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中的中国文学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上升中的中国文学
艾德林作 王金陵译
中国人民已经获得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他们推翻了腐败的国民党统治，卖国与殖民地的压迫的统治，他们击破了美帝国主义者想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的计划。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中国人民成为自己国土的主人，自己国家的建设者。他们在解放了的地区进行着广泛的建设性的活动。
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们，走在争取自己国家的完全的民主变革的战士们的队伍的前列。他们有优良的战斗传统。他们中较长的一代曾经参加过以创造新文化为目标的一九一九年的著名的五四运动。这运动的旗手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建立者鲁迅。毛泽东曾把他描写为“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在广大的中国，进步的科学家、文学艺术家正在集结他们的力量。其中六百多人在去年夏天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会合了。出席大会的，有许多是全国知名的男女，他们已经为了人民的利益战斗多年；还有一些人虽然是战争的年份里才开始写作的，但也已证明了他们对民主事业的忠诚。所有这些人，不论年老的、年青的、都受过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压迫；而反对中国人民蟊贼的战争的严重考验只是锻炼了他们，使他们更为坚决和强固，为与人民共同的目标而奋斗。中国进步的科学家、文学艺术家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军队，毛泽东曾称之为文化的军队。从全国各地来参加大会的，有卓越的人物如郭沫若和茅盾，戏剧家田汉；散文作家张天翼和赵树理；批评家周扬；诗人艾青、田间、李季、萧三、和臧克家；苏联文学的名译者曹靖华和戈宝权；从那在为新中国的斗争中载满荣誉的东北区来的丁玲、周立波、草明、舒群和罗烽；代表部队作家的刘白羽和宋之的，还有很多很多别的作者们。民主阵营拥有中国作家们中的精华，全都是中国文学上最优秀和最有希望的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大会的贺电中说：这是自从五四运动以来的三十年中，文化领域的工作者们，第一次在全国规模上联合起来。这是由于人民革命的胜利，由于人民政权的建立，才成为可能的。
在这三十年中，中国进步文学经过了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路程。这是与反动派作战的年月，击退外国侵略的年月，努力启发人民觉悟，使文学更接近人民并和人民结成紧密联系的年月。在全部这三十年中间，中国作家们受到了苏联文学范例的鼓舞。苏联作家，其中特别是高尔基的伟大，打开了中国读者的眼界，使他们看见了今天正在成为现实的未来希望；他们的作品帮助了争取实现这个今天已经明明白白可以看到的未来希望的斗争。
中国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是正当抗日战争达到高潮的一九四二年的五月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这个会上的演说，指出了中国文学向前发展的路线。他说：“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这些话不仅被延安的作家们而且被一切进步的中国作家们接受了作为行动的指南。正如中华全国文联的领袖之一、批评家周扬最近所说的，新的人物——工、农、兵，已经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了。他们之所以是新的人物，不仅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而且因为他们代表了新的性格的典型，因为他们体现了伟大的斗争在人民的精神性格上所造成的变化，因为他们显示了毛泽东所说的新的精神怎样产生出来。
这种新精神怎样在日常生活中出现，这儿有一个例子——这只是许多例子之一。人民解放军解放沈阳之后，女作家草明到当地的一个火车头工厂，建议办一个墙报。三天之内，工人们就有三十篇投稿——论文、诗、图画。这些稿子是这些作者们最初的作品，也许写得不很熟练，但是里面充溢着建设自由的新生活的奋斗精神。它们表现了工人们的这种感觉，就是工厂是他们自己的，所以他们要对它负责。它们包含着巨大的和有价值的思想。后来决定在工厂里作业余性的戏剧演出。但是没有关于工人生活的适合的剧本可用，于是工人们自己编脚本来演出。现在这工厂里除了有几个墙报还有一种印刷报纸，又有几个文学团体，一个乐队，和一个正式的剧团。这一切都成了工人们所必不可缺的东西了。他们的文化要求一天一天增长。
