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气象科学高峰——记我国卓越的科学家竺可桢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登上气象科学高峰
——记我国卓越的科学家竺可桢
本报记者　白夜　柏生
在我们面前摆着竺可桢的四十多本日记。翻开日记来看，每天的正文前面都记载着天气阴晴、风力级别、气温高低，以及相应的物候。竺可桢有个习惯，每天六时起床，把那支用了几十年的钢笔式的带有白铜套子的温度表拿到院子里，然后做早操。做完了早操以后，再把温度表拿到屋里去，把当时量得的气温记在日记本上。如果时间充裕，他中午也把温度表拿到院子里去，测量室外温度，然后记下来。长时间的锻炼，使他成了对气候最敏感的人。
（一）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六日，星期五，天气，阴，温度，晨3℃。竺可桢的日记上是这样写的。
这一天，在阴云弥漫的山城遵义何家巷，身材不高，面庞清瘦，身穿棉袍，年已五十二岁的竺可桢，接过学生递过来的一面小小的三角纸旗，上面写着“打倒孔祥熙”几个字，走在学生游行队伍的前面。
一九四二年，正是抗日战争烽火高燃的年代。这时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由于日本侵略军步步进逼，蒋介石节节败退，浙江大学几经周折，转移到贵州遵义这座历史名城。一九四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国民党政府派去香港的专机，置留港的各界知名人士于不顾，仅仅接回了孔祥熙的老婆宋蔼龄和孔二小姐，还有大小洋狗各二只，以及孔家的大批行李财物。消息传出，各地人民憎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情绪，沸腾到了顶点，四处游行示威。浙江大学的学生群情激昂，也要冲上大街游行。竺可桢考虑到国民党反动军警可能进行镇压，造成流血事件，就进行劝阻。学生恳切陈词，他深受感动，就接过学生手中的纸旗，同学生一起上街游行。
在这偏僻的山城，竺可桢经常观察天上的风云变幻，观察二十八宿的星座。每当他联想到飞机载了四条洋狗在天空航行的情景，觉得大气都受到了污染，对四大家族产生了异常的厌恶和憎恨。就是这帮败类，使中华民族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之下。多少年来，他要发展科学，建设祖国的梦想，也逐步幻成彩色的碎片了。苦闷象自己的影子一样伴随着他。
一月十六日，一一六，他不禁联想到自己用过的代号一二七。他在十六岁的时候，在唐山路矿学堂念书。那时教数、理、化和土木工程的教员全是英国人。他们不认识中国字，连学生的英文名字也懒得记，把每一个学生编上号。他的号数是一二七。洋人喊声“Number　one　two　seven”，那就是他了。竺可桢觉得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侮辱。他后来描写那时的心情说：“就象监狱里的囚犯一样。”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阴影笼罩了竺可桢的心灵。他奋发努力，刻苦攻读。中学里一年半中五次考试，他统统是第一名。他产生了科学救国的思想。一九一○年，他考取了去美国的公费生，先是学农，到过美国乡村农家做过两个月的帮工。后来他感到农业与气象有密切关系，就到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学习气象。在学校中，竺可桢别张一军，发表了关于中国雨量研究的科学论文，指出季风的强弱，地形的高低和风暴途径，特别是中国风暴与太平洋台风对中国雨量的重大影响。竺可桢在《台风中心的若干新事实》的论文中，指出台风眼中的温度的剧烈升高现象，是由于风眼中有下沉气流所致。这种观点到现在还是正确的。
