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某教授的影射史学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评某教授的影射史学
史钧
打着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幌子，另搞一套，以影射比附的卑劣手法，大造反革命舆论，这是“四人帮”篡党夺权一系列丑恶表演中颇有特色的一幕闹剧。在这幕闹剧中，广东省某教授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以哲学史家的身份，撰写文章，四出讲演，对“四人帮”利用史学进行反党的罪恶勾当，揣摩迎合，亦步亦趋，大搞“古为帮用”。他狂热鼓吹“儒法斗争贯穿古今”论、“主线”论（儒法斗争是历史发展的“主线”）等一系列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货色，在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以评法批儒为名，鼓吹“儒法斗争贯穿古今”论，是某教授搞影射史学的重要特点。
“四人帮”讲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意在批当代的“大儒”，颂当代之“法家”。江青抛出的“两千多年来的儒法斗争，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的谬论，就是为了论证他们这一伙人篡党夺权的必然性，论证他们搞封建专制主义的合理性。
善于窥测方向，献媚逢迎的某教授，对“四人帮”“评法批儒”的反动政治目的是心领神会的。他竭力为江青臆造的谬论充当吹鼓手，又是叫嚣“儒法斗争的调子不能降低，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又是威胁说什么对二千多年的儒法斗争“能采取否定的态度吗”？“否定儒法斗争，就是否定阶级斗争”。他打棍子、扣帽子，资产阶级的学阀作风都搬弄出来了；甚至造谣惑众，说中央领导同志看他的著作是从后面翻起的，看有没有贯穿儒法斗争，是肯定了儒法斗争要贯穿到近现代的。在修订由他主编的哲学史一书中，也贯穿了这个反动观点。
某教授为什么如此狂热地鼓吹“儒法斗争贯穿古今”论呢？这是为了美化法家，美化“四人帮”，美化他自己。
为了美化法家，并论证“儒法斗争贯穿古今”论，某教授还在一九七四年六月中山大学文科师生一次大会上，把儒法斗争概括为唯物论与唯心论、统一与分裂、爱国与卖国等等的斗争，把法家打扮成唯物论者和爱国主义者。这是江青虚构的儒法斗争历史模式的翻版。当这种谬论变到难以自圆其说时，某教授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圆其胡说，补其破绽。他把儒法两家的“根本区别”，概括为“法家是‘厚今薄古’，儒家‘厚古薄今’”。并说：“我们现在还‘厚今薄古’，一定要注意新生的东西，要支持和扶植新生事物。”什么厚今薄古，什么支持新生事物，就是要人们把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白卷英雄张铁生之流作为新生事物加以支持和扶植。作为“反潮流英雄”的他自己，当然也毫不例外，应得到支持和扶植。他们想用儒法斗争的历史模式来骗取群众对他们的支持，这是办不到的，只能暴露他们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
按照“四人帮”批“现代大儒”的需要，鼓吹“儒法斗争贯穿古今”论，不断地变换孔丘的脸谱，以今论古、以古喻今，这是某教授惯用的手法。这个教授，在其过去的一些著作中曾经反对过孔丘，人们对此有过正确的评价。但是，他却把这一点作为投靠“四人帮”的资本，因此为披着反孔外衣进行反党的“四人帮”所看中。
历史上孔丘只有一个，但在某教授近几年来的文章和讲话中，却可以变幻出为数众多的形象来，孔丘时而是叱咤风云的宰相，时而是钻营走后门的政客，时而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时而竟是一个修正主义者。某教授简直成了一个玩弄孔子幽灵的魔术师。
一九七三年，“四人帮”刮起批宰相的妖风，影射攻击周总理。某教授为了把批孔和批宰相联系起来，故意抛弃孔子担任鲁国司礼的正确记载，而选取孔子当过鲁国宰相的错误记载，以假乱真，适应“四人帮”施展批宰相的阴谋。
一九七四年初，当“四人帮”搞“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三箭齐发，把矛头指向从中央到地方党政军一大批负责同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时候，某教授又紧跟，对《论语》上记载的“子见南子”这件事作了新的解释。过去，他曾油腔滑调地把孔子描绘成作风不正派的好色之徒。这时，在他笔下孔子又从好色之徒，变成想通过南子走后门做大官的政客。
为了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步伐，为了与梁效抛出的《孔丘其人》这篇毒汁四射的黑文相呼应，某教授于一九七五年八、九月间，写出《孔老二就是伪君子、两面派》一稿。在这篇文稿中，孔丘又变成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更有甚者，他还写到，代表齐国新兴力量的田成子，“在公元前四八五年，杀掉了奴隶主头子齐简公，夺了奴隶主贵族的政权，这可把孔老二急坏了。他从病床上爬起来，颠颠簸簸地去见鲁哀公，气急败坏地主张讨伐田成子”。这样，孔丘又变成了一个卧病在床，病体支离，仇视新兴力量的老头子。这那里是在谈历史？显然是借题发挥，以古讽今。根据史籍记载，孔丘要求鲁哀公出兵伐齐是在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四八一年），当时孔丘根本没有生病。某教授捏造历史，显然是为了影射攻击光明磊落、带病坚持工作的周总理，用心何其毒也。
