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埃德加·斯诺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埃德加·斯诺
江山
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的
第一个外国记者
一九三六年六月的一天下午，陕北黄土高原上赤日高悬，燥热的西风卷起阵阵沙尘。在通向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的一条山间小路上，艰难地行进着一支人数不多的队伍。走在队伍前头的，是一位牵着两头毛驴的农民。毛驴驮着行李卷、照相机和医药箱。后头，跟着两个年轻的外国人。他们消瘦的脸庞和敞开的衣襟上，落满了尘土；虽然十分疲劳，但是精神抖擞地迈着大步。这两个外国人，一个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一个是美国医生马海德。
从北平出发，冲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线，穿过土匪横行的地区，冒着生命危险一心要访问被蒋介石反动派横加无数罪名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斯诺，就从这里开始了他为期四个月的西北苏区之行。
斯诺一九○五年诞生在美国中部的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一九二八年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就在这一年，他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的上海。此后，他先后受聘为好几家美、英报刊杂志驻中国的记者，曾经游访中国的许多地方。旧中国那内忧外患、疮痍满目的种种悲惨景象，深深地嵌进了斯诺的意识里。一九三三年初春，斯诺从上海来到北平。在当时的燕京大学执教期间，接触到了一些革命学生和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他积极关心和支持中国的学生运动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并且想方设法了解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已经从江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胜利转移到抗日前进阵地陕北。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拚命封锁事实真相，极力制造种种谣言，使得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和胜利消息，很难为世界人民所了解。为了澄清社会舆论，推倒这道密封的墙，斯诺决心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秘密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开展采访活动。
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后，斯诺马上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正在英勇地斗争；旧中国的污泥浊水，正在被革命的洪流激浪冲击涤荡；一个人民幸福的新中国，已经闪现出美丽的曙光。他满腔热情、夜以继日地投入了紧张的采访活动。他穿着和红军战士一样的灰兰色军装，同前线指挥员以至被称为“红小鬼”的司号员亲切谈话；来到农民的窑洞里和边区的工厂中，同当地人民一样吃小米饭，晚上睡在一条土炕上，广泛地了解根据地军民的战斗、生产、学习和生活，直到他们的文娱体育活动和家庭情况。
使斯诺永生难忘的是，在此期间，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多次在窑洞里会见他，同他在煤油灯下通宵促膝交谈，“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向他介绍中国革命的发展历史，介绍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全面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以及自己参加革命的战斗历程。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和红军的其他领导人，也同斯诺进行过多次长谈。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他获得了大量宝贵的材料，其中最珍贵的是他逐字逐句记下的毛主席的长篇谈话记录和给毛主席照的像片。
这次陕北之行，使斯诺同革命根据地军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后来，他在一本书中这样回顾自己离开根据地时的心情：“我最后一次走到保安的大街，越走近城门，我越一步懒一步的拖着。……我感到非常难过。我觉得我并不是在回家乡，倒象在离开家乡。”
轰动世界的《西行漫记》
斯诺回到北平后，不顾数月连续采访的疲劳，立即昼夜奋笔写作这次苏区之行的所见所闻，并把这本书取名为《红星照耀着中国》，即现在我们看到的中文译本《西行漫记》。
在《西行漫记》一书中，他用朴实的文字和大量的照片，向全世界人民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革命斗争，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史诗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详细概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组织、经济政策、工农业生产、文教卫生事业的现状和发展，以及普通农民、工人、红军指战员和基层干部的革命理想和新的生活。特别是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生动详尽地记叙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等党和红军领导人的伟大革命实践活动，一再表达了他对毛主席的崇敬心情。
