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认真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
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万里
一
安徽遭受“四人帮”及其代理人的破坏相当严重。在农村中，党在现阶段的经济政策遭到了破坏，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了挫伤，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农业在安徽的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居于头等重要的位置。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大办农业。农业上不去，抓纲治皖、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便会受到很大影响，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便没有坚实的基础。要把农业尽快搞上去，靠什么？要靠真学大寨，靠大搞农田基本建设，靠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靠科学种田。但最根本的还是靠人的积极性。人是生产力中决定的因素，有了人的积极性，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人的积极性从那里来？要靠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落实党的政策去调动起来。因此，省委下定决心，集中精力，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大抓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努力实现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战斗号召。
“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大搞假左真右，歪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疯狂破坏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他们竭力混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把社会主义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来批判，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说成是资本主义的旧事物，把正当的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他们破坏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原则，大搞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或者以树“先进”为名，搞“一平二调”，搞无偿支援，制造假典型；他们歪曲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不顾客观条件，片面强调粮食生产，否定多种经营，甚至把发展多种经营污蔑为“金钱挂帅”；他们把政治和经济对立起来、割裂开来，把合理的规章制度和必要的奖励制度，诬之为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和“物质刺激”，大搞强迫命令瞎指挥，破坏生产队的自主权，搞乱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谁要坚持党的政策，整顿社、队，加强经营管理，就被扣上“复旧”、“回潮”的大帽子。在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有些地方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阶级敌人乘机捣乱，“四旧”复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以及大吃大喝、请客送礼、走后门等资本主义歪风盛行一时，给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和社员生活带来了严重的恶果。
“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和黑干将直接控制的肖县和利辛县所出现的严重情况，更是使人触目惊心。好端端的一个肖县，被践踏得不成样子。他们经常借口割资本主义尾巴，肆意打击广大社员的积极性；在没有水源的地方强制扩种水稻，使生产遭到严重损失；社员分配的现金收入一九七六年比一九七三年下降了百分之二十，社员吃粮水平也下降了百分之十五点四。利辛县前县委主要领导人，残酷打击广大干部群众，谎报生产成绩，大量购过头粮，造成很多社员口粮不足，被迫外流，不少社、队无现金收入，劳动日值很低。特别是一些老革命根据地的山区，有些贫下中农收入少，甚至连吃饭穿衣的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对此，广大群众极为愤慨。有的说：“辛辛苦苦忙一年，年底分不了多少钱，哪有心思来种田。”
问题十分清楚，“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在农村竭力搞乱党的各项经济政策，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挑拨我们党同农民的关系，就是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我们要在农村拨乱反正，大治快上，就必须狠抓揭批“四人帮”这个纲，深入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认真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否则，揭批“四人帮”就抓不到实处，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加快农业学大寨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步伐，就不可能办到。是否认真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这是关系到是不是真学大寨、能不能把社会主义农业尽快搞上去的大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巩固的大问题，关系到华主席、党中央提出的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能不能实现的大问题。明确了狠抓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我们就更加坚定了做好这项工作的决心，要求各级党委把它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作为一场硬仗来打，坚决打好，打到底。
