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政治挂帅和物质鼓励相结合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坚持政治挂帅和物质鼓励相结合
汪海波
要正确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就必须坚持政治挂帅和物质鼓励相结合。“四人帮”别有用心地打着政治挂帅的幌子，否定物质鼓励，把政治挂帅和物质鼓励割裂开来。
（一）
在社会主义阶段，要使广大劳动者各尽所能地为社会工作，需要依靠政治挂帅，需要对劳动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是毫无疑义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已经成为新社会的主人，但是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在根本一致的基础上还有矛盾的一面，这就必须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社会主义觉悟，使他们自觉地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做到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尽其所能地为社会劳动。思想政治教育在提高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方面的巨大作用，是从社会主义制度中产生的特有的精神鼓励的作用，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表现。
同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的劳动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劳动已由过去受剥削的，并被看成下贱可耻的事情，变成了为自己为社会的，并被看作光荣豪迈的事情。劳动群众中的一部分先进分子已经开始具有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但是对大多数劳动者来说，劳动还是谋生手段，而不象共产主义社会那样，劳动已经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
正是社会主义劳动性质决定了，要实现各尽所能，除精神鼓励外，还必须有物质鼓励。在这方面，物质鼓励起着三种作用：第一、促进的作用。多劳多得，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使劳动者尽力为社会劳动。第二、保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生活费用是由自己的劳动收入来支付的。复杂劳动的培养虽然社会承担了大部分，但劳动者自己也要支付一部分。这样，物质鼓励，就为尽其所能地（包括体力支出和脑力支出）为社会劳动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证。在我国现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还不富裕，有一部分家庭生活甚至还有困难，这种物质保证作用显得特别重要。第三、巩固的作用。如前所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精神鼓励在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但由于社会主义的劳动性质，要使得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稳定地经常地保持下去，还必须有物质鼓励。
（二）
“四人帮”打着政治挂帅的幌子，否定物质鼓励的作用，并且把这冒充为“马克思主义”。这种根本否认物质利益作用的观点，是一种典型的唯心史观。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只研究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思想，不研究社会的物质生活，不研究社会的生产关系。正象恩格斯指出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6页）历史唯物主义与此相反。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这个理论揭示了资本家的物质利益就是对于剩余价值的追逐。这种对于剩余价值的追逐，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曾经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力量；到了资本主义的没落时代，它又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剩余价值理论还揭示了资本家和无产者的物质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从而揭露了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揭露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它把发展社会生产的集体利益和提高劳动者生活的个人利益结合起来，在调动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方面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是谁也抹煞不了的。“四人帮”根本否定物质利益的作用，不正是说明他们全盘继承了资产阶级唯心史观“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的反动衣钵吗？
“四人帮”这伙阴谋家在否定物质鼓励时，把自己打扮得十分“高尚”，谁只要一提物质鼓励，就被斥之为“修正主义”。实际上他们厌恶的只是社会主义的物质鼓励，只是劳动人民物质生活的提高，至于他们自己的生活，那是要极其讲究的。他们是一伙最自私最狂热最腐朽的追求物质享受的伪善者。恩格斯曾经对那些对于唯物主义满怀偏见的庸人作过一段维妙维肖的描绘：“庸人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酗酒、娱目、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简言之，即他本人暗中迷恋着的一切龌龊行为；而把唯心主义理解为对美德、普遍的人类爱的信仰，总之，对‘美好世界’的信仰，——他在别人面前夸耀这个‘美好世界’，但是他自己至多只是在这样的时候才相信这个‘美好世界’，这时，他由于自己平时的‘唯物主义的’放纵而必然感到懊丧或遭到破产，并因此唱出了他心爱的歌：人是什么？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8——229页）我们把这段话用来刻画“四人帮”这伙唯心论的群丑，难道不也是十分真实而又生动的写照吗？
（三）
“四人帮”是一伙以“左派”伪装出现的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者。他们在否定物质鼓励方面，装得比谁都“左”。
“四人帮”打着政治挂帅的幌子来否定物质鼓励，其结果不仅否定了按劳分配，而且也否定了政治挂帅本身。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近年来，“四人帮”把“政治挂帅”的口号叫得越来越响，思想政治工作也越来越削弱，劳动群众的积极性也受到越来越大的打击。这是这些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停滞甚至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人帮”拿来否定物质鼓励的“政治挂帅”，是一根狠毒的大棒，棒子的两头都打在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身上。一方面，它把坚持政治挂帅和物质鼓励相结合的领导干部打成“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走资派”；另一方面，它又把由此造成的生产下降说成是所谓“走资派以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所以，“四人帮”鼓吹的政治挂帅，是十足的地主资产阶级政治。它适应了地主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需要，集中地反映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
应该肯定，二十多年来，我国是坚持了毛主席提倡的政治挂帅和物质鼓励相结合的原则的。这是主导的方面。但也受到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这个干扰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从右的方面来的干扰，否定政治挂帅，鼓吹物质刺激；另方面是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空喊“政治挂帅”，否定物质鼓励。这种“左”的干扰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在一九五八年，张春桥追随陈伯达利用当时空前高涨的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竭力把运动引入“左”的歧途，鼓吹“依靠政治挂帅”，“不研究什么物质利益”，否定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和商品生产，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一次是“四人帮”伙同林彪反党集团利用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时机，又一次兜售形“左”实右的修正主义黑货。这一次由于“四人帮”窃取了较大的政治权力，掌握了舆论工具，因而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破坏。
这个历史经验证明：要正确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必须坚持政治挂帅和物质鼓励相结合。
这个历史经验还证明：要正确贯彻这个原则，必须进行反“左”反右两条战线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