用中有着很大的指导意义。当时，它在我国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点。对陈篪和试验小组的同志来说，研究中困难是大的，然而，最大的困难莫过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了。
在他们进行试验期间，“四人帮”到处打棍子，戴帽子。在钢铁研究院，也曾有人指责陈篪的小组是“不突出政治”的典型，后来又说是“右倾回潮”。但所有这些，都阻挡不了陈篪和他的战友们前进的步伐。他们顶风而上，坚持进行科学研究。一九七二年以来，断裂研究组先后进行了四十多项专题研究，写出了八十多篇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他们还和兄弟单位协作，解决了生产实践中的许多疑难问题。
陈篪奋不顾身地战斗着。“四人帮”在报刊上放毒，陈篪就利用各种机会进行消毒。当“四人帮”批判所谓“理论风”的时候，陈篪就引用恩格斯关于“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的教导，启发组内的同志们注重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他说：“没有基础理论研究，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研究工作只能跟在洋人的屁股后面爬行。”当“四人帮”散布取消自然科学研究的“代替论”的时候，陈篪就在同志们当中反复宣传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的教导。当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咒骂我们是什么“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时候，陈篪就对组内的同志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是因为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我们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卫星上天，而红旗不落地呢！？”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副主席受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委托，排除“四人帮”的干扰，提出各条战线要进行整顿。陈篪深受鼓舞。从五月到七月，他先后在党支部大会和全室大会上作了四次发言，针对着“四人帮”的破坏，慷慨陈词，揭露当时科研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身患重病的陈篪悲痛万分。他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清明节前夕，他艰难地移动着脚步，拖着病弱的身体来到天安门广场，仰望人民英雄纪念碑，怀念着敬爱的周总理，两行泪水从他消瘦的面颊上滚落下来。
天安门广场万众悼念周总理的悲痛场面，写在无数花圈上的感人肺腑的悼词、诗章，使陈篪心里充满了力量。他忘了自己的病痛，回到钢铁研究院对战友们说：“到天安门去看看吧，中国人民是有希望的！”他给一位五七干校的战友写信说：“中国人民再也不是任人摆布的了。现在，我们对周总理的怀念，不是哭泣，而是战斗！”
陈篪坚信，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祖国科学园地百花怒放的春天，一定会来到！
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阴谋集团。消息传来，陈篪欣喜若狂。虽然这时疾病已使他无法跟着院里的队伍上街游行，但他还是坐公共汽车从郊区赶到了天安门，同首都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欢庆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他说：“把瘤子挖出来了！对这伙穷凶极恶、罪行深重的家伙，我们无产阶级不能有一点手软和仁慈，我们要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让红旗插在科学技术
的珠穆朗玛峰顶”
陈篪的癌症是在一九七五年初秋确诊的。这年七月，他发现右颈有一串淋巴结肿大。他照常工作。国庆节后，他要到沈阳去参加断裂力学会议，才决定在离京前到医院去作检查。检查结果表明：他患的是甲状腺癌，并已扩散。
不幸的消息传来，领导和同志们都很难过，有的战友急得哭了。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陈篪起初觉得自己太不幸了，正是自己可以为祖国做些工作，有许多想法需要加以实现的时候，得了这样的病。但是，他很快意识到这样想是消极的，自己正面临着世界观上的又一次严重考验。他在病床上给党支部写信说：“人有病是个客观事实。总得有个正确对待。一种是消极思想占上风，这样，个人思想越来越颓废，对病也不利。应该打退一切消极的东西，做到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他一方面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一方面尽可能地做些工作。
病魔无情地折磨着陈篪。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动了三次手术。从一九七六年春天开始，由病源引起的腹泻，一天多达十多次，服药以后也有五、六次。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医生走进病房的时候，看到的不是卧床的陈篪，而是聚精会神工作的陈篪：他手里拿的是计算尺和笔，摊开在他面前的是图表、资料和笔记本。去医院探望他的老战友，流着眼泪握住他的手，恳求他：你就歇一歇吧！一九七六年三月至六月，陈篪出院回家休养。他的亲戚先后八次来看望他，不论是白天来还是晚上来，每次都看到陈篪在聚精会神地工作。
物理室的同志作过统计：一九七六年，身患重病的陈篪共完成了九项研究工作，无论是工作量还是所取得的成果，都比一九七五年还要多些。
一九七七年三月，钢铁研究院接到关于七月份要在加拿大召开国际断裂会议的通知。陈篪和他的战友们决心拿出科研成果来，参加这次国际学术交流，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为华主席争光。这时，陈篪的病情正在恶化。但他又搬到院里来，要同战友们并肩战斗。研究组只有一台计算器。白天，同志们使用。他便在每天凌晨到上班前和晚上别人下班后使用。一天下午，他在办公室计算数据，算着算着趴在桌子上睡着了。组内的同志吓了一大跳，以为出事了，连忙呼喊他。陈篪醒来，慢慢地抬起头说：“没有什么，我的精力有点不够了。”就这样，陈篪以钢铁般的意志，忍受着疾病的巨大痛苦，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连续干了三个月，终于和研究组的同志们在断裂力学科研领域找到了解析法分析裂纹扩展的规律，执笔写了两篇学术论文，交给我国出席国际断裂会议的同志带到会上去进行交流。
不久前，在冶金部召开的万人大会上，部领导表彰陈篪是攀登科学高峰的勇士和模范共产党员，号召冶金战线的广大科技人员和职工向他学习。陈篪感到很不安。他给领导写了一封信。他写道：“如果说我为祖国为人民做了一点点工作，那主要是由于党的多年教育，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同志们的密切协作，以及断裂研究组和以往的试验小组的同志们努力奋战的结果。兢兢业业地把科研事业搞上去，让祖国的鲜艳红旗插在科学技术的珠穆朗玛峰顶，这是一个共产党人的本份。我个人只是这个集体中的一员，不可过誉。”
一九七七年国庆节前夕，领导和同志们又一次把陈篪送进医院。经过检查，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陈篪向前来看望他的领导同志恳求说：“请你们一定把病情真实地告诉我，我好有个思想准备，把最后有限的时间安排好。”
党组织和同志们关怀着他，鼓励他同疾病作斗争。医务人员千方百计地为他治疗。
当研究小组的战友们前来医院探望时，陈篪便和他们讨论制订断裂力学的科研规划和总结二十多年来科研经验的问题。他还对战友们说：“现在形势这么好，要大干啊！你们不要来探望我了，不要影响工作。你们在院里干，我在这里配合。”
他的儿子来探望他，他勉励儿子：“要努力学好基础知识，要象老一辈参加红军那样，参加到祖国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行列中来。”
现在，在陈篪病房的桌子上，放着弹塑性力学的文献资料。陈篪正在猛攻弹塑性力学的难题。他决心战胜疾病，争取重返科研第一线。　新华社记者　陈禹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