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培养新农民，还是训练反革命打手——从木头城子公社的“配套夺权”看“朝农经验”的反动性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是培养新农民，还是训练反革命打手
——从木头城子公社的“配套夺权”看“朝农经验”的反动性
辽宁省朝阳县木头城子公社，是“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一伙精心炮制的一个“社来官去”、“配套夺权”的所谓“样板”。揭发这个“样板”的内幕，有助于我们认识“朝农经验”的反动性。
朝农是从什么时候搞“社来官去”的？为什么木头城子公社成了他们搞“社来官去”的样板？要搞清这些，还得回溯到一九七四年底的所谓“朝农现场会”。那次会议期间，“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和迟群一伙，指使朝阳地委的那个亲信召集了一个鼓动毕业生回乡后继续同党“对着干”的座谈会。会上，有个家住木头城子公社的女学生站起来伸手要官。她说：“我想回去当大队书记去！”话音刚落，立即响起一片喝彩声。辽宁省委那个主管农业的“四人帮”的党羽说：“好啊！有这个勇气好！”“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接上去说：“我支持你！”“别怕，你就斗！”迟群在旁感慨地说：“这就是朝农的教育成果！”“四人帮”在朝阳地委的那个亲信利令智昏，当场号召：“要当大队书记的报名！”座谈会刚散，朝农那个亲信惋惜地对几个人说：“你们真熊，×××敢报名当大队书记，你们怎么不敢报名当公社书记？”“现场会”结束后，这帮家伙组织大队人马，吹吹打打地把那个伸手要官的“女典型”送回木头城子公社，演了一出封官抢权的丑剧，让她窃取了西营子大队党支部书记职务。从此，“社来官去”之风愈刮愈烈。木头城子公社也成了他们推行“社来官去”的重点。
一九七五年，他们把木头城子的几名毕业生送回去实行“配套夺权”。“四人帮”在朝农的那个亲信向毕业生交底说：“为了证明朝农大方向是正确的，要尽快拿出人证物证来，今后朝农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在朝阳地委那个亲信的支持下，这个公社的几名毕业生回去以后，分别当上了五个大队党支部的书记和副书记。为了篡夺公社党委的权，朝阳地委那个亲信唆使毕业生中一个以“角尖刺硬”著称的“男典型”，把这个公社的领导干部打成“民主派”、“唯生产力论的代表”，有的强行调走，有的被整垮，这个“男典型”窃取了公社党委的领导权。这样，就实现了他们要“把木头城子变成朝农的一个直属单位”的配套夺权计划。朝农那个亲信兴奋地说：“都象木头城子公社那样，朝农就站住脚了。”
他们在“毕业不结业”的口号下，进一步教唆这些所谓“新农民”在木头城子公社建立了大抓“走资派”的所谓“联营联防组织”，给社队干部“画像”、“排队”，叫嚷对原有干部要“一狠”（动“大手术”心要狠）、“三大”
（大撤、大换、大批）。提出建立“新班子”要“一准”（选“苗子”要准）、“三快”（快选、快报、快批）。从一九七五年一月到一九七六年十月，这个公社撤掉大队副主任以上干部三十二名，占同级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多；“提拔”大队副主任以上干部四十名，其中“双突”二十一名。那个“女典型”所在的西营子大队动了两次“大手术”，把大队的八名老干部全部撤换下去，并夺了十个生产队的领导权，撤换了三十多位生产队长。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及其党羽、亲信，不光是教唆这些“角尖”、“刺硬”的所谓“新农民”在木头城子公社配套夺权，而且纵容和指挥这些人在下面胡作非为。“四人帮”提出什么“全面专政”、打“土围子”的反革命口号之后，辽宁那个死党就指名叫木头城子公社那个伸手要官的“女典型”参观他所搞的“哈尔套大集”，进行所谓打“土围子”的实战训练。从此，那个
“女典型”在木头城子公社大搞什么“炮轰祖坟”、“扒院墙”等名堂。他们胡说：“上一次祖坟就是回顾一次私有制”，“院墙是资本主义的土围子”。在全社大搞崩祖坟、扒院墙的勾当。他们胡说：“三转一拧”（自行车、缝纫机、挂钟、收音机），是“农村走资派的标准”。他们组织一帮人，以公社、大队原领导干部的家为重点，半夜越墙而入，翻箱倒柜，非法搜查了上百户，搞得人人自危。他们胡说：“木头城子大队有三千六百人，就是三千六百个小生产，必须加以限制”。于是，动用大批民兵包围集市，组织“小分队”拔黄烟，刨韭菜，刮线麻，严重破坏了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稍有异议者，就立即采取法西斯手段镇压。群众气忿地说：“四人帮”教唆出来的这些反革命打手，简直是一帮土匪！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以及在朝农的那个亲信，口口声声吹嘘朝农培养“社来社去”的“新农民”是为了限制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实际上他们干的却是培养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罪恶勾当。他们树的那个伸手要官的“女典型”，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被他们从朝农送回西营子大队窃取了党支部书记职务后，一开口就要了当年的三千工分。一九七五年，她给自己定了六千工分，比同等女劳力高出一倍。一九七六年，她参加辽宁那个死党办的“虎班”，学习四个月，领补贴不算，还记了五千五百工分。这种大量侵占社员劳动成果的行为，竟被“四人帮”的死党和亲信称赞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模范”。
当然，从朝农毕业的学生，并不是所有的都象木头城子公社的毕业生那样。就是在木头城子公社，也并不是所有的毕业生都如同那两个男女“典型”一样。但是，“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及其在朝阳地委和朝农的亲信们提倡、鼓励的，却是那两个无恶不作的男女“典型”。朝农要培养什么人？是培养新农民，还是训练反革命打手，不是一目了然么？
祝增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