“我想，”草明说，“如果我们的工人，在他们的文学努力中得到友谊的帮助，并且被给以理论知识的话，几年之内就会有许多工人作家在文学界出现的。人民已经把文学当作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了，他们认为艺术是与政治斗争积极地联结着的。”
正如周恩来所说，每一天都有新的证据证明“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群众英雄的时代。”中国作家写作的题材正是这些英勇的男女，他们改造生活的方法，和在他们中间发生着的变化。
一九四五年八月苏军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了沈阳之后，进步文学的活动中心就转移到了东北。许多刊物在那儿开始出版，如《东北文学》、《知识》等等。长短篇小说，有描写最近的抗日战争中间的战士们的，有描写在解放区所发生着的变化的；其中的人物就是在民主中国成长起来的新人民。
延安的作家们在抗战时期所作的工作，对于中国民主文学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
一九四七——四八这两年有了大步的进展。人民解放军向前挺进，把国民党卖国贼从更多更多的地区赶出；民主的生活方式立刻在每一个新解放地区建立起来。在以这些重大事件为题材的书籍和故事里，中国作家们描写了解放军的功绩和从剥削者手下解放出来的工人农民的创造性的劳动。作家们在那时候就已经看到，要对我们这时代的中国的生活作忠实的描写，首要的就是描写人民中最前进的男女，描写共产党员。中国领袖作家之一茅盾，在最近的题为《一切为了工农兵》广播演说中也很着力地说了这一点。他在这演讲里告诉作家们必须把工农兵作他们作品中的人物，必须表现出他们是这个伟大的新时代的创造者和主角，他们在今天社会里的地位和旧社会里是绝然不同的。
一九四七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一个土地会议，制定了新的土地法大纲。但就在这土地法正式施行之前，已经采取了一些步骤废除封建土地关系的残余和把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特别指派了工作组去执行土地改革，没收汉奸财产，和把农民从敲骨榨髓的地租和高利贷下面解放出来。作家们也积极参加了这个工作，他们根据在这工作过程中得到的印象，写了几部描写中国农村里的变化的小说。一九四七年年底，周立波完成了《暴风骤雨》的上册。在题词页上，他引用了毛泽东的话：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及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压抑不住。”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一九四六年夏天，主题是写东北一个村子里新旧生活之间的斗争，在这村子里从邻近的市镇派来了一个由姓萧的共产党员所领导的工作组（一九四六年七月东北政府动员了一万二千人下乡工作。）
著名女作家丁玲，一九四六年七月参加了一个土地改革工作组，一九四八年也出版了一本描写农民新生活的小说。这本书叫做《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同年这部小说被译成俄文，发表在《旗帜》杂志上，而且印了单行本。丁玲和周立波（萧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的译者）的近作，都是明确的受了苏联小说的影响的。
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的主题也是写的关于土地的民主改革。赵树理是最流行的当代中国作家之一。他虽然不是初搞文学的人，但他在读者中真正著名是由于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孟祥英翻身》以及其他许多小说，他在这些小说里，用生动的人民语言描绘了农村里的新的发展。《小二黑结婚》，他这第一部获得普遍赏识的作品，已经改编为剧本而且在舞台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个朴素的、写得很好的、关于一个青年农民的爱情的小说，就像一首歌唱新生活战胜旧生活的诗歌！小二黑不顾他父亲的反对，违反了姑娘的母亲的愿望，而和他所爱的姑娘结了婚。像这样的“独立自主”在过去是不可想像的。
在《李有才板话》中，赵树理写了农民反对地主的“挖穷根”的斗争。这就是这书里的农民主角李有才所唱的快板的题材。《李家庄的变迁》对这斗争作了更充分的描写。这作品描写了山西一个村庄十多年的时间里的一段生活，结尾在日本投降的时候。这个结尾里生动地表现出了爱自由的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多年的敌人的憎恨。农民们发现并没有解除日军武装的国民党军是在进攻八路军。村子里每一个人都急切的要支援使他们得到解放的八路军。青年人组织成参军的小队。“今天的李家庄是我们的血换来的”农民们说，“我们决不把它交给任何人。”《李家庄的变迁》的特别有意味，是因为它既描写了旧村庄又描写了这同一村庄被八路军解放之后的景象。它表现了已经成为自由人。成为民主变革的推行者的中国农民的精神的成长。这是一幅真实生活的图画，一幅斗争的图画——从这斗争过程中正在产生出新人物的典型。小说中的人物之一是共产党员，他以坚定的信心领导着农民，不惧怕任何困难，不管困难有多大。中国的文学批评家们称誉赵树理的作品是文学上的一个显著的成就，是表现着毛泽东思想在作家创作实践上的一个胜利，这是有理由的。