经过这次访问，斯诺认识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和中国共产党方针的正确，并且正确地预见到了中国革命的必然胜利。他写道：“中国的社会革命运动，或许要遭受失败，或许要暂时退却，……但它不仅依然继续成长，而且到底要获得胜利”，“这种胜利到来时，它的力量是那么强大，它的破坏力的喷射是那样难以抗拒，要把目前蹂躏东方的帝国主义的暴行毁灭净尽。”不论是在《西行漫记》这本书里，还是在给许多中外朋友所作的谈话、演讲中，他始终热情而又无可辩驳地向人们宣传只有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能赶走日本侵略者，苦难的旧中国才能变为光明的新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真理。
斯诺的这些文章、照片和谈话，象穿透乌云的阳光，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有力地戳穿了蒋介石反动派对共产党和红军散布的种种诬蔑之词，极大地鼓舞和支持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次年，《西行漫记》一问世，顿时轰动了全世界，被国外评论家称为“真正具有重要历史和政治意义的著作”。在美国，此书成为有关远东的非小说作品中的最畅销书，跟斯诺洽商刊登他写的陕北之行文章的信件，犹如雪片般飞来。在伦敦，短短的几个星期内，这部书就销售了十万册以上。在沉沦于白色恐怖中的国民党统治区，人们冒着生命危险，争相传阅斯诺写的介绍陕北苏区的书籍和文章；有的人不畏繁难，珍爱地手抄传阅；有的人怀里揣着《西行漫记》，奔上了通向陕北根据地的革命道路。
一九三九年，斯诺再次来到陕北革命根据地，访问了革命圣地延安和其它地方，看到了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和根据地的广大人民同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所进行的顽强不屈的斗争，再次详细调查和深入研究了根据地的政权组织等各个方面，并把这次访问的见闻，又一次向世界作了报道。
斯诺在旧中国度过了整整十三年。在这并非短暂的岁月里，他还做了许多有益于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事情。他和别人合作，把鲁迅先生的许多小说翻译成英文向国外介绍。他曾经多次冒着极大的危险，营救我党的领导人、地下工作者和革命学生，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他还和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等合作，创办了中国合作化组织（简称“工合”）。
一九四一年春，斯诺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中国回国。亲眼目睹了风雨如磐的旧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亲身经历了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这两个截然不同社会的斯诺，从此确定了自己的生活方向：他的脉搏的跳动和中国人民前进的历史步伐紧紧地联在了一起。
十九年后重返中国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斯诺所憎恶的那个受尽欺凌、黑暗落后的旧中国，从此一去不复返了。他从心底里欢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热切地盼望重访解放后的新中国。
但是，斯诺由于同情中国革命和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的感情，五十年代在美国受到麦卡钖主义的迫害，甚至没有几家报刊杂志敢于登载他的文章，这就迫使斯诺不得不举家迁往瑞士定居。
一九六○年六月，斯诺冲破重重障碍，经过许多周折，终于又回到他已经阔别十九年的中国。在一九六四年和一九七○年，他又继续来访。三度访华，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亲切地会见了他，有时还邀请他到家里作客，向他介绍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情况，这使斯诺非常兴奋和感动。
在这几次访华中，斯诺深入农村、进工厂，到革命圣地，对重游旧地表现了很大的兴趣。他想亲自通过对比，细致地观察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八亿愚公”改造中国所发生的伟大变革。一九七○年八月，斯诺千里迢迢来到陕北的志丹县（原保安县）访问。一九三六年，红军刚刚到达这里，斯诺看到的是一片荒芜贫瘠的景象。现在他面对着一片繁荣兴旺的志丹县，怎么也认不出原来的那个样子了。他深有感慨地对陪同的中国同志说：“我根本没有想到，在中国西北这么个极其偏僻的地方，也发生了这样巨大的变化。”
一九七五年十月四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赠礼仪式：斯诺夫人把一顶伟大领袖毛主席戴过的红军帽，亲手交给了邓颖超副委员长。这顶缀有鲜艳红星的灰兰色红军帽，是一九三六年斯诺访问陕北时，红军送给他的。一天，在毛主席的窑洞门口，斯诺为毛主席拍照，恰巧毛主席没有戴帽子，于是就戴上斯诺的帽子拍了照，这就是人们所熟悉的那张题为《毛主席在陕北》的珍贵照片。后来，斯诺带着这顶帽子通过了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一道道封锁线，走了许多地方。安定下来以后，为这顶军帽特制了一个十分精致的帽盒。盒子用贵重的红木制成，内衬紫红色的丝绒，钢质的帽托使红军帽长期保持了挺脱的状态。可以看到，斯诺在这顶有着特殊意义的红军帽里，倾注了对毛主席、对中国人民多么深沉、真挚的感情啊！在这几次来华访问中，斯诺先生还先后将自己多年收藏、万里展转的珍贵历史文物——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九年两次访问陕北革命根据地时拍摄的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我国领导人和革命根据地军民战斗生活的一部电影胶片和大量照片、底片，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
为中美人民友好事业尽力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美两国关系一直处于非正常状态，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中断了二十多年。但是，斯诺坚定地相信笼罩在联系中美两国的太平洋上空的乌云，终究会被驱散，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春天，一定会到来。在这些“高天滚滚寒流急”的艰苦岁月里，他始终不渝地以自己炽热的“微微暖流”，年复一年地吹拂着这浓密的乌云。
