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群众的历史主动性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重视群众的历史主动性
孙长江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句名言，在我党的斗争历史中，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得到了极其生动的体现。
人民群众的觉悟，是在激烈的斗争中，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而不断提高的。“四人帮”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最好的反面教员。正是在和这些凶恶敌人的斗争中，人民群众得到了锻炼，提高了认识水平和斗争水平，充分地表现了他们的历史主动性。
“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野心家和阴谋家。他们害怕群众，仇恨群众，而又善于伪装成“左派”，懂得一套欺骗群众和愚弄群众的狡猾手法。他们妄图分割群众和党的血肉联系，使群众脱离党的领导，迷失政治方向。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四人帮”就伙同林彪、陈伯达，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反动口号，林彪还杜撰了什么“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反动谬论，公然鼓吹自发论。他们千方百计分裂群众队伍，拉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挑动群众斗群众，直至提出“文攻武卫”的反革命口号，唆使人民群众互相厮杀。
林彪和“四人帮”鼓吹的这一套崇拜自发性的谬论，不过是重弹早已遭到列宁彻底清算的老机会主义者的陈词滥调。这种谬论颂扬群众运动的自发性，妄图把党变成只能观望和依靠自流趋势的消极力量，实质上是妄图消灭党，使工人阶级处于没有自己政党的地位。林彪、“四人帮”正是这样干的。他们宣扬崇拜自发性的谬论，目的正是为了向群众灌输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让群众盲目地跟着他们走。不过，他们不是公开地反对向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用“左派”的假象掩盖自己极右的实质，把一套假革命的理论冒充为马克思主义，谁反对他们，谁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
“四人帮”依仗他们篡夺的舆论大权，把谎言当作真理，大肆宣传；但是谎言并不会因为他们的反复宣传而真的变为真理。这是因为，人民群众在党的教育下，完全懂得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而不是任何人的意志。这样，“四人帮”所宣传的东西达到了荒谬的顶点，结果恰恰从反面给人民以启示。群众把“四人帮”的宣传和生活的现实加以对照，一次、二次、三次、四次，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凡是人民群众拥护的，“四人帮”就反对；凡是人民群众反对的，“四人帮”就鼓吹；凡是人民群众憎恨的，“四人帮”就视为宝贝；凡是人民群众热爱的，“四人帮”就视为寇仇，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四人帮”的宣传得到了和他们主观愿望完全相反的效果。他们本来是要欺骗群众的，结果起了暴露自己、动员群众的作用。特别是到了两个阶级接近于决战的时刻，“四人帮”的宣传机器虽然掀起了“新高潮”，实际上，在群众中他们已经孤立了。人民群众已经预见到“四人帮”的必然灭亡，“四人帮”果然很快就灭亡了。
从林彪和“四人帮”的垮台，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历史的启示呢？
林彪和“四人帮”是一伙权力狂。他们信奉的教条是：有权就有一切。他们以为，只要手中有权，谎言就可以成为真理，群众就可以任其奴役，世界的一切就可以按照他们的意志任意安排。这当然是十分反动的唯心主义梦呓。但是，它既然产生，就不是偶然的。我们的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人民群众无限信赖党。“四人帮”篡夺舆论大权，散布了大量反党反人民的谣言和诡辩，而这些谬论却是在党的报刊和电台发表的。因此，在一个时期内，对于不明真相的人们来说，谎言就可以被误认为“真理”。“四人帮”是一伙新老反革命分子，干的是反革命勾当，但是，在他们败露之前，这些勾当却往往是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分，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干的。他们滥用职权，一句话可以把人抬到天上，也可以把人打倒在地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确实威风得很。于是，这些家伙就飘飘然起来，以为真的是“万物皆备于我”了。
但是，这只是历史的假象，只是暂时起作用的因素。自古以来，依靠欺骗和镇压过日子，从来就是不能持久的，何况现在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
毛主席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四人帮”把篡夺来的权力，变成为镇压人民的工具，广大人民群众当然是不能容许的，一旦他们识破了这些窃国大盗的真面目，就起来反抗了。到了这种时候，那个曾经被“四人帮”当作万能魔杖的“权力”，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四人帮”的迅速垮台，就宣告了他们所宣扬的“权力拜物教”的破产。历史表明：不是权力的大小决定民心的向背，而是民心的向背决定权力的存亡。如果我们在行使权力的时候，忘记了这是人民给的，而以为是自己的特权；不是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是代表个人的私利或者小集团的利益；不是去打倒人民的敌人，而是去保护人民的敌人，那样就会脱离群众，群众就不会拥护我们。这是革命导师所反复强调过的，只是近年来被一些人遗忘了。
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国家的工作人员则是人民的公仆。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为人民服务，就是这个意思。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领导者和人民群众之间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呢？或者说，领导者应该怎样才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去行使人民所交给的权力呢？毛主席总结了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为我们党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这个方法，用简明的公式表达出来，就是：群众——领导——群众；它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公式：实践——理论——实践是相一致的。林彪和“四人帮”是一伙极端反动的唯心主义“天才论”者。在他们的心目中，领导和群众的关系是英雄和群氓的关系。因此，他们的统治方法是：一切口号、方针都从“首长”的“特别灵”的头脑中来，灌到群众中。如果也用简明的公式表达的话，那就是：“首长”的“特别灵”的头脑——善于领会“首长”意图的
“比较灵”的头脑——只准盲目执行不准有自己的头脑的群众。这个公式，和“四人帮”提出来的“理论——实践”的唯心主义认识论是相一致的。总之，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9页）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唯心史观时所进行的这种犀利的剖析，我们今天读起来，感到多么亲切啊！
“四人帮”所宣扬的这种腐朽的唯心史观，给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带来的恶劣影响是不能低估的。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是我们的出发点。近年来，在“四人帮”的破坏和影响下，这个出发点，在一部分同志的头脑里逐渐地变得模糊起来了。他们只习惯于对领导机关负责，不习惯于对人民负责，忽略了这两者的一致性；只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解上级意图，而忽略了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倾听群众的呼声。这种工作方法，即使是在正确路线领导下，也难免要犯错误，因为它不可能真正理解领导的意图。
与那些宣扬英雄史观的人们相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反复强调的是：要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里，明确地把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作为夺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必备条件之一。在论述工会干部的任务时，列宁也把能够正确地判断群众的情绪作为重要的一条。毛主席明确指出：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应时刻注意的。毛主席为我们党培育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制定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一贯告诫我们，要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关心群众生活，了解群众情绪。毛主席是最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伟大领袖。
华主席是十分重视群众的历史主动性的。正是华主席充分体察广大群众对“四人帮”的强烈的愤懑情绪，充分地估计人民群众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主动性，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紧接着，华主席又充分估计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激发起来的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及时地提出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一个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群众运动高潮正在兴起。在群众的历史主动性这种伟大的力量面前，任何人间奇迹都是可以创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