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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版()
专栏：

批判“四人帮”反对“写真人真事”的谬论
沈萱
王张江姚“四人帮”，打着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幌子，炮制了“三突出”等一整套修正主义文艺理论。反对“写真人真事”论，就是这一整套修正主义文艺理论中的荒谬论点之一。这个谬论，在扼杀革命文艺，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方面，起过十分恶劣的作用。
（一）
文艺创作要塑造典型，不要受真人真事的局限，这本来是正确的思想。“四人帮”却恣意歪曲这一正确思想，象列宁指出的那样，他们以维护为名，把它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一九七四年三月，江青在同文化部两个亲信的谈话中，说了这样的黑话：我“不主张在报告文学中多写活着的真人真事”。不久，江青在又一次谈话中借口“重大的历史题材，牵扯到党史、军史，不好搞”，更加蛮横无理地指令：“不要写真人真事”。其后，“四人帮”一伙恬不知耻地以工农兵的代言人自居，胡说什么“写真人真事”的作品，“在反映生活上既无广度又无深度”，“缺乏教育意义和战斗作用”，“广大工农兵”“不满意那种写真人真事的作品”。
“四人帮”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专横武断，以势压人。反对“写真人真事”论，完全抹煞了各种不同文艺形式的特点。例如，报告文学，它本来是一种具有新闻报道的真实性的文学作品，一向以其能够及时歌颂革命和建设中的英雄人物，迅速反映工农兵火热的斗争生活而被称为文艺的轻骑兵。它所表现的是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过的人物和确实发生过的事件，说服力大，感染力强。虽然在其创作过程中，根据主题思想的需要对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可以取舍、剪裁、概括和提炼，可以进行艺术加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使真人真事具有典型的意义，但却不容许虚构和伪造。它所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正是它“写真人真事”。江青不让报告文学“写活着的真人真事”，那就等于取消了报告文学，把报告文学变成了报假文学。至于其他的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也同样被一棒打杀。他们甚至要求话剧《雷锋》一定要改得没有雷锋的名字、没有雷锋的事迹、没有雷锋的精神才行。在“四人帮”反对“写真人真事”的大棒打击下，革命回忆录，传记性的文学、戏剧、电影作品，以及以文艺形式写成的公社史、工厂史、家史、村史在我国文艺园地几乎绝迹。
“写真人真事”的作品，“既无广度又无深度”，“缺乏教育意义和战斗作用”吗？这是“四人帮”捏造出来的天大的谎话。事实证明，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的某些文艺形式，通过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中英雄模范人物的艺术描写，同样可以发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早在二十多年前，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就写下了这样激动人心的话语：“这里又有一个陈学孟。在中国，这类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可惜文学家们还没有去找他们，下乡去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人们也是看得多写得少。”去年华主席在视察辽宁期间，观看了话剧《雷锋》，满怀深情地说：“雷锋的戏，我愿意看，高兴看。”“雷锋这样的典型确实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在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的运动中，有多少英雄涌现，有多少英雄业绩值得歌颂！在文艺作品中雷锋这样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不正是深刻地反映了我们英雄辈出的伟大时代，有力地教育、鼓舞千百万革命人民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斗争么？“四人帮”根本不顾生活实际，给这类文艺作品捏造罪名，一律扼杀，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高喊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反对写真人真事的目的正是反对歌颂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工农兵英雄人物，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篡改革命文艺的方向和任务！
“重大的历史题材，牵扯到党史、军史，不好搞”，因此就“不要写真人真事”吗？这里更包藏着“四人帮”不可告人的祸心。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应该说是重大的历史题材吧！然而，最早反映这一重大历史题材的革命文艺，恰恰是美国革命作家约翰·里德以真人真事为内容所写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伟大导师列宁亲自给这部报告文学作品写了序言，衷心地把这部著作推荐给各国工人，称赞它：就那些对于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事件作了真实的，异常生动的描述。给了它很高的评价。无需多说，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史上，《震撼世界的十天》将永远占有光荣的一页。“四人帮”说什么“重大的历史题材，牵扯到党史、军史，不好搞”，听起来冠冕堂皇，实际上却是不许革命文艺歌颂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歌颂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歌颂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不许革命文艺如实地揭露他们一伙新老反革命的原形。反之，对吹捧和美化“四人帮”的文艺作品，他们则不管题材多么“重大”，是否“牵扯到党史、军史”都要通过伪造，把“四人帮”的形象写得尽量“逼真”。甚至不惜指使人在一个什么“诗报告”中，设置一张照片，捏造一个声音，把江青吹捧为西沙自卫反击战的“指挥者”和“鼓舞者”。这就说明，“四人帮”反对写真人真事是假，千方百计地歌颂他们自己是真。
（二）
“四人帮”借反对“写真人真事”，把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对立起来。“四人帮”强加给影片《创业》的十大罪状中就有这样的话：“影片《创业》较明显地写活着的真人真事。片中主要人物的一些警句有的是原话，有的根据原话稍加修改而来的。”“影片中事件和人物也可找到大量生活原型。”并说，这样做，就是“为刘少奇涂脂抹粉”。在“四人帮”看来，文艺作品只要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甚至和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有了某些联系，就是“写真人真事”，就一定会“走上歪门邪道”，为“坏人和反动路线树碑立传”。这就是说，文艺有了真实性，就会产生反动的政治性，要具有政治性就非得取消真实性不可。这真是荒谬至极！
