诋毁王翦　意在反军——评《秦统一六国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 [复制链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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诋毁王翦　意在反军
——评《秦统一六国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
李彬
正当“四人帮”刮起影射史学妖风之时，一九七四年三月《红旗》上抛出了《秦统一六国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这篇文章由姚文元授意，罗思鼎审阅、修改，再经姚文元批准刊出。文章谈的是秦统一六国的历史，却把棍子打在王翦身上。王翦是秦始皇手下的老将，为统一六国立下了不少战功。王翦和儒家沾不上边，更找不到一点搞复辟的影子，没有什么辫子可抓。然而“四人帮”一伙有办法，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回他们连什么“批儒”、“反复辟”的旗号也不打了，别出心裁，不仅一笔勾销了王翦的功绩，而且给他扣上莫须有的罪名。
这篇文章，与其说是讲历史，不如说是“以史注我”，也就是以歪曲历史来图解“四人帮”的观点。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姚文元亲自到《红旗》杂志编辑部布置写这篇文章。他居心叵测地说：“讲秦始皇，说打仗都归功于手下大将，要驳一下”，“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四人帮”在《红旗》的那个追随者，很懂得这个“现实意义”，强调要“突出法家路线作用”，“要归结为王翦没啥了不起的”，胡说什么“在正确路线下，将领不行也能打胜仗”。这篇文章就是根据“四人帮”的这个调子写的。
文章煞有介事地提出一个问题：“秦始皇能完成统一，就秦王朝本身来说，起决定作用的究竟是什么？是由于个别将领的能征善战呢，还是由于有一条符合历史发展的政治路线？”然后，就别有用心地来了一个假设，说什么“如果把秦统一六国的功绩都归于秦将王翦、王贲父子，认为与秦始皇无关，或以此来贬低秦始皇，那就从根本上违反了历史事实，否定了政治路线的决定作用”。
这个问题和假设，纯属子虚乌有，完全是根据姚文元所说的“讲秦始皇，说打仗都归功于手下大将，要驳一下”而捏造出来的。在中国历史研究中，二千多年来，虽然对秦始皇有褒的，有贬的，但是从来没有把秦始皇和王翦对立起来的。试问有谁把统一六国的功绩都归功于秦将王翦、王贲父子呢？没有。凡是肯定秦统一六国的功绩的，从来没有人把王翦父子凌驾于秦始皇之上。惯于搞阴谋的“四人帮”，虚构出这个矛盾，在古人之间搞分裂，不过是为了影古射今而已。
这里还设下了一个圈套：你要肯定王翦、王贲的功绩吗？那就是“贬低秦始皇”，就是“从根本上违反了历史事实”，就是“否定了政治路线的决定作用”。真是荒唐的逻辑！事实说明，从根本上违反了历史事实的，恰恰是“四人帮”一伙。王翦、王贲作为杰出的将领，按照秦始皇主持制定的战略部署，身经百战，先后率兵灭掉赵、魏、楚、燕、齐五国，为建立统一的封建国家立下了不少战功。因此，在肯定秦始皇的功绩的前提下，给王翦等以应有的历史地位，这正是尊重历史事实。如果说肯定前者就不能肯定后者，岂不是典型的形而上学吗？显然，文章强调所谓秦始皇的政治路线的决定作用，只是一种手法，目的是要把矛头引到王翦身上，包藏着险恶的祸心。
文章的第二步，就是歪曲和篡改历史，抹煞王翦、王贲的功绩。什么千秋功罪，都是可以任凭他们胡说八道的。文章中说：“王翦、王贲父子等在秦统一六国的战争中，打了几个胜仗，主要是因为秦始皇战略指挥的正确。”“但以王翦个人来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常胜将军’，他领兵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这样一来，王翦似乎就没有什么功绩可言了。这不正是“四人帮”一伙所说的“要归结为王翦没啥了不起的”“精神”的体现吗？不正是“在正确路线下，将领不行也能打胜仗”的胡言乱语的翻版吗？为了替谎言作伪证，文章居然举出了两个所谓“史实”。现在就让我们见识见识他们笔下的“史实”吧。
一个是秦楚之战。在文章里，一切功劳都是秦始皇的，主张“集中兵力”攻打楚国的是秦始皇，“以逸待劳”战胜楚国的也是秦始皇，王翦似乎只是一个木偶人。据作者说，这段“史实”来自《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好吧，那就打开原书看看吧。一看，就露馅了。书上写得清清楚楚：当秦始皇制订作战计划时，问青年将领李信：“吾欲攻取荆（楚），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说：“不过用二十万人。”秦始皇又问老将王翦，王翦说：“非六十万人不可。”秦始皇否定了王翦的主张，而采用了李信的意见：“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将二十万南伐荆。李信等开始打了胜仗，但不久就败下阵来，“荆兵日进而西”，形势非常紧迫。在这种情况下，秦始皇认识到了王翦的主张的正确，亲自到王翦老家频阳，“见谢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将军计，李信果辱秦军。’”于是，请王翦出来，并接受王翦的主张，使其将兵六十万去打楚国。接着，书中又记述了王翦亲抚士卒，养精蓄锐，以逸待劳，转败为胜，结果灭掉了楚国。把文章中所说的和《史记》中的记载两相对照，“四人帮”一伙篡改历史的卑劣行径就昭然若揭了。
