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塑造典型看阴谋文艺的极右实质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从塑造典型看阴谋文艺的极右实质
陆贵山
长期以来，“四人帮”通过塑造他们的代表人物，极力为自己一伙树碑立传，疯狂推行他们炮制的“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彻底清算他们通过“塑造典型”恶毒攻击党的领导，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行径，对深入批判“四人帮”的“根本任务论”，进一步认清阴谋文艺的极右实质很有必要。
恩格斯指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典型人物依赖于典型环境而存在。塑造当代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必须再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典型环境。
再现这样的典型环境，首先应当表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大好形势，揭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主流。阴谋文艺的授意者和炮制者们为了图解“四人帮”鼓吹的“黑线专政”论，别有用心地搜集和夸大生活中的个别事实和消极现象，把我国的各条战线涂抹得漆黑一团：工交战线象《搏斗》所丑化的那样，“工厂停工”，“火车停开”，“货场上只堆着一些灰土和红薯干”；农业战线象《红松堡》所诽谤的那样，农田基本建设搞“包工到户”，害得“家家户户”不得安宁；医疗卫生战线象《春苗》和《占领颂》所攻击的那样：《春苗》恶毒污蔑新中国的公社卫生院还不如地主阶级的“仁德堂”，《占领颂》写一个从旧社会挣扎过来的肝包虫病患者，在新中国的医科大学里竟被用来当作活“教具”，攻击新社会还不如旧中国。这些毒液四溅的艺术描写，穷凶极恶地否定社会主义的光明，抹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导作用，歪曲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主流，十分明显，这是为“四人帮”的“改朝换代”狂呼乱喊。“四人帮”作为地、富、反、坏的政治代表，总是用仇恨的眼光看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其结果只能是瞎子眼里无光明。
再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典型环境，就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正确揭示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颠倒敌我关系，蓄意用他们“设置”的所谓“走资派”和“造反派”的矛盾来歪曲和取代社会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反动影片《反击》狂热鼓吹所谓“阶级关系新变化”的反革命谬论：当年斗“还乡团”的老干部韩凌，变成了今天的“还乡团”；当年解救韩凌的人，正在遭受韩凌的迫害。这些阴谋文艺的毒草作品，颠倒黑白，倒打一耙，把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造成的阴暗面一古脑栽赃到革命老干部身上，大肆诬陷老一代革命家是造成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攻击由于杜文杰们掌权，新中国的公社卫生院专为“老爷们”研究“养身疗法”，而不顾贫下中农的亲骨肉小妹的死活；由于韩凌们掌权，新中国简直是天昏地暗，好象只有他们的代表人物才是“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才是使中国大陆得免于沉沦的“救世主”。阴谋文艺的代表性作品之所以肆意颠倒光明和黑暗，颠倒敌我，颠倒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和对象，从根本上歪曲社会主义社会的典型环境，目的是为了表现一个见不得人的反革命主题：打倒革命的老干部，抬出反党的“帮英雄”。
江青一伙口口声声说要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真是这样吗？否！他们塑造的决不是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而是按照“帮”原则、“帮”理论炮制出来的体现“帮”意志的“帮”英雄。为了骗人，“四人帮”给“帮英雄”披上了层层伪装，“可是，无论乌鸦怎样用孔雀的羽毛来装饰自己，乌鸦毕竟是乌鸦。”
一、“帮英雄”是按照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英雄史观炮制出来的所谓“天才人物”。江青一伙曾鼓吹，他们塑造的“帮英雄”是“高大完美”的。对“高大完美”，必须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高大完美”是相对的。无产阶级当然要塑造自己阶级的理想人物，但是，英雄离不开党的哺育、群众的教育和革命实践的锻炼，由时代的社会的阶级的条件所规定，受个人的经历和实践范围所制约。“四人帮”一伙所炮制出来的“高大完美”的形象，却不是从现实生活中概括出来的有生命、有个性的活物，而是从一系列的“帮原则”和“帮理论”中孵化出来的怪胎。《金钟长鸣》里的那个“二十刚出头”的巧姑，“巧”到凭她的一只“慧眼”就能洞察秋毫。《千秋业》里表现的部队的施工计划、防御作战演习方案、反坦克地雷的发明创造都是“灵童”杨玉清的“天才脑瓜”想出来的。《初春的早晨》里的郭子坤，更是一个开愚启顽、振聋发聩（kuì溃），登高一呼、应诺雷动的非凡人物。鲁迅曾讥刺这种“天才”角色是“离开泥土的花”，象“一碟子绿豆芽”。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可以分析的。然而“四人帮”的这种“高大完美”的人物却不能一分为二，他们脱尽新旧、好坏、是非的矛盾，思想深处没有斗争，这是林彪的“灵魂纯正”论的变种。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然而，“四人帮”的这种“高大完美”的人物却是“不能再发展”的尊神和“雕像”，正象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一样，是一成不变的。他们的思想和性格不因环境的改变和情节的推进而发展。即使写儿童小英雄，也不准写成长。
