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朝农现场会”的黑幕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揭开“朝农现场会”的黑幕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所谓“朝农经验”一出笼，反革命分子迟群就叫嚷：“朝农经验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经验”，“我们应该大力应用”。这年十二月下旬，迟群伙同“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一手导演了所谓的“朝农现场会”。这个“现场会”，是“四人帮”恶毒攻击敬爱的周总理，为他们大造篡党夺权舆论的一出反革命闹剧。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帮反革命小丑在那出闹剧中是如何表演的。
在筹备“现场会”期间，迟群和辽宁那个死党别有用心地提出：“搬迁问题要贯彻始终，要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讲话要有针对性”，授意朝农那个亲信按这个调子准备发言稿。起初，那个亲信对迟群一伙要谈“搬迁”问题的罪恶目的理解不深，写得不多。迟群的同伙看了大为不满，指责说：看不见路线，看不见斗争。在他们的“开导”下，朝农那个亲信大删大改发言稿，影射攻击华北农大从陕北迁到河北是刮起了“一股回城风”，是“资产阶级势力向教育革命反攻倒算”，是“林彪、孔老二的克己复礼”，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
人们很奇怪，既然是“朝农现场会”，为何攻击起离朝农几千里的华北农大来了呢？这不是离题太远了吗？不，对于“四人帮”及其死党、亲信来说，这正是他们的主题。
为了弄清他们的反革命意图，我们有必要把华北农大的搬迁问题作一简要说明。
文化大革命中，华北农大由北京迁到陕北甘泉。后来考虑到，陕西省有两所农业院校，基础都比较雄厚，而华北两省一区的农业院校，基础比较弱，北京、天津地区，连一所农业院校也没有。为了使农业大学的布局更加合理，当时的国务院科教组、农林部、陕西省委、河北省委经过多次协商，一致同意将华北农大迁往河北涿县农村。这不仅不违背毛主席关于农业院校要搬到农村去的指示，而且符合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那么，“四人帮”及其死党、亲信为什么偏要在这个问题上大作文章呢？这是因为，当时正值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召开前夕，“四人帮”阴谋打倒周总理，妄想组织自己的“内阁”。而华北农大从陕北迁到河北涿县，是经过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批准、同意的。他们正是要利用这个问题，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迟群叫嚷：“朝农现场会要尽快开，十二月底以前一定要开完。”这种急不可待的心情，反映出“四人帮”加快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步伐。
现在，我们再来看他们是怎样把搬迁问题“贯彻始终”的。
为了攻击华北农大的搬迁，他们捏造了大量事实，厚颜无耻地吹嘘朝阳农学院“搬下来”遇到了什么“阻力”，又是如何“斗争过来”的所谓“经验”。
事实是，朝农本身并不存在“搬迁”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沈阳农学院搬到了铁岭地区，改名辽宁农学院。原沈农以水利专业为主的六十名教职工，一九七○年一月被批准来朝阳地区分散办学，由于还没有开始招生，便集体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们当时既没有带一张课桌，也没有带一架仪器。朝阳地区原有三所中等专业学校和一个农科所。一九七○年五月，“四人帮”在朝阳地委的亲信和朝农那个亲信，强令这几个单位同沈农来的六十人合在一起，先叫“朝阳五·七农业科技大学”，后改为“辽宁农学院朝阳分院”，“现场会”上才定名为“朝阳农学院”。这所学校教职工的绝大部分是原三校一所的，如此而已，朝农有什么“搬迁经验”可谈呢？
在“四人帮”及其死党、亲信们那里，篡党夺权就是一切，至于采取什么手段，他们是全然不顾的。经过他们一通编造之后，朝农的“发言稿”就炮制成“有棱有角”的“朝农经验”了。“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和迟群一见，如获至宝。一个高呼：“我就要拿朝农这块有棱有角的石头打人了！”一个狂叫：“在这个会上，就是要把朝农这块石头抛出去，打他们！”这里的“他们”，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
“现场会”期间，辽宁那个死党和迟群一伙，召开了部分农林院校负责人座谈会，点名叫华北农大代表参加。会上，辽宁那个死党用心险恶地说：“去年北京吹来一股风，使我们工作很被动，很困难”，“华北农大从陕北搬回涿县，……这是走回头路，是回潮！”迟群凶相毕露地说：“从陕北搬回来，本身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迟群一伙猖狂反对周总理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的罪恶行径，激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愤慨。华北农大的同志当场反驳说：“华北农大从陕北甘泉县搬迁转点到河北涿县，是国务院领导批准的，迟群你也知道。”在众目睽睽之下，迟群恼羞成怒地说：“谁批谁负责，不管是谁，这笔帐都要算！”