在为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斗争中，不论在战争前线上或在劳动努力上，领导的任务都属于工人阶级。工人们在重建被破坏的工厂和发动工业中的竞赛上显出了开创的能力，他们表现出真正的劳动英雄主义。但是到现在描写工人的作品却比描写农民的少。因此，草明的新小说《原动力》，特别令人感到兴趣。这小说描写日本人撤退时所破坏的水电厂修复的故事。它使我们看到了不是为资本家工作而是为自己工作的中国工人——有了新的世界观的人们，对于他们，劳动不只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是一件名誉和光荣的事情。我们看见这座发电厂被重建起来，电灯照亮了农民们的家庭。最后一章的题目是《英雄受奖》。有三个人被工人们给以“劳动英雄”的称号，其中有一个姓孙的，不久之后，就被选为副厂长。孙把工厂指点给一个和旁人一道来参观工厂的领导干部看。参观者之一说：“这个发电厂里主要的东西是水和油。”另外一个纠正他说：“这儿主要的东西是光荣的工人们。”孙补充一句说：“假如没有民主政府的领导，工人什么也做不了。”书的结尾处是孙在想着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新与旧的斗争，和在这苦斗中新事物的胜利，是中国整个进步文学的主题。诗歌方面也和散文方面一样。近年的两篇杰出的叙事诗就是显明的例子，一篇是青年诗人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还有一篇是中国诗歌界名诗人之一田间的《赶车传》。
《王贵与李香香》采取了民间歌谣体。故事发生于一九三○年代陕北的一个小村子里。那里的土地和甚至天空都属地主崔二爷，他的奴仆们把农民王麻子打死，因为王麻子被荒年逼得陷于绝境，竟敢吐露了摆在心里的五十年苦日子所造成的怨恨。他的孤儿王贵，被年老的李德瑞抚养起来，和老人自己的长得像一朵花似的年青女儿名李香香一同长大。这两年青人相互爱恋，但是难于通过的障碍阻隔着他们，因为“冬天里草木不长芽，旧社会的庄户人不如牛马！”李香香被地主崔二爷看中，他决定要占有她。她拒绝了他的金钱的诱惑，但崔二爷相信既然他有这个愿望，她迟早得归他所有。“井绳断了桶掉到井里头，终久脱不过我的手。”但是李香香有一个忠实的朋友王贵，他愿为她牺牲生命，假使需要的话。他恨那杀死他父亲的崔二爷——整个村庄都呻吟在他脚下的崔二爷。崔知道了王贵晚上参加领导人民斗争的共产党会议。他怕王贵，就下命令把他捉住捆了。王贵无可奈何的落在地主手里之后，被鞭打和拷问，恰好游击队赶到，这才把他从敌人手里救出。
农民在游击队鼓舞之下，拿起了镰刀、棍子、土枪，赶走了地主。王贵与李香香在赶掉了地主的村子里快乐地结了婚。但他们的快乐是短促的。崔二爷跟着国民党白军回来了，农民又生活在恐怖和穷困之中。国民党土匪开始搜捕一切跟游击队通气的人，把土地分给穷人、把牲口分给农民的人。
李香香孤单地留着，因为王贵跟游击队走了。现在没有东西阻止崔二爷占有她了，于是他把她抢到家里。地主认为毫无疑问地一切都会照旧了：因为“太阳会从西天出来吗？”他大开酒宴，但是正在吃喝得热闹的时候，游击队冲进了他的宅院。国民党军队缴了枪，农民们欢迎他们的解放者，王贵与李香香重新并且永久团圆了。
读者知道李季的人物们前面还有着艰苦的斗争，但是整个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幸福日子已经不远了。“咱们闹革命，革命也是为了咱……”王贵的这句话就是这诗的最后两行。
田间的《赶车传》在一九四六年初版，一九四八年末印行了改订本，也是描写争取新生活的战斗。在这书里，我们也看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农民的艰苦命运和农妇的悲惨命运，国统区的地主的专横统治受到反动政府当局的专横统治的撑腰。穷苦农民石不烂徒然控诉那个要夺取他女儿兰妮的地主：丑恶的法律是地主和衙门里的“大人”共同制定的。使石不烂和兰妮得到解救的不是控诉，而是共产党和新的民主制度。“兰妮重做了人，重做了人，”的时候来了，她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伴侣，同着他“同过山，同过水，同走毛主席的路。”田间的诗是用有力的自由诗体写的。
过去两年间，民主中国出版了许多服务于人民的长短篇小说，剧本，诗和歌谣，我们这儿只提到了几种最能表现目前中国文学的特征的作品。自从毛泽东发表了那篇历史性的关于文艺的报告以来，到现在七年了。这个报告，用郭沫若的话说，“成了照耀中国作家的道路的一个灯塔。”但在这七年间，已经完成了许多事情。人民有了变化，文学也成长了起来。
中国文学在上升中。大量的书籍被出版，刊物有几十种。中国作家们在现实主义地描写他们国家里的新的男女和新的生活的工作中，面对着空前复杂空前繁重的任务。无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家们会光荣地完成这些使人奋发的任务的。（译自《苏联文学》二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