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修正主义的共同实质和不同形式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谈谈修正主义的共同实质和不同形式
北京部队政治部理论组
王澈同志的《假左真右——从阶级斗争问题看“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一文，在去年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后，引起了很多读者的共鸣。文章对于“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分析、批判，说出了多年来人们想说的一些话，读了很受启发。特别是文中鲜明地提出了修正主义的共同本质和不同形式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大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本文仅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这些年来，在一部分同志中存在着一种看法，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凡修正主义，都是搞复辟、倒退的，都是极右的，没有什么形式的不同。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
在社会主义时期，根据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具体条件的不同，修正主义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形式。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党进行的三次重大路线斗争，就是极好的证明。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虽然有时也有“左”的一面，例如社教运动中的形“左”实右；但总的来看，还是以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如鼓吹“剥削有功”、“富农经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等。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虽然有时也表现为赤裸裸的右，但在一般情况下，则是采取了和刘少奇相反的形式。刘少奇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他们则言必称“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为纲”等口号叫得震天价响；刘少奇扼杀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他们则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什么“顶峰”、“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他们这一套手法，确实是再“左”没有了。
“四人帮”的“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左呢？显而易见，“四人帮”的“左”决不是革命的真左，而是反革命的假左。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假左和我们通常所讲的“左”倾，是大有区别的。毛主席说过，“左”倾就是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做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到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这种“左”倾，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一种表现，也就是列宁所说的那种
“左”派幼稚病。一般说来，犯这种错误的人，还是要革命的。同时还要看到，“左”倾也只是一种错误倾向，没有形成一条路线，因此我们也要把一般的“左”倾和形成了一条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区别开来。而“四人帮”则是一伙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复辟愿望，妄图开历史倒车，使社会主义的光明现实倒退到资本主义黑暗深渊的反动派。他们的“左”，决不是什么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幼稚病，也不是什么“左”倾机会主义，而是一种反革命的
“左派”伪装和阴险毒辣的阴谋手段。
毫无疑问，刘少奇、林彪、“四人帮”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都是要复辟、倒退，本质都是极右的。这是他们的共性。但是，仅仅看到这一点还不够，还必须注意到他们表现形式的不同，要研究他们各自的个性。一定路线的内容和本质，总是要通过一定的形式、一定的现象（包括假象）反映出来。只有研究它们表现形式的特殊性，以此为入门的向导，我们才能由表及里地准确把握、深刻认识它们的内容和本质，才能搞清楚它们采取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根本原因，总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具体经验。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只有研究矛盾的个性，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本质的认识不至变成枯槁僵死的东西。
林彪垮台后，人们经常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之后，林彪的修正主义能够得逞于一时呢？我们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林彪的修正主义采取了假左形式，具有更大的欺骗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那种主要以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修正主义，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批判。人们对这类修正主义的警觉和识别能力有了提高，但是，对于用假左手法表现出来的修正主义，则缺乏认识，缺乏警惕。林彪这个野心家、阴谋家总结刘少奇垮台的反革命经验，利用人们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的痛恨，变换反革命策略，玩弄假左手法，披上“左派”的外衣，登上了政治舞台。如同斯大林在分析托洛茨基反对派用“左的”假面具来掩盖机会主义行为的原因时所指出的：由于我国工人不会轻信露骨的机会主义分子，因此，“革命的”假面具就是反对派用来至少在表面上吸引工人注意并使工人信任他们的钓饵。（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8页）特别是在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方面，林彪一反刘少奇那种贬低毛泽东思想的做法，转而以“拥护”、“颂扬”、“紧跟”的姿态出现。他用一切美妙动听的词句，例如什么“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顶峰”、“绝对权威”、“最高最活”、“要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学”，等等，来“颂扬”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所谓“打着红旗造反，不易被人看穿”，就是这个野心家的绝妙自供。而革命群众概括的“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则是对这个政治骗子假左真右的形象写照。在当时，某些善良的人们是决不会想到，隐藏在这副假面具背后的，竟是妄图对毛主席狠下毒手、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
