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我的引路人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周总理——我的引路人
朱学范
从我三十年代开始靠拢党，一九四八年投奔解放区参加革命，直到解放后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参加邮电部的工作，长期以来，我一直得到敬爱的周总理的谆谆教导和亲切关怀。周总理的教育和帮助，我终生难忘，铭记在心。 一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团结全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激烈的斗争。但是，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战，妥协退让，不到一年，失地千里，京津、江浙等地相继沦陷。当时，我对于蒋介石国民党对外投降卖国、对内专制独裁，是不满的，对共产党是同情的，但了解并不多。一九三八年四月，周总理在汉口大力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那时起，周总理就派共产党员来做我的工作和发动国统区工人积极抗日。这时，我和一部分上海工会工作人员拟与全国各地来的工会代表在汉口筹备成立中国工人抗敌总会。这一工作得到了周总理的很大支持，但工人抗敌总会终于因国民党的干扰破坏而没有成立起来。这件事使我对党进一步有了好感，认识到唯有共产党是真正主张团结工人阶级共同抗日的。二 国民党反动派极端蔑视和敌视广大工人群众，他们根本不允许建立全国性的总工会组织，或真正为工人谋利益的工会组织。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也不可能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建立工会组织。所以，我很早以来就想建立一个工人群众组织，做些团结工人、为工人谋生活福利的工作。一九三九年，中国劳动协会经过改组，决定由我负责。我便想把中国劳动协会办成这样一个工人群众组织。武汉沦陷后，周总理在重庆担负中共代表团和南方局的领导工作，为了团结各阶层的人民开展抗日活动，对于劳动协会的工作，给予了更多的帮助和支持。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一九三九年十月的一天，在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中巍然屹立，它的周围有特务的严密监视，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就在这里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我对周总理向往已久，在这一天，我终于有幸见到了他。周总理见到了我，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和我亲切握手，对我表示热烈欢迎。周总理那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明快爽朗的伟大政治家的风度，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向周总理报告了国际工会联合会已接受中国劳动协会加入，并向他请示，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如何出席国际工会会议的问题。周总理毫不迟疑地说：可以让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加入劳协，以后与劳协一起出席会议。同时叮嘱我说：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工人，应该排除反动派的干扰，团结一致，进行斗争。当然，要完成这一任务是艰巨的，还要多加努力。周总理的指示，使我很受鼓舞，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参加劳协，使劳协有了最强大的支柱。这次和周总理的会见，对我后来思想的根本转变影响极深。我感到中国工人阶级应该团结起来，但实现这个团结，必然会遇到斗争，必须要有党的领导和支持。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后，我们接到通知，要劳协派一个工会代表团出席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工会大会。那时，周总理陪同毛主席正在重庆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于是，我们立刻将此事报告了周总理，要求周总理派解放区工会代表来。周总理欣然同意。当然，周总理也清楚地知道，党派出代表和劳协一起出席世界工会大会，意义重大，影响不小，国民党当局肯定是不会甘休的。他一再提醒我要注意这点。果然不出周总理所料，这件事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力反对。他们妄图以不发护照、不给经费来要挟，对我们出国进行百般阻挠。在周总理的支持下，经过与国民党的坚决斗争，我们才胜利地和党派来的邓发同志共同组成了一个中国工会联合代表团出席世界工会大会。 三 一九四六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因为在军事上失败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和平、民主，被迫于一月十日同意召开旧政治协商会议。为了庆祝这一斗争的胜利，二月十日，在周总理支持下，重庆各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在较场口隆重举行庆祝旧政治协商会议的大会，由郭沫若、李德全、沈钧儒、李公朴等人主持召开，我和劳协群众也出席了这次大会。大会一开始，就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破坏，他们跳上主席台抢夺扩音器，在台下用棍棒乱打，使会场一片混乱。郭老被打伤，衣服被撕破，李公朴被打得遍体鳞伤，施复亮被打得满脸流血，还有中国劳动协会的陈培志、冉端武等四人重伤。
正在会场充满白色恐怖的时刻，周总理和邓发、廖承志同志驱车赶到会场。周总理下车进入会场，立刻问同志们情况如何，对国民党特务的暴行表示非常气愤。大家劝周总理赶快离开，但周总理完全不顾个人安危，坚定地回答说：“救人要紧，我要看看受伤的同志们。”他一一看望了受伤的同志，并让随同来的同志用他坐来的汽车，把这些同志送往医院。第二天，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又亲自带了中共代表团和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的慰问信和鲜花，到重庆市医院、中国劳动协会等单位，向受伤同志们进行亲切慰问。
周总理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奋不顾身地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崇高的革命行动，深深教育了当时重庆各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使我和劳协群众进一步认清究竟谁要和平，谁要内战，激起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愤恨。四
一九四六年五月，周总理率领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到南京，代表党在这里同美蒋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就在这个时候，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去了梅园新村三十号。周总理不顾工作非常紧张，仍象以前在重庆时我去看他的几次一样，立刻接见了我。记得那天尽管天空晴朗，可是梅园新村四周，由于国民党特务密布，给人一种阴森的感觉。进了大门，我刚穿过庭院急步入屋，便看见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已经在陈设极为简朴的小会客室等待着我。
我向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报告了莫斯科即将召开世界工联执行委员会会议，邓发同志已因飞机失事遇难，请周总理另派代表出席会议。周总理听我报告以后，立刻答允再派代表。同时再次鼓励我说：国民党总是要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中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我们一定要使中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对我这次接见，虽然谈话时间不长，但深深教育了我。我看到周总理身居虎穴泰然自若，是那样满腔热情地接待一个民主人士，同我的谈话充满着对我的信任，使我顿时感到有说不出的力量鼓舞着我，一定要去完成周总理交给的任务。
可是，正如周总理一再对我说的那样，在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统治下，我们每前进一步，每向党靠拢一步，都会受到他们百般的阻挠，疯狂的反对。由于劳协不断倾向进步，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立夫终于派出数百名特务，将重庆劳动协会团团包围，劳协三十八个工作人员全部被无辜逮捕，劳协机构被封闭，活动完全被迫停止。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他们进一步又狠下毒手，在香港对我进行暗害活动，用汽车将我撞伤。在这种极端困难情况下，又是党和敬爱的周总理首先对我表示莫大的关怀。在我住院的第三天，周总理即派了代表来香港探望我，并给劳协送来了工作经费。一九四八年底，我的一个在国统区读书的儿子，因我参加革命之故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周总理得悉，立即打电报给我，要我放心，告诉我党已发动群众设法对他营救。周总理对我如此关怀，使我深为感动。
在敬爱的周总理的不断教育和关怀下，在经过与国民党的长期曲折斗争以后，我逐步认识到自己应走的革命道路，在一九四八年二月来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哈尔滨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我代表中国劳动协会宣布劳协加入全总，今后由全总代表中国出席世界工联会议。在党的领导下，终于实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大团结。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