迟群叫嚷的“谁批谁负责”，包藏着极其恶毒的用心。本来，一九七三年一月十三日，国务院科教组《关于北京农业大学搬迁和改为华北农大的请示》报告，正是当时窃据科教组副组长职务的迟群主持起草，动手修改，亲自签发上报的。报告上，迟群亲自加了北京农大搬到涿县“对发展华北地区的农业，将会比较好的作出贡献”，“这样作对其他搬迁院校不致有较大的不良影响”等话。报告呈送国务院，周总理签字“同意”。这些，迟群一伙是清清楚楚的。然而，迟群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在这次“现场会”上却丧心病狂地叫嚣“谁批谁负责”，不仅赤裸裸地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而且暴露了迟群一伙反革命分子是野心家、阴谋家。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和迟群一伙在“现场会”上搞的另一个罪恶勾当，就是更加疯狂地推行
“四人帮”的两个反革命“估计”，公开提出了“同十七年对着干”的反革命行动口号。
一九七一年夏季，“四人帮”和迟群一伙炮制了反革命的“两个估计”。从此以后，他们用这两根大棒，不断向捍卫毛主席教育路线的广大干部和教师进攻。他们大批所谓“回潮”、“复辟”，抛出反革命小丑张铁生的一份《答卷》，《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制造“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和“王亚卓事件”，残酷地镇压革命教师和群众。他们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全国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越来越强烈的抵制和反对。为了进一步推行反革命的“两个估计”，他们在“朝农现场会”上，变本加厉地抛出了“同十七年对着干”的反革命行动口号，对教育战线广大干部和教师继续进行疯狂镇压。
辽宁那个死党在“现场会”上说：“我对十七年的教育深恶痛绝，恨得要死，恨得要命”，“搞教育的同志对那‘两个估计’老是想不通，在那里转过来，转过去，我一看就通了”。他气势汹汹地批判一个市委书记关于“十七年教育战线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正确意见，胡说什么：“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旧教育最大的失败，就在于它在那里一年又一年、一批又一批地造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迟群指责到会代表“在讲话中总想回避‘两个估计’”，叫嚷“谁回避‘两个估计’，你那里的教育革命尽管是辛辛苦苦，最后还是要彻底失败”，还胡说“文化大革命以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出来的学生，基本上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了破坏作用”。
朝农那个亲信秉承主子“放开讲”的指令，诬蔑解放后十七年的“学校变成了修正主义的染缸，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他攻击文化大革命前“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这个部门，已经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对抗性的矛盾”，公然叫嚷：“我们就是要和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唱对台戏！”他不仅要“狠批教育战线的十七年”，而且声言要批新中国成立后的整个十七年，胡说什么“不批十七年，资产阶级就要复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要葬送。”“狠批十七年”，“同十七年对着干”，就是他们一伙公开向党发出的反革命宣言。
就在这次“现场会”上，为了表明“同十七年对着干”，他们恬不知耻地树立了一批假典型。例如，胡吹自己种的棉花“棉桃长得象茶碗一样大”，但又拿不出真东西见人的“王大学”，迟群竟称赞他是“中国标准的大学生”。一个大讲在队里抵制了“四定一奖”，而当地并没有搞过“四定一奖”的人，“现场会”上却介绍了他这种“先进事迹”。一个并没有写什么论文的教授，“现场会”上却吹他写出了三篇“科学论文”，是知识分子的“榜样”。弄虚作假，借以骗人的事例远不止此。这就是他们“同十七年对着干”的“成绩”。
“同十七年对着干”这个反革命行动口号使“两个估计”的反革命内容更加具体化了。如果把这个反革命行动口号，同他们所谓的“朝农经验”的“战略意义”联系起来考察，人们就更加清楚地看到，以“同十七年对着干”为实质内容的所谓“朝农经验”，不仅仅表明“四人帮”妄图毁灭无产阶级教育，还处心积虑地要在各条战线“彻底摧垮十七年”，达到“改朝换代”的反革命目的。
“四人帮”的死党和迟群一伙，在“朝农现场会”上搞的种种鬼名堂，如今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他们搬起朝农这块“石头”打人，却砸到了自己的脚上。聒（guō郭）噪一时的“朝农现场会”，成了记录他们罪行的一块墓碑。
《朝阳日报》记者　王　强
本　报　记　者　景险峰　孟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