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板仓到上海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从板仓到上海
李崇德
编者按：革命老人李崇德同志是杨开慧烈士的哥哥杨开智同志的夫人。她因病久治无效，于一月十八日在北京逝世。我们今天发表李崇德同志临终前不久为本报写的文章，以表达对这位革命老人的敬意和哀悼。
一九三○年深秋，飘峰山的枫叶红得象烧天的火焰，象是烈士的忠魂腾空而起，直上重霄。板仓的乡亲们怀着满腔的悲愤，在掩埋好自己的同志和朋友杨开慧以后，都在盼望着同他母亲一起被国民党匪徒关进监狱的小岸英平安归来。有一天，小岸英终于回来了。敌人妄图从他口中问出毛泽东同志下落的卑劣算盘落了空，于是在“斩草除根”和所谓“放小鱼、钓大鱼”两条毒计之间采取了后者。岸英回来以后，我们家门口就不时地有一些不速之客出现。他们象鹰犬一样，贼头贼脑地注视着我们家里的动静。就这样，我们在这些不速之客的“保护”下艰难度日，不觉熬到了冬尽春来。
一九三一年初春的一个晚上，正是许多人家忙于准备过旧历年的时候，那些不速之客似乎也有好几天不见光临了。忽然，一个陌生人来到我们家中。那人见屋里没有别的人，便低声对我说，你是李崇德吧，有你一封信。说着便从怀中取出一个包得很严实的纸包来递给了我。当我问他是谁、从哪里来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你不用打听了，这信已经转了好几道手。说完，便匆匆走了。我怀着紧张的心情来到自己房中，在油灯下急忙打开纸包，取出信来，不禁大吃了一惊，那不分明是毛泽民同志的笔迹吗？我一口气看完了来信。信的内容是要我们设法把毛主席和开慧的三个孩子送到上海去，上面规定了送去的时间、地点和接头方法，并嘱咐，如果过了约定的时间，就千万不要去了。得到这个突如其来的信息，我们犹如在黑暗的深渊中见到了一线光明，这正是我们所日夜盼望着的啊！我们为孩子们终于和毛主席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而万分高兴。但是我们的心情又十分沉重，谁知孩子们此去又要哪年哪月才能见面啊！何况以我们当时的处境和能力，又怎样才能万无一失地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呢？当晚我们一家人商议了通宵，为了不让孩子们落入国民党反动派的魔掌，决心按党组织的指示办，把三个孩子送到党的怀抱中去。并且决定，由我担当护送的任务。
为了筹措川资、打听去上海的路线及沿途有关情况，动身之前我去了一趟长沙。在长沙，我拜访了几位怀中先生的生前友好及同情革命的进步人士，得到了他们的积极赞助。回到板仓，我把要送三个孩子去上海的事告诉了老农民纠察队员缪佩秋同志。他满口答应由他护送我们出境。
动身的头一天的傍晚，我把岸英、岸青、岸龙三兄弟带到了他们母亲的墓前，叫孩子们向他们的母亲行礼告别。我对他们讲了他们的母亲是怎样的一个人，是怎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我对他们说，你们要记住这血海深仇啊，你们要继承妈妈的遗志，长大了为妈妈报仇。我又嘱咐他们：一路上不要叫我舅妈了，要保守秘密，不能暴露自己是毛主席和杨开慧的儿子。孩子们问：那我们叫你什么呢？我说：你们就叫我妈妈好了。那时岸英和岸青已分别化名杨永福、杨永寿，乡亲们早就这样称呼他们了。
第二天清晨，我们一行四人，怀着沉重的心情，在晨光曦微中离开了板仓。走出板仓冲以后，预先约好的缪佩秋同志已经推着土车在路旁等候着了。三个孩子立即坐上了他的车子。我跟在车后，迈着急速的步伐，一上午就走了四十华里，来到了粤汉线上的白水车站。在那里，我们告别了缪佩秋同志，很快搭上了去汉口的火车。车到汉口以后，我通过开慧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时用以作过掩护的一家商号的关系，买了船票，搭上了一艘开往上海的轮船。我们坐的是最底层的统仓。我们租来了卧具，在一个角落里打开了铺盖，就算是床位了。开船以后，正遇上下雪，西北风卷着雪花，直往船仓里灌，孩子们冻得挤成一团，但是谁也没有叫一声冷。为了不引起反动军警和特务的注意，岸英和岸青几乎整天睡在被窝里，连说话也不敢大声。最小的岸龙也一直钻在我的怀里，不哭不闹。人们哪里会想到，正是这些孩子的父亲，就在前不久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指挥英勇的红军，取得了震惊全国的第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呢！