竺可桢想起了上海徐家汇气象台，心头又浮上一层暗云。那时，中国沿海和长江两岸，有几个帝国主义控制的海关设立的气象站。它们的任务是为帝国主义在华水运业服务的。法国神父控制的徐家汇气象台，垄断了一切气象资料分析和台风警报工作。帝国主义分子歧视中国气象工作者竟然达到如此程度，在一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只允许中国代表列席，而不许发表论文。竺可桢再也忍不住了，决心扭转这种仰人鼻息的局面，深入进行台风的研究。一九二四年，他发表了《远东台风的新分类》；一九二五年，又发表了《台风的源地与转向》等论文，对一九○四——一九一五年的二百四十七个台风的季节分配、源地、移动路径及其转向地点，进行具体分析，评论了当时外国人控制的徐家汇台、香港台、菲律宾马尼拉台所作台风分类，提出了新的分类法。这些论文奠定了竺可桢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台风研究中的权威性，闻名于远东气象界。
一九三三年，竺可桢参加了第五届太平洋学术会议。在那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他登上甲板，昂然迎风，思绪万千，不能自禁。来到会场，他走上众人瞩目的讲台，以高亢的声调，宣读了自己的学术论文——《中国气候之运行》。与会各国代表不得不承认竺可桢是中国对东亚大气环流研究的先驱。一九三四年，竺可桢发表了经典性论文《东亚季风与中国雨量》，引证了我国古代海外贸易利用季风航行的记载，具体讨论了季风成因与我国雨量的关系，奠定了我国气象学、气候学以及长期天气预报的重要基石。
往事在竺可桢头脑中一幕一幕地展开。慷慨激昂的口号声，又把他拉回到现实中来。在这阴霾笼罩的穹窿下，收集不到一线光明，是多么令人窒息啊！
（二）
几年之后，民族解放战争胜利了，人民解放战争开始了。两个阶级的大搏斗，激烈地震撼了这位科学家的心灵。淮海战役结束后，蒋介石败局已定。被国民党称为共产党之“租界”的浙江大学，学生们组织护校，迎接解放。学校四周墙壁写上了“严惩战犯”、“打倒蒋、宋、孔、陈”等大字标语。竺可桢也积极投入护校运动。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国民党教育部长杭立武接连发来急电，催竺可桢离开杭州去台湾。走到了历史十字路口的竺可桢，必须很快作出抉择。
竺可桢看得清楚，国民党反动派是一些什么人。血的事件教育了他。那是一九四七年，正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激烈进行之际，浙江大学学生开展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十月二十九日，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司令部悍然杀害了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于子三。当时国民党在报上造谣说，于子三“畏罪自杀”，并实行邮电封锁和新闻封锁。竺可桢冲破了这些封锁，到南京向《申报》、《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于子三是好学生”，于之死是“千古奇冤”。谈话见报后，蒋介石立即压迫竺可桢更正。竺可桢斩钉截铁地回答：“报载是事实，无法更正。”
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面，怎能有科学可言？希望——失望——绝望，就是竺可桢这段历史时期中的生命三部曲。如今，第三乐章已接近尾声了。他在追求新的希望。历史是严肃的教科书，时间是公正的裁判员。中国共产党的火炬，在他心头燃起新的希望。
这天晚上，竺可桢反复考虑，绝不能去台湾。可是，留居在杭州，他有可能遭特务的毒手。他和爱人陈汲商量，决定离开杭州，到上海岳阳路一个住处隐居下来。
竺可桢离开杭州的消息传出去了。于是，电台广播了，“竺可桢飞台湾”。一些朋友来探望陈汲，劝她也离开杭州，并给她提供种种方便。陈汲说：“我不相信，要看到他亲笔信我才走。”就在这个时候，竺可桢在上海，看到了报纸上的“竺可桢飞台湾”的消息，不禁投过鄙夷的一笑。
然而，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这一天，竺可桢到街头散步，迎面开来一辆小汽车，汽车里出来一个人，是蒋经国。他问道：“竺校长，你怎么还没有走呀？”
竺可桢急中生智，连忙敷衍道：“我正在买些东西。”
这一幕结束了。竺可桢回到了住处。为了避免再被人发现，就再也不到街头去散步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海解放。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早晨，竺可桢走上了街头，他看到穿着黄色军装的解放军整齐地坐在地上，不禁由衷地钦佩，心头涌起真正解放之感，仿佛从冰雪的严冬踏进了温暖的春天。
