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一本《政治经济学》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评一本《政治经济学》
张朝尊　方生　胡乃武
一九七六年十月，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全国人民怀着对“四人帮”的深仇大恨，积极地投入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一场生死大搏斗，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就在这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天津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经济研究所在“四人帮”控制舆论文教阵地时编写的一本宣扬“四人帮”的反动观点、攻击邓小平同志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修订本）（以下简称《修订本》），竟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的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出版了，并以收回成本费为名，在天津市许多机关、学校以及全国各地，发送和出售了二万七千六百多册。
书既然公开出来了，人们当然不能置之不理。有错误就得批判。现在我们来剖析一下这本书，看看它究竟错在哪里。
“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突出表现，就是把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归结为“限制资产阶级权利”问题，大作反革命文章。《修订本》围绕着“资产阶级权利”这个“中心”，篡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四人帮”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提供所谓经济上的论据。
《修订本》鼓吹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主要是党内走资派”的谬论，篡改党的基本路线，颠倒敌我关系，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为此，它把列宁关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这一科学论断，偷换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共产主义因素和表现为资产阶级权利的资本主义痕迹的矛盾”，从而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歪曲为“对资产阶级权利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说什么对“限制资产阶级权利”抱什么态度，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一个试金石”。那末，是谁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权利”呢？书中写道，就是那些“叫嚷限制资产阶级权利，也要有一个物质基础”，“利用资产阶级权利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的“党内资产阶级”。于是，这些被诬蔑为“党内资产阶级”而实际上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就成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主要对象。这就从根本上篡改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修订本》诋毁和丑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硬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说成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鼓吹张春桥炮制的领导权决定所有制性质的谬论，影射攻击我国全民所有制企业的领导权是掌握在“党内走资派”手里。它宣扬由于全民所有制企业还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旧式分工”，就会使少数人“变成精神贵族”，“剥夺全体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从而，改变全民所有制的性质”。它甚至说，由于全民所有制的各个企业要“独立地进行经济核算”，所以彼此之间还要“当作不同的所有者相互对待”，等等。按照这种观点，我国的全民所有制就只剩下一个“形式”，它的“实际”内容则是掌握在“党内走资派”手里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因此，要巩固和发展全民所有制，那当然就要层层揪所谓“党内走资派”了。
现阶段我国“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尽管各集体单位在占有生产资料的数量和质量上还存在着差别，但这种差别只会形成富裕程度的不同，而决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正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实质所在。该书却丑化集体所有制经济，胡说什么集体所有制经济“正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经济根源”。如此突出地诋毁集体所有制，就在“四人帮”控制舆论时期的报刊上也是少见的。
《修订本》根本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人们在生产中相互关系性质的基本原理，硬说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劳动人民内部的关系，仍然是“阶级关系”，资本主义旧痕迹“处处可见”，“资产阶级权利还严重地存在着”，因而“不断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照此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同样成为“形式”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资本主义了。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几千年来人剥削人的分配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分配制度的巨大变革。《修订本》却诋毁按劳分配，说什么按劳分配“承认劳动者的文化、技术、知识和能力等等，是属于他个人的财产”，“维护了旧的劳动分工和三大差别”，“把劳动者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制度化、固定化了”。该书简直把按劳分配描绘成了万恶之源，说按劳分配
“产生贫富悬殊和阶级分化”，产生“占有他人劳动的剥削者”，并“把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分解为一群群私有生产者’”，使之“变为形式上的社会主义企业，实际上的资本主义企业”，“造成资产阶级权利思想和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思想的泛滥，使一部分工人、党员和机关工作人员资产阶级化”。这种诬蔑，是为“四人帮”炮制的“党内资产阶级”的谬论制造论据。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有着本质的区别。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对于壮大社会主义的经济力量，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打击城乡资本主义活动，巩固工农联盟，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修订本》则丑化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说什么“我们不应当把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目的简单说成是满足社会需要”。书中写道：“社会主义的商品制度”，“正是出现不顾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片面追求产值、利润挂帅，以钱为纲等资本主义经营的客观基础”，“仍然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该书把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诬蔑为资本主义生产。
早在全国解放前夕，毛主席就明确指出：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实行对外贸易统制，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有效地抵御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保护和发展本国社会主义经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修订本》则故意混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贸易和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贸易的根本区别，硬说我国的对外贸易“受国外资产阶级的影响更直接，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更肥沃”，妄图给坚持毛主席外贸政策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扣上“外汇挂帅”、“爬行主义”、“崇洋媚外”、“卖国主义”等大帽子。
《修订本》反对四个现代化。它名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但在全书十三章、长达四百多页的篇幅中，对周总理根据毛主席指示提出的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规划，不但不作任何论述，反而设立所谓“驳‘一切为了现代化’”的专节，进行诬蔑，把实现四个现代化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实现党的基本纲领完全对立起来，说什么“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包括今后二十五年在内，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根本任务，决不能是什么‘生产’和‘现代化’，而只能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为实现我们党的基本纲领而奋斗”。这跟“四人帮”炮制的把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完全对立起来的反动谬论没有什么不同。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需要，是对付社会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颠覆和侵略的需要，是支援世界革命和提高本国人民生活的需要，是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需要。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修订本》对四个现代化进行攻击，它的立场究竟站在哪一边，不是十分清楚吗？更有甚者，该书采取骄横霸道的态度，给坚持毛主席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指示的中央领导同志，扣上搞“阶级斗争息灭论”、搞所谓“唯生产力论”、“一切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等等大帽子，硬把他们打成“党内走资派”。
我们知道，邓小平同志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时期，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成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大障碍。因此，“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恨得要死，不择手段地进行攻击陷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并妄图从这里打开一个缺口，进而打倒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修订本》紧跟“四人帮”，攻击邓小平同志，全书十三章中公开点名攻击的竟达二十七处之多，几乎每章都不放过。该书还编造了一些谎言，其中有些可以说是编者的独创。例如，造谣诬陷邓小平同志“竭力反对以农、轻、重为序，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等等，都是“四人帮”控制舆论时期的报刊上所未曾见到过的。该书还把邓小平同志和刘少奇、林彪并列，实际上是把刘少奇、林彪作为陪衬，突出攻击邓小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修订本》竟走得如此之远。
从上面所揭露的问题可以清楚地看出，《修订本》是一本坏书。它同“四人帮”在上海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说是姊妹篇。但是，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一九七六年十二月，该书的《出版说明》还认为可“供研究参考”，说什么书中缺点仅仅是“提法”“不适当”，“带有片面性”。请问，难道只是这样吗？！
理论斗争历来是现实政治斗争的反映，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全面篡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我们一定要响应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把揭批“四人帮”的这场政治大革命进行到底，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一一纠正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