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真实　不要虚假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要真实　不要虚假
武培真
看了近年复映和最新上映的一些电影，许多同志都说：这些电影有看头，真实，感动人！这评论是很确切的，它说出了这些电影的一个重要特点。故事影片《小兵张嘎》，真实地塑造了张嘎子这样的抗日小英雄。他机灵、勇敢，对日寇恨之入骨，但又顽皮、稚气，缺乏严格的纪律训练，不成熟。后来，在革命战争中，嘎子经过党的培养教育和实际锻炼，逐步成了一名坚强而有觉悟的战士。作品对嘎子性格特征的描写，来自生活实际，符合孩子的年龄特点，也符合嘎子本身的经历和当时抗战环境等客观条件的影响，使人感到可爱又可信。又如影片《枯木逢春》，通过苦妹子和方冬哥一家的悲欢离合，真实地反映了新旧社会劳动人民在血吸虫病的危害下面临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它活生生地勾勒了解放前由于兵祸猖獗、病疫流行所造成的“千村辟历人遗矢，万户肖疏鬼唱歌”的惨景；成功地反映了新社会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广大群众与医务工作者在血吸虫病防治战线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电影描写的内容符合我国医务战线和广大农村的实际情况，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再如今年春节刚与观众见面的影片《我们是八路军》，展示了八路军烧炭队的火热斗争生活，把我们带到当年延安革命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环境里。它鲜明生动地揭示了各种人物的思想性格，逼真地反映了我军是培养人、锻炼人、革命化、战斗化、朝气蓬勃的人民军队。作品所颂扬的以赵长龙、周威虎为代表的那种不讲地位，不闹待遇，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为革命、为人民自觉牺牲个人利益的高贵品格，是我军特有的光荣传统，它使观众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这些作品的成功，就在于它们从生活实际出发，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时代，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和艺术感染力。
在“四人帮”独霸文坛时期，文艺的真实性和现实主义，竟然成了禁忌，连提都不准提。“四人帮”鼓吹一种“越假越好”的混帐逻辑，不准作品有生活原型，不准人物有模特儿。否则，就象对待电影《创业》那样，以“写了真人真事”、“后患无穷”为借口，横加指责，一棍子打入冷宫。“四人帮”反对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长期割断文艺同工农兵火热斗争生活的血肉联系。他们打着反对“写真实”的幌子，全盘否定文艺创作的真实性原则，否定文艺的现实主义传统。他们推行“先定主题”、后找素材的唯心主义创作方法，把文艺创作引入了脱离实际、闭门造车的歧途。他们规定文艺作品必须符合他们的“三突出”模式，使文艺创作走入公式化、概念化、雷同化的死胡同。因此，从“四人帮”的修正主义文艺苗圃里滋生出来的一株株毒草，是绝无真实可言的。“四人帮”公然否认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热爱祖国、热爱党、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能够同工农相结合的基本事实，千方百计突出一个“臭”字。他们笔下的教师，要么写成崇洋媚外，右倾保守的反面人物或书呆子；要么写成象《反击》里的薛耀宗教授那样专门用分数、考试打击迫害工农学生的血淋淋的刽子手。他们笔下的工程技术人员，要么象《第二个春天》里的总工程师潘文那样的叛徒，要么就是《战船台》里的副指挥董逸文那样的现行反革命。他们写党的干部，更无视毛主席关于我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的基本估价，抹煞我党干部队伍的主流和本质，把民主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统统打成“走资派”，还挖空心思地把“走资派”一律写成不肯改悔的，以此来诬蔑和诽谤我们党，肆意攻击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他们的儿童文学，把“高大完美”的银项圈硬套在孩子们的脖子上。他们笔下的儿童“英雄”，说的是大人话，做的是大人事，好象这种儿童，从娘胎里一出来，不经培养和成长，就先知先觉和“完美无缺”。他们笔下的工农群众（除去他们捏造的那种所谓“英雄人物”），则往往被描绘成傻、大、愣、粗，任人摆布的阿斗，失去了劳动人民丰富、真挚的思想感情和聪明、智慧的光彩。那些为他们自己树碑立传的反动作品，更是弄虚作假，把反革命写成圣人，把叛徒写成“旗手”。“四人帮”的文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严重地歪曲和丑化了现实生活，不仅不符合生活本质的真实，同样不符合艺术的真实。
“四人帮”所以要反对文艺真实地反映生活，是因为文艺在“四人帮”那里，完全是进行反革命宣传的工具。由于他们是一小撮见不得天日的野心家、阴谋家，他们害怕真理，害怕革命，害怕人民，所以只能歪曲事实，通过胡编乱造给人以假象，以便蒙蔽、毒害群众，把人们的思想搞乱。江青直言不讳地供认：“电影片子，就是电影骗子”，这便是“四人帮”利用文艺歪曲生活、欺骗人民的绝妙自白。
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恩格斯指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里，都特别强调文艺的真实性。艺术形象真实，才能让人感到真实可信，作品所揭示的道理才具有说服力。否则，如果人物性格的刻画、故事情节的安排、细节和语言的运用不合情理，就使人难以置信，因而也就毫无社会意义。
我们所说的真实是有阶级性的，是无产阶级的真实。无产阶级所需要的真实，不是表相的真实、个别的真实、自然主义的真实，而是本质的真实，带有普遍意义的真实。社会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美与丑、善与恶、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动、主流与支流、现象与本质的矛盾。文艺创作不是生活的照像，不能对生活中个别的、偶然的、非本质的现象采取自然主义的照搬，也不是做生活事件的加减法，而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社会生活来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提炼、加工、概括过程，把生活中本质的东西、主流的东西、代表时代潮流、反映历史发展趋势的东西表达出来。这就叫做符合无产阶级要求的艺术的真实。这种艺术真实，比生活的真实更概括、更具有典型性。正如毛主席所说的：“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要真实地反映我们的社会生活，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深刻认识我们的社会生活，认真按照无产阶级文艺的典型化原则进行创作。在创作中，切忌以主观臆想代替客观现实。艺术概括和艺术加工，必须以生活实际为基础，抵制任何非无产阶级创作倾向的干扰和影响。打倒了“四人帮”，砸碎了束缚革命文艺工作者的精神枷锁，为文艺创作真实地反映我们的伟大时代，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但是，我们切不可轻视“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在有些作品中，我们仍然能看到那种从概念出发，以假代真的痕迹。一定要恢复文艺的现实主义传统，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园地，才能越来越多地出现既有典型意义，又真实可信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