不久，他接到通知，到北京参加全国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周恩来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从科学与政治，谈到理论与实践。内容丰富，论述精辟。如何发展科学？这个多年来摆在竺可桢心头的疑问，在周恩来同志的报告中找到了答案。七月十九日晚上，周恩来同志在中南海春藕斋邀请竺可桢和几位科学家晚餐，亲切地征询他们的意见，给他们描画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远景。竺可桢在自己的心头，编织着发展科学的图案。
（三）
在北海公园，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位老人，早晨从北门进，由南门出；晚上从南门进，由北门出。从建国以来，走了十几个年头，这位老人就是竺可桢。那时，他住在北海东北角的地安门东皇城根，要到北海西南角的中国科学院院部去办公。他常常不坐车，而是步行。北海正是必经之地。
竺可桢到公园去，常常不是抱着游人的心情来观赏景物，而是以一个物候学家的身份来观察物候。冰融花开，絮飞燕到，在他看来，都是物候学的信号。物候学和气象学可以说是姐妹学科。所不同的，气象学是观测和记录一个地方的冷暖晴雨，风云变幻，而求其原因和趋向；物候学则是记录一年中植物的生长荣枯，动物的来往生育，了解气候变化和它对动植物的影响。物候学研究的目的是认识自然季节现象变化的规律，以服务于农业生产和科学研究。竺可桢是研究我国物候学的倡导者。
竺可桢在北海岸边，细心观察，哪天北海的冰融了，哪天桃树开花了，哪天紫丁香开花了，哪天柳絮飞了，哪天布谷鸟初鸣了……。有时候，因为事情耽误，观察忙不过来，他就请爱人陈汲帮他留心听什么时候燕子叫了，也曾要女儿竺松为他留心观察北海的冰什么时候初融，也曾让邻居家的孩子向他报告哪天杏花开了第一朵……。
在观察眼前景物变化的时候，竺可桢的心中不断涌起《诗经》和我国古代诗人的一些关于叙述物候的名句：
“四月秀葽，五月鸣蜩。”（《诗经》）
“南京犀浦道，四月黄梅熟。”（杜甫）
“三时已断黄梅雨，万里初来棹舶风。”（苏轼）
这些名句，在竺可桢的心目中，已经不是可供欣赏的诗情，而是进行物候研究的难得的资料。他从这些诗句中，推测古代的气候，同现在作比较，得知气候变化的情况。这些诗句，在他关于物候学的著作中，俯拾皆是。
经常注意观察物候，竺可桢从很早就开始了。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九年间，竺可桢在南京，就注意观察布谷鸟始鸣的日期和燕子始见的日期。他把在北京观察到的物候同南京的物候相比较，发现南京的燕子始见日期为四月三日，过三十二天布谷鸟始鸣，北京的燕子始见日期为四月二十日，过三十三天布谷鸟始鸣。燕子和布谷鸟到北京比到南京分别迟十七天到十八天。由此可知，这两种候鸟，到南京和到北京是有一定规律的。
根据二十二年的观察，竺可桢绘了一幅北京春季物候现象变化（一九五○——一九七二）曲线图。从这幅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年间，北海冰融，山桃始花，紫丁香始花，柳絮纷飞，洋槐盛开，布谷鸟初鸣的物候变化迟早顺序。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以农业为基础。要大力发展农业，提高作物产量，必须摸清各种作物的生长发育关键时期对自然条件的要求。没有物候观测记录，就没有依据。竺可桢在对浩如烟海的古籍研究中，发现我国二十四节以及一些古代的物候记录，基本上是黄河流域中部的情况，要用来概括广大的黄河流域，已嫌挂一漏万，施用于全国就更不合适。我国古代已利用物候现象为掌握农时的对照指标，但是观测失之粗放，所定出的农作日期，未必全适用于生产。所以，必须开展全国各地的物候观测，积累自然界的物候记录，编制各地的自然历，根据自然历作出各种农时的物候预报。经过长期的观察和研究，竺可桢写下了一部题材新颖、内容丰富的心爱的绿色教科书——《物候学》。
（四）
一九六二年六月四日，竺可桢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党的阳光给了他以新的热和力。七十二岁的竺可桢，换上耐磨的网球鞋，又到野外工作去了。
他凡是到野外去，总带有随身四宝，即照相机、罗盘、气温表和高度表。他每到一个地方，要观察自然景象，先拿出罗盘，定了方向；又用高度表测量海拔高度；再用照相机把一些景观照下来，以便当作科学研究的资料。