文章举出的又一个“史实”是秦赵之战，目的是用来说明王翦也打过败仗。他们说：“公元前二二九年，王翦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李牧数破走秦军。’当时王翦受挫，一年内没有多大进展。后来，由于秦始皇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攻势，一方面从内部分化瓦解敌方，一方面大举进军，猛烈攻击，才取得了平赵战争的胜利。”据文章的作者说，这段“史实”来自《战国策·赵策四》。然而，打开原书一看，原来从内部分化瓦解赵军的是王翦；大举进军，猛烈攻击，取得了平赵战争胜利的还是王翦。文章妄图一手遮天，张冠李戴，不过是又一次暴露了“四人帮”篡改历史的丑恶嘴脸。
文章并没有到此止步。它在抹煞了王翦的功绩之后，笔锋一转，又给王翦扣上了一串莫须有的罪名，以突出“四人帮”一伙所说的“现实意义”。文章胡说什么“王翦没有自知之明，往往居功自傲，甚至要挟秦始皇”。继而就给王翦罗织了三条罪状：一是“谢病老归”；二是“推辞不干”；三是“讨价还价”。总之，以功臣自居，要挟秦始皇，简直罪不容诛了！然而，这些都是诬陷之词。请看第一条“谢病老归”的罪状是怎么一回事吧。秦讨论伐楚时，王翦的正确主张没有被采纳，秦始皇已派李信代他为将，在这种情况下，王翦才“谢病老归”的。第二条罪状说：秦始皇要王翦带六十万大军击楚，他“推辞不干”，这完全是歪曲史实。当李信被楚军打败，秦始皇亲自到王翦家里请王翦时，王翦重申了“非六十万人不可”的正确主张，一旦秦始皇接受了这一正确主张，他就毫不犹豫地带兵出征了。至于第三条罪状，文章说：王翦出征时，“又向秦始皇‘请美田宅园池甚众’。秦始皇好言抚慰他，他却不听，……大军已经出发，他还三番五次地讨价还价。王翦以功臣自居要挟秦始皇达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当时就有人不满地对他说：‘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秦始皇并没有迁就王翦这种刚负重任就多‘请田宅’的无理要求，只付之一笑。”这一条罪状，说得活灵活现，其实是诬陷。王翦为什么在临出征时向秦始皇“请美田宅园池甚众”？这在《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是写得一清二楚的。书中写道：“或曰：‘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jù聚，骄傲、自负）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这正表现了封建社会君臣之间的微妙关系。当时，秦始皇把秦国所有兵力交给了王翦，王翦是深怕秦始皇对他产生怀疑的。在这种情况下，王翦的“多请田宅”，是为了向秦始皇表明心迹，愿永远做秦朝的忠臣立功受赏而无他志，也可以堵塞旁人进谗离间之隙。这一切，既非“没有自知之明”，也不是什么“居功自傲”，更说不上“要挟秦始皇”。“四人帮”对于王翦的栽赃诬陷，在历史事实面前，是不值一驳的。
从这篇文章，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四人帮”的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是什么卑劣手段都使得出来的。当然，这不是对二千多年前的王翦过不去，而是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四人帮”凭着多年的反革命经验，深知要篡党夺权，就得搞垮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解放军。而我军的一批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是他们反军乱军篡军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他们拚命攻击诬蔑我军将帅是“带着入股分红的思想参加革命，居功自傲，躺倒不干”，鼓吹揪“戴红五星、红领章的军内走资派”。这篇文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根据“四人帮”的旨意炮制出来的。他们指桑骂槐，在历史亡灵身上发泄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仇恨，攻击我军的领导干部，这正是“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