实践告诉我们，对文艺的真实性，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解。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具有革命彻底性的阶级，它大公无私，为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奋斗。它的力量就在于始终能够真实地反映和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社会历史的前进。在无产阶级看来，文艺作品中的真实是生活真实的艺术概括。无产阶级的优秀作品都是通过艺术形象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阶级和阶级斗争，揭示无产阶级必然胜利，资产阶级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无产阶级文艺既有高度的革命性，又能最深刻、最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早在一八八八年，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通过评论小说《城市姑娘》提出了无产阶级对文艺的革命要求。其中，就包括阐明了革命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相统一的思想。恩格斯说：“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在另一封信中还说，“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他要求革命文艺作品，要正确反映现实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总形势及其发展趋向；要表现觉醒的“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要塑造出既有鲜明个性又能体现阶级本质和时代特点的艺术典型。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光辉著作中，深刻地系统地阐明了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的辩证关系，要求革命文艺作品“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以达到政治性和真实性的完全一致。
一九五一年，在批判电影《武训传》时，毛主席指出，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极端错误地歌颂武训那样的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封建统治者投降的卑鄙奴才。这就说明了，文艺家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认识和反映实际生活，才能创作出革命的政治性和艺术真实性相结合的作品来。反之，就会产生象电影《武训传》那样的政治上反动，而又歪曲历史、歪曲生活的毒草作品。
“四人帮”是一伙特务、叛徒、阶级异己分子、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穷凶极恶的反革命黑帮。他们代表着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逆历史的潮流而动。他们极端仇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仇视工农兵及其英雄模范人物，仇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光辉现实中的一切。他们反对“写真人真事”，把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对立起来，正是这种反革命心理的大暴露。实际上他们反对革命文艺的真实性，目的还是反对它的无产阶级政治性，而要的是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的“帮文艺”的反革命性。事实正是如此。在七十年代利用文艺搞反党活动为自己和反动路线树碑立传干得最起劲、最无耻的莫过于“四人帮”。就是这个下达反对“写真人真事”黑指示的江青，由于篡权心切，竟和外国特务勾结，出卖党和国家机密，伪造历史，企图通过那个记者之笔，为其登基当女皇制造舆论。“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在毒草影片《盛大的节日》里，也同样挖空心思地把铁根、井峰作为王洪文、张春桥的化身而肆意吹捧，把他们美化为创造历史的“救世主”。
（三）
“四人帮”反对“写真人真事”的谬论还根本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典型化原则。他们叫嚷文艺创作“不要使人有真人真事的联想”，“要写得离这些人物越远越好”，甚至不容许艺术典型有一点生活原型的影子。一九七四年冬，“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在“审查”江苏省话剧团创作和演出的《大江飞虹》时，就曾多次打电话，带口信，三令五申：“在人物、时间、事件、景物等方面”，不能让观众引起任何对南京长江大桥的“联想”。剧团的同志在省委支持下，抵制了他们的无理要求，并于一九七五年参加了在北京的调演。他们看了后暴跳如雷，恶狠狠地指责《大江飞虹》“内容、背景仍是南京长江大桥”，犯了与《创业》同样性质的“错误”。众所周知，南京长江大桥和大庆一样是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切关怀下，在敬爱的周总理的直接指导下建成的，所以《大江飞虹》的“内容、背景”是南京长江大桥，就犯了罪。这便赤裸裸地暴露了“四人帮”高喊反对“写真人真事”，歪曲典型化原则的反革命政治目的。
为反革命政治服务的“理论”必然是荒谬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唯一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当然，我们强调指出文艺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强调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事件是文艺创作的基础，不等于说文艺作品都是写真人真事的。不，文艺作品，除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等少数形式外，确实不能受真人真事的局限。局限于写真人真事，不加工，不提炼，不概括，那么，我们就没有文艺。文艺必须把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使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四人帮”借口反对“写真人真事”，切断了文艺与生活的联系，使文艺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文艺创作，扼杀了革命文艺。
文艺作品中的典型是个别与一般、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体。文艺源于生活，文艺作品中的典型也源于生活中各个阶级和各种各样的人物。鲁迅总结他自己和古今中外作家、艺术家塑造典型的创作经验时指出：作家的取人为模特儿，有两法。一是专用一个人；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鲁迅说他自己创作时，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高尔基也讲述过类似的体会。创作实践无可辩驳地证明，文艺创作典型化的过程，正是作家、艺术家在现实生活中人物、事件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提炼、集中概括，加以生发、改造的过程。不以生活原型为依据，艺术典型何由塑造成功？不准艺术典型中有“生活原型”，仅凭“三突出”的模式就可以塑造成功“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这是“四人帮”歪曲典型化原则的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谬论！
“四人帮”一伙既然否定了社会生活是文艺的源泉，否定了塑造典型要以“生活原型”为依据，所以，毫不奇怪，他们也就完全否定了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的必要性。他们反对文艺工作者“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他们鼓吹文艺创作“首先确定主题思想”，然后去编造故事。毒草影片《反击》就是按照“四人帮”的“创作秘诀”炮制出来的黑样板。他们首先确定“写与走资派斗争”，而且要“写高级走资派”的主题，然后编造考教授、以“学报”取代党报等“故事”，最后以电影的形式预演了一场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丑剧。
从上述可见，反对“写真人真事”谬论跟文艺创作不要受真人真事局限的正确思想毫无共同之处。“四人帮”把“反对写真人真事”当作一把刀子，阉割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理论的基本原则；当作一根大棒，任意打杀无产阶级文艺作品；当作一条绳索，捆绑革命文艺工作者，不让他们深入斗争生活，反映我们伟大的时代；当作一支毒箭，射向无产阶级革命家，打倒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同志。他们妄图通过篡改历史、歪曲生活来达到他们为篡党夺权制造舆论的反动目的。然而历史无情，这些跳梁小丑终于被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必将百花齐放，姹紫嫣红，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更大的战斗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