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为了把被“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破坏了的农村经济政策纠正过来，把广大群众被压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省委和地、县委主要负责同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省委常委经过认真讨论，根据华主席、党中央指示精神和安徽的具体情况，拟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六条规定”），经过几上几下，十几次修改，作为草案下达试行。这个文件明确规定：要恢复和建设各项规章制度，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加强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根据需要与可能，积极地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严格控制调用生产队的劳力、资金和实物，努力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坚持按劳分配，抓好多种经营和超支还款，坚决做到分配兑现；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鼓励社员经营政策所允许的家庭副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还是基本适合目前安徽情况的。条件成熟的生产大队，经过群众讨论同意和领导批准，可以向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成熟一个过渡一个，成熟一批过渡一批，千万不能操之过急，但也不能消极等待，应采取积极而又慎重的态度，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这个规定，针对“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的破坏，着重“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他们兴高采烈地说：“毛主席的政策又回来了”。 二 认真执行党在农村现阶段的经济政策，就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贯彻毛主席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肃清“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在这方面的流毒和影响，使党的政策真正落到实处，把广大社员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推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蓬勃发展。
毛主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精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阐明了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发展规律，为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高速度发展农业生产，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并为贯彻执行这条路线制定了一系列农村经济政策。　
我们党的反对“一平二调”，实行等价交换的政策，开展多种经营和发展集体副业的政策，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政策，农副产品的收购和奖售政策，在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允许正当的集市贸易的政策等等，是基本上适合我国现阶段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和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反映了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代表了广大群众的愿望和利益的正确政策，是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正确政策。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关于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教导，用落实政策去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并把它贯串于一切工作的始终，以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农业。
我们大力贯彻“六条规定”，是从抓好年终分配，坚决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落实分配政策入手的。这不仅因为当时正值农村年终决算分配之时，更因为这是关系到每个社员切身利益的大事。近几年来，在“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的干扰破坏下，不少社队增产不增收，社员多劳不多得，负担过重，分配不能兑现，群众迫切要求解决这些问题。各地在年终分配中，联系实际深入批判了“四人帮”在分配方面的谬论，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理直气壮地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坚持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合理记工，进行分配，既注意克服平均主义，也注意给缺少劳力的困难户以必要的照顾。同时，根据毛主席关于“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的指示，普遍注意抓了两个突出问题：一是超支严重，影响分配兑现；二是生产队和社员负担过重，多劳不能多得。在一些地方，群众的劳动成果，有一部分被一些超支户所占用。在这些超支户中，有的是确有实际困难，有些则是利用职权挪用、侵占集体的劳动果实。解决好这个问题，是做到分配兑现的一个重要条件。从历史上看，各地在“四清”运动中和一九七五年传达贯彻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过程中，曾经普遍抓过这项工作，干部群众都比较满意。于是，我们下决心在年终分配中着重抓了超支还款问题，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在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方面，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规定领导干部下去检查工作，不准迎送、请客、送礼，严禁社队干部用公款大吃大喝、铺张浪费，不准随便调用生产队的劳动力和财物，严格控制享受固定补贴的人数，坚决压缩非生产人员、非生产用工和非生产开支。对影响当年分配的一切不合理开支，能追回的坚决追回，该压缩的坚决压缩，并充分揭露其危害，对有关人员进行批评教育，引以为戒。由于分配政策落实得比较好，去年有些地方在受灾减产的情况下，社员的收入仍然有所增加。许多地方过去因为分配不能兑现，社员只领到一张白纸欠条。这次开了分配兑现大会，把各家各户分得的现金用红纸包起来，发到社员手里，群众高兴地说：“华主席领导真正好，白纸条变成了红纸包”。