“四人帮”污蔑我们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搞修正主义。某教授也胡说孔丘就是修正主义，并污蔑我们同孔丘完全一样。这既荒诞无稽，又极端卑鄙反动。试问，活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孔丘，到底“修正”了谁的思想？
一九七六年夏天，“四人帮”利用周总理不幸逝世和毛主席病重的时机，加快篡党夺权的步伐，对中央领导同志进行恶毒攻击。某教授以为这是他攀龙附凤的大好时机，在一次会议上，作了一个又长又臭的讲话，挖空心思地影射攻击周总理和邓副主席，为“四人帮”推行其反革命政治纲领捏造历史根据。
他先污蔑邓副主席和孔丘一样，继而绘声绘影地说，孔丘“研究来研究去，他认为最完备的还是西周的礼，还是周公所制的礼最好。所以结论是‘吾从周’”。这是在“研究”历史？是在探讨孔丘复礼之源？不。关于孔丘“复礼”何所依从的问题，他以前就曾多次讲过了。他在旧作中认为，孔丘复的是殷周之礼。他举出古籍上的两条材料：“孔子善殷”，“吾从周”。结论是“从以上看，可知他对殷周都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畸轻畸重的态度”。就是说，孔丘对殷礼和周礼都一样赏识，没有偏重一方。但这次讲话时，他突然来一个大变调，把过去对孔丘复殷周之礼的看法改为复周公之礼，千方百计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邓副主席引到“周公”身上去，其险恶用心是一目了然的。他语意双关，借古代奴隶主头子的周公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这种歪曲历史、蓄意迎合“四人帮”的丑恶行径，实在令人发指。
更使人气愤的是，某教授对周总理的逝世也进行污蔑和攻击。他利用《论语》中“死而后已”一句话大作文章。说什么孔丘搞复辟是“死而后已，除死方休”。并问大家：“你看他顽固不顽固呢？”接着又说，“孔老二说：‘死而后已’，我就说他‘死而不已’”。真是一语露“天机”，白纸黑字，想抵赖是抵赖不了的。我们知道，孔丘根本没有说过“死而后已”这句话，这句话是孔丘的学生曾参说的，和复辟也没有关系。一九七六年前，某教授四处游说，以及写的文章中，都引用了这一句话，没有用“除死方休”来加重语气，更没有说什么“死而不已”。他之所以在“死而后已”一句话上大作文章，完全是别有用心的。周总理生前常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自勉。他光辉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周总理的革命业绩和光辉形象，早已在亿万人民心中树起了巍峨的丰碑。因此，当周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全民共泣，天地同悲。豺狼成性的“四人帮”却幸灾乐祸，欣喜若狂。他们加紧篡党夺权的步伐，继续罗织罪名，栽赃诬陷，把簇簇毒箭射向周总理。他们用孔丘来影射攻击周总理，杀气腾腾地叫嚣什么“化成灰也要批判”。显然，某教授这个时候抛出的“死而不已”，正是北呼南应，唱的同“四人帮”完全是一个调子。
在同一次“讲话”中，某教授还费尽心机指名道姓地把邓副主席同孔丘拉扯在一起，污蔑为“现代孔子”。他在这个讲话中污蔑、攻击邓副主席竟达四十处之多，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极端仇恨之情，溢于言表。某教授把邓副主席与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孔丘划等号，这种“古为帮用”的实用主义，真是反动透顶。不仅如此，他还把我们党提出的整顿，说成孔丘的“正名”，胡说什么“孔老二整顿为了复辟奴隶制，邓小平整顿为了复辟资本主义”，“都是为了搞复辟”。其实，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半点历史事实根据也没有。孔丘提出的“正名”，是为了复辟，我们提出的整顿是为了革命。整顿和“正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作为一个哲学史家，他明明知道孔丘既没有提出过什么整顿的理论，也没有搞过什么整顿的实践。他随心所欲地硬把整顿和“正名”混为一谈，这完全是为了宣扬“四人帮”整顿就是复辟的反动观点。
整顿就是复辟吗？不。整顿就是革命。一九七五年，党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提出整顿，就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整掉林彪、“四人帮”那一套，保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好地贯彻执行。围绕整顿问题展开的尖锐复杂的斗争，是我们党同“四人帮”这场历史性大决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某教授攻击我们整顿，如此牵强附会，如此卖力，恰好证明，他完全站到“四人帮”一边去了。
（原载一九七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