经过几天的漂泊，我们总算平安到达了陌生的上海。上岸以后，我领着孩子们按照在长沙时探听的路线，找到了辣斐德路天生祥酒行。我怀着不安的心情，按照规定的接头暗号，在大门左边的一个窗口上轻轻地敲了三下。一会儿，窗口打开了，我迅速地把泽民同志给我们的那封信的封套从窗口递了进去。不一会，里面出来了一个学徒模样的女青年，她向我们打量了一下，就把我们领进里面去，临时安排在一个房间里休息。晚上上灯的时候，毛泽民同志和他的爱人钱希钧同志来了。当孩子们喊着叔叔婶婶向他们扑过去的时候，我的眼泪忍不住地往下流。在大人和孩子的哽咽声中，我听到泽民同志以一种克制的声音，无限深情地说：“不要难过了，要知道，革命是要死人的啊！”当晚，泽民同志亲自安排我们住进了附近的太安旅馆。过了几天，他和钱希钧同志来旅馆接三个孩子，当他们说要把三个孩子送去住幼稚园的时候，三个孩子围着我哭喊：“妈妈，我不去呀！我要跟你回去呀！”这哭声使我的心有如刀绞一般的疼痛。在上海大约停留了一个多星期，我决定要回湖南去了。走之前，我去那所幼稚园看望了他们。分手时，我忍着内心的悲伤，对他们说：“你们在这里要好好听阿姨们的话，我一定会再来看你们的。”离开上海的时候，泽民同志来送我。他说：“你回去还要准备吃苦，但是要记住，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在上海和岸英、岸青、岸龙分手以后，我没有能够实践自己再去看望他们的诺言。这是因为我回湖南后不久，就突然和他们失去了任何联系，虽然多方努力，也未能打听到他们的去向。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的第二年，我们才从延安我女儿杨展的来信中得知岸英、岸青已经到了苏联，不久，又展转收到了他们在苏联的照片。
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我们的家乡湖南长沙解放了。我们欢欣若狂地奔向街头去迎接亲人解放军入城。当浩浩荡荡威武雄壮的人民解放军队伍走过我们面前的时候，我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我想起了为革命牺牲了的开慧、泽民等无数先烈，他们的鲜血没有白流啊！入城式结束后，我的爱人杨开智会见了驻长沙部队的负责同志，受到了非常热情的接待。有一位负责同志还向他提议：今天是长沙解放的大喜日子，你何不给毛主席拍个电报呢？于是我的爱人当即拟了个稿子，请解放军同志通过军用电台发往北平。过了五天，也就是八月十日，毛主席来电了。他首先对杨老夫人健在表示祝贺，接着告诉我们：岸英、岸青均在北平，岸青尚在学习，岸英或可回湘工作，他们很想看外祖母……。毛主席的来电，使我们万分激动。至此，由国民党反动派造成的我们亲人之间的长期隔绝，随着人民革命战争伟大胜利的到来而彻底结束了。
一九五○年、一九五一年，岸英、岸青奉毛主席之命先后回湘探亲和为他们的母亲扫墓。阔别二十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当我先后陪同他们来到开慧烈士墓前的时候，二十年前领着他们向开慧墓告别的情景，顿时浮现在我的眼前，真使我有置身梦中之感。不过，眼前的岸英、岸青，早已不是幼稚的孩子，而是饱经革命斗争锻炼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了。
在重新团聚的日子里，在旧居板仓，岸英和我谈起了往事，谈起了别后的一些情形。他告诉我，一九三一年春他们到上海后住的那所幼稚园叫大同幼稚园，是我们党的地下机关主办的，收容了许多革命者和革命烈士的子女。大约在这一年的夏天，负责经管这所幼稚园的党的地下组织遭到了敌人的破坏，工作人员被逮捕。孩子们因无人管理流落街头。他们从此在上海过着流浪儿的生活。最小的岸龙，在流离颠沛中失去下落。一九三六年，党组织找到了岸英和岸青，把他们送到苏联，先后进了国际儿童教养院。在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他们和许多国家的儿童在一起学习、生活，踏进了自己的青年时代。
在谈到往事的时候，岸英并不感到遗憾。他认为在敌人的监狱中，在旧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他学到了许多有益的东西。他一再表示，他决不忘记过去，要“对得起死者”。
一九五○年十月，岸英同志以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奔赴抗美援朝战场。行前给我们来信，说：“因有别的工作”，“又离开北京了。恐怕又有一个长时期不能与你们通信。请你们不要挂念。”谁知，这竟是他给我们的最后一信了。就在他写这信之后的第四十八天，即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他为中朝人民的解放事业在朝鲜战场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时年二十八岁。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为了自己的解放而前仆后继、英勇牺牲的革命精神，是可歌可泣的。多少年来，我时常回顾那一幕幕悲欢离合、生离死别的往事，内心充满着难以压抑的哀痛。但是，更多的是受到先烈英雄事迹的激励。特别是粉碎
“四人帮”以来，更觉天宽气爽，先烈们为之英勇献身的伟大祖国，前程似锦；先烈们留下的未竟事业，继起有人。“后死诸君多努力”，“眼底吴勾看不休”！让我们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这些志气豪迈、铿锵有力的诗句鞭策自己吧，我想，这应是我们在回顾往事、缅怀先烈时必然受到的启示。
一九七七年八月长沙初稿，十二月修改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