在抓分配的过程中，我们还紧密结合组织冬季生产和迎接春季大生产，切实加强和改进经营管理。从分配中发现的生产上的许多问题说明，加强经营管理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毛主席早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就指出：“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必须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农业合作社也必须是这样。在这方面，必须进行许多工作。”（《〈真如区李子园农业生产合作社节约生产费用的经验〉一文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768页）要充分发挥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就得加强经营管理，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力。“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明确规定的、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一套经营管理制度，诬之为修正主义，并竭力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造成了经营管理上的严重混乱。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我们在贯彻“六条规定”中，着重抓了整顿和加强劳动管理。擅自外出的劳力一律限期归队，保证农业生产第一线有足够的劳动力；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由生产队民主评定每人每年必须完成的基本劳动日；根据不同的农活，可以组织临时的或固定的作业组，定任务、定质量、定时间、定工分。所有社队都要认真执行定额管理，搞好评工记分，实行男女同工同酬，但不能搞烦琐哲学，不准“包产到户”。要建立严格的检查验收制度，好的表扬奖励，差的批评教育。同时，还强调了加强生产管理、财务管理，实行民主办社、勤俭办社，努力做到产量高、成本低，增产又增收。政策调动了千军万马，冬季生产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宿县地区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与一九七六年同期相比，积肥总量增长百分之六十，冬耕、平整土地的亩数比上年多百分之五十。许多农田基本建设工地，工效提高了一倍以上。
要搞好生产和分配，还必须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在国家计划和党的政策指导下，由生产队来处理和决定生产的经营管理和收益的分配，更好地调动了广大干部和社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搞瞎指挥，搞“一平二调”，任意加重生产队的负担，破坏生产队的自主权，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定远县由于“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搞瞎指挥，违背因地制宜的原则，提出“扩大水稻攻总产”，搞得生产下降，大面积失收，劳民伤财，怨声载道。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他们大力清除“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的恶劣作风，切实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进行种植，在遇到严重干旱的条件下，群策群力，战天斗地，终于战胜了“人祸”和天灾，夺得了全面丰收。事实充分说明，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才能提高广大社员和生产队干部当家作主的自觉性，做到人人关心集体，办好集体经济。
在生产和分配中，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是同维护“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相联系的。实行独立核算的生产队，对其所属范围内的土地、劳力、牲畜、农具等的所有权、支配权和经营权，不得任意侵犯。破坏了生产队的自主权，实际上就搞乱了所有制，势必挫伤广大干部和社员的积极性。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也是相信和依靠群众，从实际出发，正确地安排和指挥生产的重要保证。生产队是在农业第一线独立作战的生产单位，队里干部和社员不仅有丰富的生产经验，又最熟悉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生产特点。让生产队按照国家计划的要求，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安排作物茬口，决定增产措施等，就有利于趋利避害，挖掘潜力，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和自然资源，全面发展农业生产。为了充分发挥生产队的主动性，我们把全省一九七八年的农业生产计划主要指标，发到农村社队，发动群众认真讨论，并反复强调生产队的一切规划、措施，都要放手发动群众，由群众自己来订，把发展生产、办好生产队真正变成每个社员的自觉行动，使大家“一年早知道”。这样，实现增产计划也就比较有把握了。省委“六条规定”刚下达时，有人担心强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领导机关就要失掉指挥权，国家计划的落实就没有保证。事实恰恰相反，只要把加强党的领导与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辩证地统一起来，通过群众认真讨论制定的计划，无论在茬口安排上，还是在增产措施上，都比上面下达的计划考虑得更周到、更可靠。广大社员群众对强调生产队的自主权十分拥护，他们信心百倍地说：我们能当家作主，农业必定能增产。 三 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是一场拨乱反正的硬仗，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只有横下一条心，善破善立，一抓到底，才能带领广大群众打胜这一仗。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要在政策上拨乱反正，先要在思想上拨乱反正。近几年来，一些地方出现的生产上不去，增产不增收，多劳不多得，分配不兑现的严重情况，完全是“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打着“革命”的旗号，推行修正主义极右路线，搞乱了一系列农村经济政策的结果。省委的“六条规定”，重申了毛主席制定的农村经济政策，同时，根据毛主席的一贯思想，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针对“四人帮”的破坏，结合安徽的实际情况，作出了一些具体规定，这是拨乱反正的需要。但是，在讨论和贯彻“六条规定”的过程中，有的同志心有余悸，左顾右盼；甚至有人认为“六条规定”是右的产物，是倒退，是向资本主义让步。“六条规定”刚下达时，一度出现两头热（省委、生产队和社员）、中间冷（县、区、社、大队）的状况，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安徽历史上，在农村政策方面既出现过刮“共产风”那样的“左”的错误，也出现过搞“包产到户”那样的右的错误。有些干部在执行政策上本来就忧心忡忡，怕犯错误。