为了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斯诺利用自己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有利条件和多次到中国采访的机会，积极了解和收集有关新中国的情况，运用著书、讲课、演说、写信、谈话等各种方式和途径，热情地向美国人民介绍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成就。他每次到中国采访，常常是废寝忘食，有时甚至带病工作。例如，一九七○年访华前夕，他刚刚动了一次手术，路过香港又生了病。但是，他仍然坚持带病来到北京。陪同的中国同志一再劝他去医院检查、治疗，他都婉言谢绝：“我是来中国工作的，不是来看病休养的。”
斯诺工作认真，作风严谨，坚持以严肃的态度，如实地报道他所看到的中国。他每次来中国，都把《西行漫记》的原稿带来，以便当该书再版时，可以根据所得的最新材料加以订正。一九七○年，他着手写他一生中的重要著作之一《漫长的革命》，全面介绍中国革命的进程。这本书还没有写完，突然严重的癌症迫使他停止了写作。当时，斯诺夫人根据斯诺的病情，几次要求他同意提前出版这本书，他都没有同意。直到逝世前夕，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再次执笔，在别人的一再劝说下，才同意整理出版。当这部书在美国问世的时候，书的作者已经与世长辞了。
一九七○年斯诺的来华访问，可以说是又一次难忘的“陕北之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南海的家中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极其重要的谈话。斯诺访华回去以后，写了《我们同毛泽东谈了话》、《同周恩来的谈话》等七篇文章，如实地向世界报道了毛主席、周总理的谈话内容，介绍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等方面的情况，披露了中美关系将有一个大的发展的重要信息，对进一步发展两国人民的友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面对中美关系和两国人民友谊日益发展的大好形势，为之奋斗了大半生的斯诺是多么兴奋啊！特别是在那一个时期，有许多准备来华访问的美国人，纷纷到瑞士去拜访他或给他写信，要求他介绍新中国的情况。这一切，给了正在病中的斯诺以极大的鼓舞和安慰。他躺在病床上谈话，口述信件，尽力给这些美国客人以帮助。在自己生命垂危的时刻，斯诺仍然念念不忘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每当从昏迷状态中苏醒过来的时候，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看报，特别是要求阅读报道当时中美关系的新闻和文章。到后来，斯诺连报纸也不能看了，就让自己的孩子给他读报。有一次，他拉着前往瑞士为他治病的马海德医生的手，真挚地问道：“你们对我有什么计划？我多久能恢复工作？”另一次，马海德医生和他交谈时，祝愿他的体力能够随着春天的来临而恢复，继续写他没有写完的《漫长的革命》一书，他紧紧握住马海德医生的手，两眼闪动着兴奋的光芒，满怀希望地说：“那该多美啊！”
他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在一九七一年冬，斯诺发现患了癌症，接着就动了手术。毛主席和周总理十分关心他的健康。当时我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和驻瑞士大使陈志方，曾多次前往他的家中探望和问候。有一次，他听说陈志方大使带来了周总理的慰问信，极为感动，不顾剧烈的病痛，让儿子搀扶着走下楼来，同陈大使热烈拥抱，一再表示对我国领导人的感谢。
斯诺的癌症发现时已进晚期，手术后癌细胞又继续扩散，并且伴有并发症，病情极为严重。为此，我国政府专门派遣了一支由斯诺先生的好友马海德医生和中国医学科学院日坛医院医生、护士、翻译组成的医疗小组，前往瑞士探望，协助进行医疗和护理工作。中国医疗小组怀着对斯诺的深厚感情，把他的卧室变成家庭病房，为他进行了认真的身体检查和支持治疗，不分昼夜地精心护理。为了加强医疗力量，在阿尔及利亚的中国医疗队的医护人员还曾两次赶来增援。
斯诺很早就有一个愿望：访问毛主席的故乡韶山。但是，他的这个夙愿却一直未能实现。在卧病的那些日子里，他还念念不忘这件事情，曾几次在昏迷中轻轻地呼唤着：“韶山”“韶山”。
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凌晨，中国人民忠实的朋友埃德加·斯诺，在自己的家中停止了呼吸。终年六十七岁。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斯诺的逝世寄予无限的哀思，在给斯诺夫人的唁电中指出：“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敬爱的周总理、宋庆龄副委员长等，也分别给斯诺夫人发出了唁电，对斯诺的不幸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对他的家属表示亲切的慰问。
对中国人民始终怀有深厚感情的斯诺，曾在一张便笺上留下动人心弦的临终遗言：“我热爱中国。在我逝世以后，象我活着的时候一样，我愿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另一部分，我愿把它撒在生我的祖国——美国的哈得逊河里。”遵照斯诺的遗嘱，他的一半骨灰，已于一九七三年十月安葬在北京大学景色秀丽的未名湖畔，这儿是他生前任教过的燕京大学。敬爱的周总理参加了安葬仪式。从那时起，在这镌刻着“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先生之墓”中英文字的墓碑前，在这松柏常青、碧水环抱的未名湖畔，留下了成千上万我国人民和外国朋友前往缅怀的脚印。
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有远见卓识的埃德加·斯诺先生，是千千万万普通的坚持正义的美国人民中的一员。不论是在旧中国风雨如晦的漫漫长夜，还是在阳光灿烂的社会主义今天，斯诺先生始终以他几十年不变的正直、坦率、热诚的心，来对待中国人民和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在中美两国人民友谊史上，斯诺先生同中国几十年友好往来的历史，是令人赞美和极其动人的篇章。
埃德加·斯诺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附图片）
一九三六年，埃德加·斯诺在陕北革命根据地。
埃德加·斯诺重病时摄于瑞士的书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