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风雷》的一封信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关于《风雷》的一封信
陈登科
编者按：这里发表的是作家陈登科同志就长篇小说《风雷》的问题答复读者的一封信。《风雷》出版于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是一部反映我国农业合作化的作品，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起过较好的影响和作用。
但是，陈伯达、江青、姚文元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需要，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把《风雷》说成是刘少奇“亲自授意下炮制出笼的”；叛徒江青还乘机诬陷作者是“国民党特务”，对陈登科同志进行了残酷迫害。
当时被篡夺了领导权的《人民日报》，曾经是这伙野心家、阴谋家用来疯狂围剿《风雷》的阵地，一九六八年七、八月间，先后发表过三个版的所谓批判文章。在安徽，当时有些人还化名“安学江”、“宛敬青”写所谓批判文章，以示对叛徒江青迫害《风雷》及其作者邀宠效忠。安学江的文章《彻底砸烂中国赫鲁晓夫篡党复辟的黑碑》，以及《人民日报》在此文前面加的“编者按”（一九六八年七月八日），极尽指鹿为马，造谣诬蔑之能事，把《风雷》打成反党“大毒草”。
几年以前，“四人帮”诬陷安徽省委一位负责同志策划陈登科写《风雷》的谰言，早已被事实所粉碎，《风雷》问题本应得到解决。但是，由于“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继续挥舞“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大棒，使《风雷》冤案未能昭雪。现在，“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受到了人民的批判，安徽省委按照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对包括《风雷》在内的一些文艺作品落实了政策。这个冤案翻过来了，翻得好！
《风雷》事件启示着我们，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同时，对“四人帮”出于反革命政治需要，蓄意制造的迫害革命文艺作品及其作者的冤案，也必须坚决地予以平反，彻底清算“四人帮”的罪行。××同志：
自从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之后，我接到好些读者的来信，他们和你怀有同样的心情，既关心《风雷》的命运，又为《风雷》鸣不平。那个时候，我对他们给予我的关怀，只能从内心里表示感激，还不能公开给他们回信，真实地向他们表露自己的心情。因为我们安徽的情况，有点特别。“四人帮”虽被粉碎了，但是，“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却摇身一变，扛起与“四人帮”“对着干”的旗号，继续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打击敢于坚持党的原则、敢于同“四人帮”作斗争的革命干
部；继续挥舞“文艺黑线专政”论这把屠刀，在省内实行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摧残曾经遭受“四人帮”残酷迫害的革命文艺战士。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安徽的阶级斗争盖子终于揭开了，“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也受到了人民的批判！今天，安徽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已进入第三战役了，在万民同庆的日子里，安徽省委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正在把“四人帮”颠倒的路线、方针、政策是非，逐个地纠正过来，带领四千五百万江淮儿女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航线前进；对一批文艺作品，其中包括《风雷》，也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按照毛主席文艺路线，落实了政策。叛徒江青和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指鹿为马，造谣诽谤，颠倒是非，混淆真伪，无中生有，杜撰伪造，强加给作者和作品的罪名，已经推倒，……。正如你说的，凡是强加在人民头上的反动东西，总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因为历史对那些说假话、说空话的人是无情的，对那些阴谋家、造谣者也是无情的。真理终会战胜谬误，正义终会战胜邪恶！江青和姚文元可以依恃他们篡夺在手的权势，强行从你的书架上将《风雷》抄走，投入烈火，焚成灰烬，化为泥土，但是，我相信《风雷》在革命文艺事业中所起的小小的积极作用，却是他们一伙扼杀不了的。这些我不想多说了，仅就你所询问的一些事情，作简略的回复。
你在信中提出：一九六八年七月八日《人民日报》按语中说：“《风雷》这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是在中国赫鲁晓夫亲自授意下炮制出笼的。”到底是不是刘少奇授意我写的？这是政治问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我有责任向读者说清楚，讲明白。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叛徒江青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采取卑鄙的手段，对我进行政治陷害，当众撒谎，宣布我是“国民党特务”。主子一声令下，有些人就跟着狂吠一阵，以示助威。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捏造罪名，欺骗群众，强加给《风雷》的罪名，不下百条，在这些无数的罪名中，最毒辣的有两条：一条是，《风雷》是刘少奇授意而由曾经担任过安徽省委主要领导工作的同志策划我写的；另一条是，《风雷》是宣传“桃园经验”的。这两条罪状全是为着讨好叛徒江青，在文痞姚文元示意下捏造出来的谎言，是彻头彻尾对我的政治陷害和恶毒的诽谤。《风雷》这部小说的构思，绝不是我杜撰臆造，而是我对淮北农村生活的多年积累。
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下，我参加治淮大军，与淮北人民同睡一个麦草铺，同吃一锅饭，并肩携手，抗过严霜，战过冰冻。到了一九五八年秋，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红旗指引下，我又一次到了淮北，走访了十二个县，到了三十多个公社，上百个大队，在生产队里落过户，也在农民家里作过客。在一年多生活中，我除了和鲁彦周同志合写了电影剧本《卧龙湖》和《柳湖新颂》之外，还写了一些报告文学。在电影和报告文学的基础上，我结合淮海战役那段生活，进而结构成一部长篇小说《寻父记》——这就是后来的《风雷》。