“四人帮”一伙不遗余力地美化和神化他们的“帮英雄”，藏着不可告人的动机。小说《聊斋》曾描写过一个吃人的狞鬼，为了掩盖他的面目往往披上一张“二八姝丽”的画皮。“四人帮”也是如此。他们在“帮英雄”的鬼脸上涂上厚厚的雪花膏，是为了包住他们寡廉鲜耻的丑恶灵魂，掩盖江青一伙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的罪恶原形。“四人帮”一伙为自己罩上“高大完美”这一金灿灿的光圈，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欺骗党欺骗群众，充当党和群众的霸主和恩主，高踞于党和群众之上。毒草电影《占领颂》为了给“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树碑立传，竟然通过草原上一个老贫牧之口，肉麻地吹捧：“你对咱贫下中牧的情义，比敖包山重，比西拉木仑河长啊！”请看，“四人帮”的那个死党俨然成了赐福于草原的“救世主”。
二、“帮英雄”是对人民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妄图阴谋篡党夺权的资产阶级野心家。江青一伙为了利用文艺手段推行他们的“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居心叵测地捏造了一个陪衬＝服从＝被专政的反动公式。他们胡说什么“陪衬即是服从”，“服从”即是“谁被谁专政”。“四人帮”一伙正是按照其反革命的政治纲领和反动的文艺公式，来处理文艺舞台上人物之间的阶级关系的。他们颠倒敌我关系，把革命人民打成专政的对象，置于被压迫受奴役的地位，而让“帮英雄”来主宰一切。这分明是为实行反革命专政制造舆论。
“帮英雄”们首先要专革命群众的政。就如反动影片《盛大的节日》所表现的那样，他们把革命群众写成历史的渣滓，或丑化为打人行凶的“暴徒”，或污蔑为“抢钞票”的“强盗”，而由“帮英雄”们对群众实行残酷的镇压。
“帮英雄”们更要专老一代革命家的政。“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肆意扰乱阶级阵线，倒转斗争矛头，演出了一出出真走资派抓假走资派的丑剧和闹剧。反动影片《反击》通过攻击他们捏造的并被极度丑化了的韩凌，诬蔑革命老同志不懂马列，凶恶愚顽；生活腐化，穷奢极欲；作风霸道，骄横残暴；践踏公法，私自刑讯……《冲锋向前》中的“帮英雄”恶狠狠地向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冲锋”，发出了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掀它个底朝天”的反革命叫嚣，妄图由他们来挽狂澜，定乾坤，“露峥嵘”。可见，“四人帮”鼓吹的“典型化”，完全是对革命势力的丑化，是对王张江姚一伙的美化，归根到底，是“四人帮”反革命意志的表现。
三、“帮英雄”是狂热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极右路线的极右派。“帮英雄”是受“帮”意志支配的，“帮”意志是由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利益和需要决定的。列宁说得好：“凡是资产阶级的部长不能出面替政府讲话的地方，如在革命工人面前或在苏维埃中，‘社会主义的’部长斯柯别列夫、策烈铁里和切尔诺夫等便出现了（确切些说，是资产阶级派去的），他们忠实地执行资产阶级的任务”。用伟大列宁的话来比喻“四人帮”和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关系，是多么恰切啊！
“四人帮”这伙隐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蛀虫”，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妄图从外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阴谋相策应，或通过炮制他们的“帮英雄”背叛党的基本路线，颠倒敌我关系，要么大抓“戴红五星、红领章的军内走资派”，妄图毁我长城；要么大揪“勤勤恳恳，清清白白的走资派”，妄图打倒老一代革命家；或让铁根、江涛一类“帮英雄”，打着“反潮流”的旗号，搞乱无产阶级天下，为复辟资本主义提供合适的气候……“四人帮”一伙还与国内外阶级敌人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罪恶活动相配合，让他们的“帮英雄”打着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的幌子，反对抓生产，反对“四个现代化”，妄图瓦解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打着批判“技术第一”、“知识私有”的招牌，鼓吹“技术无用”、“知识有害”，以推行愚民政策，妄图使中国的文化技术永步世界先进国家的后尘；或者打着批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旗号，掩盖“四人帮”的卖国主义的洋奴相，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爬行术，如此等等。
可见，“四人帮”一伙通过炮制灌注“帮”灵魂的“帮英雄”替国内外阶级敌人说话，干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想干干不成、想办办不到的坏事，起到了“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的极其险恶的反动作用。“帮英雄”正是“四人帮”用来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反革命需要，从革命阵营内部进行破坏和捣乱的一种工具，是“轰击”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排炮”和“炸弹”。
通过对“帮英雄”的剖析，我们对“四人帮”鼓吹的“根本任务论”的反动本质看得更清楚了。江青一伙尽管把“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根本任务”喊得震天价响，但是，他们所搞的“文艺创作”并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他们打着“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旗号炮制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打着颠倒被颠倒的历史的幌子继续维护历史的颠倒，打着无产阶级“占领”文艺舞台的招牌搞资产阶级的“反占领”。“四人帮”阴谋文艺的“根本任务”，也决不是塑造“帮英雄”，而是以“帮英雄”为一种手段，来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根本任务”——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我们要彻底批判“四人帮”的“根本任务论”，澄清“四人帮”在塑造典型问题上制造的混乱；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化原则，努力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以鼓舞和激励广大革命群众为实现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而努力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