一九六二年秋，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指出：“我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竺可桢认真思索了这个问题，怎样用自己的专业来支援农业呢？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任务！他翻开过去积累的大量资料，想从中理出一个头绪来。可是，他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去调查研究。他是一个深入实际的科学家，做过许多科学实地考察。就在两年前，他还到过四川雅砻江谷地考察，一天内攀登相对高五百米的山岭，再下降到一千米深的峡谷。他觉得自己处在进入新战斗的动员状态中，必须走出门去。
一九六三年秋，竺可桢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实践以后，在杭州召开的中国地理学会学术年会上，提出了《关于我国气候若干特点与粮食作物生产关系》的论文。论文综合地分析了光、温度和降水对作物生长的影响，指出了我国农业生产还有很大潜力以及为发挥这些潜力应采取的若干途径，给气候工作和农业工作开辟了崭新的思路。
一九六四年二月六日，温度1℃——4．4℃，气压七六四毫米，地上积雪半寸。竺可桢用红笔写了一段日记。这天下午一点半钟，他应邀来到了中南海毛主席的住处。这时雪后初晴，琼枝玉树，掩映如画，正是立春第二天。他走进了毛主席的卧室。毛主席笑容满面，同他握手。他在毛主席床前的椅子上坐下，正欲问好，毛主席先说话了。毛主席告诉他，已经看到了他写的《关于我国气候若干特点与粮食作物生产关系》的论文，就想起了农业八字宪法管地不管天。除了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外，还可以加上光和气两个字，希望他以后多写这一类的著作。
毛主席饶有兴趣地谈起了太阳光如何把水和二氧化碳合成碳水化合物的问题。毛主席说，光辛辛苦苦地工作，不利用它可惜。竺可桢曾对光和粮食作物产量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向毛主席汇报了自己的心得。
农业八字宪法虽不明白显示气候因素，但气候却贯穿着所有八个因素。因为农业生产不但要因地制宜，而且还要因时制宜。在自然界中植物的叶绿素，通过光合作用能吸收空中的二氧化碳，使之与从土壤中所吸收的水分化合，而成为有机质碳水化合物。人类的粮食也大部分是碳水化合物。叶绿素创造碳水化合物，必须经过太阳辐射能的光合作用，而太阳辐射能是因时因地而异，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因素。植物叶绿素之所以能制造各种碳水化合物，其能源全靠日光辐射能，从一个地方年日光总辐射量，可以初步推算出每亩土地在假定理想状况下所能产生的农作物的产量。但是，自然植被利用辐射能的光合作用的效率是不高的，一般只达千分之一至百分之一，估计平均为千分之五，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亦只能到百分之五。我国太阳年总辐射量丰富。在农业八字宪法相应地安排之下，提高辐射量的利用率，增加作物的复种次数，对提高我国农业的单位面积产量，具有重要意义。
正在热烈的交谈中，李四光和钱学森也应邀前来。屋里的气氛更加活跃了。毛主席同这三位科学家广泛地谈起地球形成和生物进化问题，地质时代和历史时代的气候变迁问题，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正电子与负电子的辩证法问题。竺可桢用心聆听毛主席的亲切的话语，深深感到幸福，感到光荣。
第二天，竺可桢写了一封工整的致敬信，连同《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和《物候学》两本书送给毛主席。
（五）
竺可桢七十多岁开始写《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的论文，一九六六年，以英文写成。他带了这篇论文，参加了罗马尼亚科学院成立一百周年纪念会。