特别由于“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疯狂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常常用极“左”的形式来贩卖极右的黑货，把人的思想搞乱了，把政策是非搞乱了，在一些人的头脑里，觉得“左”比右好，工作中宁“左”勿右。这种思想上的“内伤”所造成的危害，并不比看得见的物质上的损失小，但正因为它是无形的东西，往往被人们忽视了。根据这一情况，在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放手发动群众，密切联系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对照毛主席关于农村经济问题的基本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把“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破坏农村经济政策的罪行和谬论，一桩桩、一条条地摆出来，批深批透，剥去“左派”伪装，看清极右实质，认清其危害，清除其流毒，促使大家在斗争中分清路线是非，提高政策水平，从“四人帮”及其在安徽代理人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耐心地引导广大干部全面总结和正确接受安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学会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提高自觉性，克服盲目性，戒“左”戒右，正确执行党的政策。
党的政策是通过各级干部来落实的。转变干部作风，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作风，对于落实党的政策关系极大。不把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特别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恢复和发扬起来，党的政策就难以落实，一时落实了也难以巩固。所以，我们在落实经济政策的过程中，狠抓了转变作风，大煞歪风邪气，并在斗争中及时调整了领导班子，落实了干部政策。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谆谆告诫我们：“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从安徽的实际出发，在作风上拨乱反正，我们突出地抓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特别是狠抓了县委领导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实现县、社、大队干部劳动“一、二、三”的要求，关键在“一”，有了县里干部的“一”，就不愁公社、大队干部的“二”、“三”，正如有些大队干部说的：“只要上面走下田，我们就会跑下田。”省委严肃地向县委领导同志提出：山西省平定县县委书记李锁寿同志能够办得到，我们为什么办不到？我们还大力表扬了无为县凉亭大队党支部书记付昌堂同志。他是一个残废军人，只有一只胳膊，坚持同社员一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二十年如一日。这就引起了广大农村干部的深思：付昌堂同志一只胳膊一年能够劳动三百天，为什么我们有两只胳膊还不能劳动三百天呢？现在，各级领导对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件大事，已经引起重视，不少地方做到了布置工作时，结合布置干部参加劳动的任务；检查工作时，结合检查干部参加劳动的情况；总结工作时，结合总结干部参加劳动的经验。在李锁寿、付昌堂同志的模范事迹激励下，在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带动下，自觉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干部越来越多，许多区、社党委机关搬到工地办公，大队部看不到干部。他们说，过去，我们单纯抓生产进度，干得少讲得多，今后，我们一定按照华主席提出的要求，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干部带头劳动，密切了干群关系，能及时听到群众的呼声，能迅速解决落实政策中出现的问题，有力地鼓舞了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劲头。许多干部开始恢复了“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的好传统。广大社员反映说：“过去，我们拚死拚活，他们指手画脚，越干越松劲；现在，干部和我们心往一处想，汗往一处流，我们越干越有劲。”
“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在农村经济政策问题上的流毒既深且广。贯彻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中遇到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不仅与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密切相关，而且与各行各业的思想路线、工作作风都有一定的关系。因此，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紧密结合起来，在党委领导下，把各行各业都发动起来，城乡结合，上下结合，内外结合，形成一个统一的运动。根据省委布置，各地共抽调了两万多名干部，组成精干的工作队，深入社队，发动群众，落实政策，并引导各行各业广大干部把思想和工作转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六安县委为了解决劳力归队的问题，发动机关、厂矿查编制、送人员；社队企业查管理，减人员；生产队查劳力去向，要人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县即有六千四百多个劳力回到生产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池州地区解决一部分家住农村的国家职工家属的超支欠款问题，一方面由生产队将超支欠款的名单、钱数逐级上报；另方面由职工所在单位逐人登记，并帮助制定还款计划，教育和督促他们按期还清欠款。这样做，效果好，影响大。
这一段的斗争实践说明，只要我们有坚定的群众观点、生产观点、政策观点，相信和依靠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就一定能逐步把被“四人帮”搞乱了的农村经济政策纠正过来，把由于他们的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弥补回来。但是，也要看到，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而且必然会遇到阻力，决不是集中地抓一两次就可以完全解决问题的。我们决心不断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把这项工作坚持不懈地抓下去。目前，全省农村广大干部和社员正以揭批“四人帮”为纲，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中心，掀起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为尽快把我省的农业搞上去，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八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