经过第九次和第十次路线斗争，人们深切地感到，刘、林虽然搞的都是修正主义，但是他们的手法不尽相同，而象林彪这类以假左形式出现的修正主义，则更富有欺骗性。因此，广大干部、群众在批判林彪极右实质的同时，很自然地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林彪的假左，要求清算他在这方面的流毒和影响。“四人帮”对此极端恐惧，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给以种种指责和非难，拚命压制这种革命的批判，把“左”变成了不准触及的“禁区”。谁要揭露林彪的假左，他们就给谁扣上把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改为“极左”的大帽子。“四人帮”为什么如此害怕革命群众的这种批判呢？原来他们和林彪是一丘之貉，假左是他们赖以发迹、起家的“法宝”和“护身符”。对假左的批判如果继续深入下去，势必要批到他们头上，撕下他们的“左派”画皮。而这对妄图继续利用这种伪装来掩饰自己，欺骗群众，实现其政治野心的“四人帮”说来，自然是极为不利的。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对林彪假左的批判刚刚开始就被扼杀了。这正是林彪垮台后，“四人帮”的一套仍能继续骗人于一时的一个重要原因。把“四人帮”和林彪相比较，可以看出，吸取了刘少奇、林彪垮台的反革命经验的“四人帮”，在搞假左这方面，手段变得更加巧妙了。他们最常用的手法，就是接过革命口号，片面地、孤立地夸大其中某一个方面，将其推向极端，引到荒谬绝伦的地步。
“四人帮”不但完全继承了林彪玩弄假左的衣钵，而且变本加厉，涂上了一层五光十色的理论油彩。
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修正主义表现形式的这种历史演变，是发人深省的。它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发展，修正主义也在斗争中不断变换其反革命策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取得胜利、日益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利用“左”的伪装来搞修正主义，越来越多地为反革命阴谋家、野心家所采用。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此，我们既要反对那种以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修正主义，善于同露出青面獠牙的恶鬼作斗争，更要特别警惕和反对那种以“左派”伪装表现出来的修正主义，善于同化装成美女的厉鬼作斗争。当然，由于林彪、“四人帮”一类的修正主义，在很多时候是以和本质相反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隐蔽着，这就增加了识别的困难，使斗争更加复杂化。但是，他们口头上的革命词句同他们的反革命行动存在着无法掩饰、不可克服的尖锐矛盾。因此，人们对他们那些左得出奇的言论，进行分析和研究，就能够发现破绽和马脚，就能透过现象认识本质，最终识破他们掩藏在“左派”面纱背后的狰狞面目。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们必须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质，因此需要有科学。不然，用直觉一看就看出本质来，还要科学干什么？还要研究干什么？所以要研究，就是因为现象同本质之间有矛盾。但假象跟一般现象有区别，因为它是假象。所以得出一条经验，就是尽可能不要被假象所迷惑。（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50—151页）我们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四人帮”的假左，剥去“左派”的伪装，还他们极右派的本来面目，就是要在批判他们的实质时揭露他们的假象，不要被他们的假象所迷惑。这是揭批“四人帮”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我们认为，要完成这个任务，有两个问题是必须注意的。第一，要敢于批判。由于“四人帮”过去反对批假左，谁批假左，就说谁是“右倾”，因而使得一部分同志至今心有余悸，顾虑重重；加之他们处处以“左派”的面目出现，革命调子唱得比谁都高，也使得一些人对他们那套貌似革命的假左货色望而生畏，瞻前顾后，不敢触及。我们应当认清，对“四人帮”的“左派”伪装揭得越彻底，批得越深刻，就越能更好地澄清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篡改。这决不是什么右，相反，正是坚持了真正的左，捍卫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纯洁性，有助于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因此，我们要打破“四人帮”强行设置的这个“禁区”，砸烂他们束缚我们思想的桎梏，敢于旗帜鲜明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假左。第二，要善于批判。
“四人帮”的假左往往是打着红旗反红旗，采用把本来是正确的东西搞得荒谬绝伦的手法进行的。所以，批判时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划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与“四人帮”的谬论的界限。
总之，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深入研究修正主义的共同本质与不同形式的问题；在清算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时，可以而且应当把它的实质和形式结合起来加以批判。这对于把当前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引向深入，深刻总结二十八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于我们在继续革命的漫长征途中识别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战胜以各种形式出现的修正主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