七年以后，竺可桢八十三岁，最后一次修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他从我国大量的史书、方志、诗词，以及古人的日记、游记中寻觅古代气候的线索。他在《春秋》中看到鲁桓公十四年（公元前六九八年）有冬天无冰的记载，知道那时山东是比较暖的。而二千多年后的《老残游记》中的黄河结冰的场面，又同时浮现在他眼前。他在《诗经》的《秦风》中看到“终南何有，有条有梅”的句子，想起了现在的终南山，只有条而没有梅了。这些生动的事例，给这篇著作增添了典雅的文采。
各个历史时期的世界气候是有变迁的。浩瀚的中国历史文献为研究我国古代气候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竺可桢沙里淘金，运用详实的材料证明我国在近五千年中，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时代到河南安阳殷墟时代，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左右。在这以后，年平均温度有2℃到3℃的摆动，寒冷时期出现在公元前一千年（殷末周初）、公元四百年（六朝）、公元一千二百年（南宋）和公元一千七百年（明末清初）时代。汉唐两代则是比较温暖的时代。这种气候变迁是全世界性的。气候变冷时先从太平洋西岸开始，由日本、中国东部逐渐向西移到西欧。温度回升则自西向东行。充分认识历史上气候变迁情况并掌握其规律，古为今用，对气候的长期预报是很有益的。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立论严谨，体大思精，出版以来，深受国内外学术界推崇。在如此长时期、大范围内，依据非常复杂的历史文字资料，作出气候变化的定量分析成果，在国际上没有先例。日本气象学家评论道：“经过半个世纪到今天，竺所发表的论文，仍然走在学术界的前面。”英国《自然》周刊说：“竺的这个论点是特别有说服力的论点，着重说明了解气候变迁的途径。西方气象学家无疑将为能获得这篇综合性研究文章感到很高兴。”竺可桢以八十三岁的高龄，攀登上新的科学高峰，为祖国博得了新的荣誉。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燕子来时，布谷鸟也跟着报到了。这天最高气温已达二十七度。下午五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会见美国科学家代表团时，八十三岁的竺可桢出席作陪。在美国客人来到之前，周总理亲切地告诉他：“你写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我看到了。”周总理建议他对世界气候变迁作些通俗的解释。临别时，周总理对竺可桢说：“现在到二十一世纪还有四分之一时间，郭老还有十九年才一百岁，你有十七年才一百岁。章士钊写书写到九十二岁。你还可以写出不少书来。”
竺可桢深受感动，向周总理含笑致意。他想，我也写到九十二岁吧！然而他的身体渐渐不好了，肺气肿使心肺逐渐衰竭。但是，他仍然关心气候的变化。他在这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苏修气候界又在宣传地球变冷的消息，说列宁格勒近些年比一九四○年左右低摄氏一度。我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早已指出，这类摄氏一度上下的变迁，过去五千年中极为普通，算不了以此为地球变冷的证据。”他还用红笔在这一段前面写下了“杞人忧天”四个字作为标题。这可以说是竺可桢的最后的著作。
（六）
一九七四年二月六日，竺可桢临终的前一天，他用颤动的手执笔，在病床上记录了这天的温度，气温最高零下1℃，最低零下7℃，东风一至二级，晴转多云。这时他已经不能到室外亲自观测温度，而是依靠阅读气象局的报告。所以他注上了“局报”两个字。除此以外，什么纪事皆不能写了。他知道自己再也不能拿起笔来记录了，这漫长的也是辉煌的一生即将结束了。
竺可桢最初投身于气象事业的旧中国，他一个人辛勤不断地在做气象记录。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在这广袤（mào贸）的国土上，千千万万个气象台、气象站、气象哨建立起来了。在山区，在平原，在那蔚蓝色的天幕下，到处都有那测量温度的莹白色的美丽的百叶箱，记录气象的人是千千万万了！科学研究的队伍也是千千万万了！（附图片）
竺可桢同志在办公室。（一九六三年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