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捍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战斗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为捍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战斗
孙冶方
“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不仅在教育战线、文艺战线，而且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战线，都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对于经济学界，他们下手最早，摧残最狠。早在一九六四年，陈伯达就全面否定经济研究所的工作，说我们搞的是修正主义，说我个人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伯达和“四人帮”一伙在经济所推行一条“斗、批、散”的方针，要全体工作人员待命分配，准备解散。有一段时间，他们在我们所掀起了烧书、卖书的高潮，搞得人心惶惶，全所人员一时都成了等待处理的“废品”；全所几十万册藏书，也准备全部送人。迟群插手哲学社会科学部期间，借口“批判十七年的修正主义科研路线”，大讲“同十七年对着干”的反革命滥调。他们使经济所混乱、瘫痪，前后达十二年之久。
究竟经济所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中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还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经济所的研究工作是搞的修正主义，还是搞的马列主义？这个问题非要辩论清楚不可。
从经济研究所办所的方针、道路来看，我们执行的是毛主席规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走的是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而绝不是陈伯达和“四人帮”一伙所污蔑的是什么“理论脱离实际”、“培养精神贵族”的修正主义道路。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响应毛主席关于“种试验田”的号召，先后在河北省的丰润县和昌黎县建立了学农基地，在石景山钢铁厂和大庆油田建立了学工基地。一九五九年，我们的学农小组，曾就当时农村的公共食堂问题，提出了一个调查报告。这个报告，以大量的事实和贫下中农的意见作依据，指出农民对于临时性的农忙食堂是欢迎的，而对于常年性的公共食堂是不欢迎的。这个本来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的报告，竟被指责为是“反社会主义”的，调查组负责人还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事实证明，这个报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所提的意见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的，是正确的。后来毛主席在听取胡乔木同志的汇报的时候，对这个调查报告作了充分的肯定，并指示要给这个报告和有关的同志平反。
我们还到大庆油田蹲点学习，学习的主要题目，是大庆“两论”起家的政治工作经验和企业管理经验。学习回来写的报告中特别强调：“政治工作和生产（业务）工作必须紧密结合”，“政治工作必须为生产服务，必须围绕生产来进行”，强调“人人要树立生产观点”等等。后来，我们这个报告竟被陈伯达打成“业务挂帅”，“用业务压政治”的“黑样板”。事实证明，不是别人，正是陈伯达、林彪、“四人帮”一伙才最无耻地对政治挂帅作了唯心主义的歪曲；而我们的报告是坚持了毛主席政治挂帅的精神，比较正确地宣传大庆经验的。
再从经济理论研究路线来看，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里，我们的研究工作虽然缺点不少，但总的来说，我们既反对了赫鲁晓夫、利别尔曼的赤裸裸的右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反对了陈伯达、张春桥的假左真右的修正主义路线，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一九五八年，陈伯达和张春桥刮起了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的“共产风”。当时毛主席曾严厉地批评了他们，并且在一个报告的批示中把价值规律比作一个伟大的学校。一九五九年四月，经济所会同其他单位在上海召开了经济学讨论会。议题有两个：一是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商品和价值规律问题，一是计件工资问题。本来我们召开这个讨论会的目的，是为了搞清楚这两个在当时说来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经济学理论问题。但同时也就批判了陈伯达、张春桥一伙带头刮起来的这股“共产风”。这当然就触犯了陈伯达、张春桥一伙，使他们怀恨在心。
三年困难时期，经济所还同陈伯达一伙不讲经济核算，不计投资效果，反对综合平衡的歪风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组织了三个讨论，即经济核算、经济效果、速度与比例三个问题的讨论，坚持了毛主席的三个并举、要发挥两个积极性以及强调社会主义企业必须进行独立的经济核算的思想。这又刺痛了陈伯达等人，他们终于在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中，以“否定三面红旗”的罪名把这些讨论全部扼杀了。
一九六三年，我先后写了几个研究报告，涉及到财政经济管理体制问题、积累率问题、投资效果问题、利润问题。在这里，我要特别谈一下关于利润问题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我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利润和资本主义利润以及和利别尔曼修正主义利润之间的几条界线，主张要理直气壮地抓社会主义利润，反对资本主义利润和修正主义利别尔曼的利润。陈伯达一伙对我这个研究报告在全国报刊上进行了三次批判；然而他们只字不谈我所提出的这些界线，硬说我公然拥护利别尔曼，主张“利润挂帅”。这是为了以后进一步对我进行政治迫害制造借口。这不是理论批判，而是诬陷。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的学术上的和政治上的冤案，才能大白于天下。
今天，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再次号召我们向科学进军。一场科学攻关战已经打响了。我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岗位上的一员，即使是已经老朽的一员，也决心按照有多少热发多少光的精神，奋发图强，勇于攀登，不断以新的研究成果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添几块砖，加几块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