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刚究竟长得什么样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文艺随笔

吴刚究竟长得什么样
李凌
有人在剧目讨论会上发言说：“目前戏曲、舞剧中出现的吴刚，形象各有不同，有的是青年，有的是中年，有的是武士装束，有的是农民打扮，有的有大黑胡子，有的却是漂亮的小伙子，应该统一一下才好”。
一个女演员立刻反问：“你这种意见成吗？你见过吴刚吗？怎样去统一呢？依据那一个版本去统一呢？”我觉得问得很好。这问题也是值得研究的。
吴刚在目前的舞台上出现，大致是从毛主席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而来的。他是一个神话中的人物，是一个正面形象，是正直的劳动人民（据传说他是在月亮上砍桂树的），至少是讨厌牛鬼蛇神、尊敬忠魂的，在这点上一致一些是应该的。除此而外，就应让作者自己去设想，定那么多的禁忌是没有必要的。
江青一伙，对艺术创作，曾定下许多戒条，什么“三字经”之类，对于作家的心血是毫不考虑的。有一个乐曲写进军一段，原曲在音调的选择、层次的安排等方面是比较好的，但不合江青的心意，她就下令另叫别人补写，搞得前后连贯不起来，不三不四。作者、演员都不满意，她则说“我定了，不能改回来，连一个音符也不许动”。
她还把她抢夺过去的几个革命现代戏的唱腔，视作“圣经”，凡别的曲种来学习或移植，不准走样，剧词不能动一个字，移植的曲腔，高低音要照原曲腔安排，衣着、动作不许改动、增减。结果，粤剧《沙家浜》中的唱段，就模仿京剧唱腔的起伏，但又不合粤剧音乐的风格，结果弄得粤剧很象京戏。这种专横的规定，给艺术带来很大恶果。
她还定下了许多禁忌，使人动辄得咎。一些人不知不觉中了毒，以为典型化就是表现手法的划一。
一个时期，音乐作品中，凡是八路军、解放军出现，一定来一段《解放军进行曲》；战士牺牲，一定用几句常用曲调；敌人出场，一定要来一大段短促的低怪音；新写的《刘胡兰交响乐》，非用一曲《一道道流水》不能通过。
我不是说，不可以应用一些能引起人们联想的现成音乐片段写新曲。有些作者，的确应用得比较好，从而取得较好的效果。但是，如果每个作品都是照此办理，就必然“千曲一体”。不管原来的音乐主题的特点，结构的安排，层次的处理是否适合，硬加入一段现成的东西，势必变成硬套进去的大补丁。
音乐是时间艺术，它的发展，常常是需要“旋回往复，以尽情思”的。如果都按照这种“统一”的安排，加以发挥（即反复进行），虽然发展的手法稍有差异，但也很难脱出差不多的印象。
生活的本身，是丰富多采的，作家的手法也是千变万化的，即使表现同一事物，各个作者所选取的角度，所应用的笔墨、风格也各有不同。我们不应画地为牢，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
如最近写的《杨开慧》，中央戏剧学院的就别开生面，一新耳目。
又如嫦娥，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是一个样子，而鲁迅先生却把她写成又黄又瘦，爱发脾气，讨厌吃乌鸦炸酱面……这有什么不可以呢？
我很欣赏马克思对普鲁士当局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的行径的批判。世界上的人和事是气象万千的，作家的设想也常常是千差万别的，为什么一定要把每个戏中的吴刚，只能写成是三十八岁、短胡子、穿黑服的形象呢？我们对“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这句话是怎么想的呢！
有两句古诗很发人深思：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