《风雷》原结构有一百章，是一九五九年冬动笔写的。当时由于文联行政工作缠身，写了几个月，只写了十多万字。到一九六○年春节后，我便向省委请了创作假，到了蚌埠。在蚌埠住了一个时期，仍摆脱不了机关事务的干扰，我便搬到濉溪县卧龙湖去，写了约二十万字，又转到宿县，一直到一九六○年五月底，我才写好了七十章。去北京开文代会之后，本拟继续去濉溪农村，写完最后三十章，因省委决定我参加工作队，到亳县去，只好放下。在亳县工作一年多后，又带着工作队转到蒙城县，一直到一九六二年四月才调回合肥。
在我结构这部小说时，已接受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约稿任务。当我从淮北农村回合肥不久，出版社便上门来催稿了。我将原已写出的七十章初稿，草草整理出五十章，铅印出征求意见本，准备待各方面意见收集后，再作适当的修改。因出版社急于要出书，我又增添了十章，计六十章，作为第一部，交出版社出版。
《风雷》是一九五八年冬开始结构，第二年冬动笔，一九六○年五月底在宿县城完成初稿的，不但有时间，有地点，有人证，有物证，初稿的结尾上，全写明了完成的日期，而那些文痞们，为着向叛徒江青表示效忠，硬是昧着良心，甘愿充当叛徒江青的帮凶，诬陷《风雷》是在刘少奇亲自授意下炮制出笼的。他们不仅将《风雷》挂上刘少奇的黑线，还牵上曾经担任安徽省委主要领导工作的一位同志。而江青和姚文元，明明知道那位领导同志，是在一九六二年春才调来安徽的，当我写《风雷》的时候，他还未来安徽，刘少奇怎么可能授意他呢？他又何能来策划我呢？除了谎言，除了陷害之外，还能找出其他的言词来解释么？
至于第二条罪名，则更是荒诞离奇。众所周知，刘少奇搞的所谓“桃园经验”是一九六四年秋天的事。那时小说《风雷》不但早已写好，并早在一九六三年就在《人民文学》上选载和在《安徽文学》上连载了。我怎么能够在“桃园经验”还未出来之前，就为它去鼓吹宣传呢？江青这帮叛徒特务，文痞小丑，政治流氓，不仅随心所欲地颠倒是非，编造谎言，捏造罪名，诬蔑陷害，妄图将《风雷》置于死地，连时间也是颠倒过来计算的。
但是，事实必定战胜谎言。“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被英明领袖华主席所粉碎了，它的一切谎言也被全国人民所揭穿，“四人帮”所捏造和强加在《风雷》头上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终于也被安徽省委推倒了，使《风雷》得到新生。
你问我，叛徒江青为什么点了我的名？当时，我也这样问过自己。江青为什么要无中生有，捏造罪名，陷害我这么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呢？我和她有何冤何仇？她当年在上海滩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沿村讨饭的孩子，与她毫无瓜葛。抗日战争时期，我当过五年游击队员，扛过枪，打过仗，亲手抓过的汉奸特务、地主恶霸上百个。而到后来，我自己却成了“特务”了。是共产党把我解放的，是共产党把我引上革命道路的，也是共产党教育我学习了文化，把我从一个战士培养成作家。我是吃着共产党乳汁长大的，我为什么要反对自己的党呢？我经过了五年被关起来的生活，苦思了一千八百个难眠之夜，我才弄明白，江青所以要对我采取卑鄙无耻的陷害手段，并不是我与她有什么个人恩怨，而是她出于一种政治需要，把我作为她的政治牺牲品，这完全是阴谋手段。是为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伙同卖国贼林彪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伪造一个例证。为他们一伙的反革命“文艺黑线专政”论制造依据，欺骗群众，蛊惑人心，搞乱思想，搞乱阵线，混水摸鱼，窃取文化大权，全盘否定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否定新中国成立十七年以来的文艺事业的巨大成就，进而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同时又可借着“特务”这根大棒，打倒一大批革命文艺工作者和各级党政军负责同志。你在信中提到，你本是不爱看小说的人，由于你在文化大革命前，参加了“四清”工作队，你们的队长曾向你讲过，工作队的队员可以看看《风雷》，因此，你才买了一部《风雷》。谁知这部《风雷》便成
了你传播反动小说的一大“罪状”，苦苦害了你几年。我看了，内心实有些说不出的味道，假如当时有可能的话，我想我一定会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小说是我写的，一切罪过应由我一人承担，读者是无罪的！可是我做不到这一点。在当时，我不仅有口难辩，连人身自由也被剥夺了，我无法来为同志们承担责任。这并不是为自己辩解，事实就是如此，而且事实不止于此。叛徒江青勾结卖国贼林彪，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阴谋篡党夺权。当她窃取了文化大权之后，便自称是“文艺革命旗手”，“文化大革命功臣”，“正确路线的代表”了。她讲的话便是法，正因为江青点名我是“特务”，我所写的作品统统被打成“反党毒草”，
“特务小说”，“反动小说”，他们一伙诬陷我的其他作品《杜大嫂》、《活人塘》、《淮河边上的儿女》是为蒋介石树碑立传的；《移山记》、《黑姑娘》等因为是写治淮的，就被诬陷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至于《风雷》那就更不用说了，被挂上刘少奇的黑线，更是毒草中的毒草。
××同志，当你看了这封信，可能认为我的回答太简单，甚至于感到我是有意避开回答你想知道的一些事情。是的，我是不愿多谈我个人遭遇的。我只是希望你知道，我是“四人帮”“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直接受害者，我要起来控诉叛徒江青对我的迫害。同时我还要向你申明，我并不想为我的作品去辩护。《风雷》有缺点和错误，不但过去我欢迎读者对它进行批评，今天仍欢迎对它进行批评。就是将来我还是欢迎对它的批评。而叛徒江青和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这帮家伙，诬蔑《风雷》是“特务小说”，完全是出于政治阴谋，出于反革命的政治所需，这种“批评”我是应该痛斥的！因为他们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是强加在革命人民和文艺工作者身上的精神枷锁与政治镣铐，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站出来，推倒它，揭发它，批判它，砸烂它，肃清其流毒，解放思想，投入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