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身祖国科技事业——访首都科技战线几位归国华侨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献身祖国科技事业
——访首都科技战线几位归国华侨
最近，记者走访了首都科技战线的几位归国华侨。从他们身上，强烈地感受到广大归侨热爱社会主义祖国，颗颗红心向着党。尽管“四人帮”肆意破坏党的华侨政策，炮制了所谓有“海外关系”的人是“反动的社会基础”等谬论，都没有动摇广大归侨的信念。他们坚持在平凡的岗位上，为祖国科技事业的兴旺发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别人还没走通的路，我们要敢于去闯”。这是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青年科研人员、孟加拉国归侨杨沁青立下的雄心壮志。
杨沁青回国时年仅九岁，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他茁壮成长。当他考上了中山大学物理系时，全家都为之高兴。远在孟加拉国谋生的父兄来信说：“要不是在社会主义祖国，象咱们这样人家的孩子那能上大学！你要好好学习，把学到的知识全部献给祖国。”一九六一年，杨沁青大学毕业来到了半导体研究所。他工作严肃认真，勇于创新。每开展一项实验工作，他总是先查阅有关文献资料，细心思考；提出实验方案后，又和同志们商量，不断修改完善；进行实验时，一丝不苟，认真分析。每天清晨，上班最早的常常是他。晚上，离开所里最迟的又往往是他。星期日，他总是挤出时间来学习。
杨沁青是从事半导体集成电路工艺技术工作的。他知道要提高集成电路的成品率，必须先突破制版、光刻工艺关，保证图形的精度和完整性。为了尽快解决感光胶的净化问题，提高图形加工的完整性，他夜以继日地工作。为了试验过滤胶系统的过滤效果，他不怕呛人的化学药品刺激，重复试验几十次。经过艰苦奋战，终于试制成功了边滴边滤的感光胶滴胶系统，建成了简单有效的感光胶光刻针孔检测法。在无止境的科学道路上，杨沁青就是用这种精神去攻克难关的。他在研制氧化铁彩色版，配制乳胶扩散源，用原电池释氢法进行铝腐蚀，将正性抗腐剂用于掩膜复印工艺，将正性胶推广应用到整个光刻工艺等方面，都获得了成果，为发展半导体工艺作出贡献。
在科技战线上，有不少归国科学家宁愿放弃国外比较高的待遇，也要回国来为祖国服务，其中许多人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五届人大代表、出席全国科学大会的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印度尼西亚归侨陈宗基就是这样。
陈宗基永远也忘不了四十多年前离家到荷兰留学时，祖父对他说的一句话：“学到了知识，要为祖国人民造福。”新中国成立后，陈宗基已在荷兰一个科研机构工作，获得了科学技术博士学位。但他毅然放弃较高的待遇，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一九五八年，陈宗基到长江流域办公室，负责坝基建筑和地下建筑有关力学方面的研究。他和工人一起，住在江边工地的帐篷里和泥房中，经常穿着雨鞋、雨衣到几十米以下的竖井中，帮助技术员作岩体力学试验。晚上分析资料，撰写论文，辅导青年同志学习。陈宗基经过大量的调查和研究，用流变力学分析并得出了设计数据，从理论上解决了一处复杂地基的建坝问题。
当人们走进北京自然博物馆展览厅的时候，常常为那些栩栩如生的鸟类标本所吸引。这里面，包含了印度尼西亚归侨蔡其侃的心血。
自然博物馆展出的标本大部分是科研人员从野外采集来的。回国二十多年来，蔡其侃满腔热情，勤勤恳恳，共参加了二十次较大的采集和普查工作。从乌苏里江边的渔村到南海西沙诸岛，他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蔡其侃作过胃切除手术，但他在采集活动中，从不怕艰苦，常常为了一个稀有标本，钻进满是小咬、蚊子的沼泽地，或者顶着烈日攀登陡峭的山峰，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务。在赴西沙群岛的动物资源普查与采集活动中，蔡其侃克服了许多困难，和大家共同努力，采集了几百件品种较全的鸟类标本，其中包括一些珍贵鸟类标本，并整理出西沙自然普查的调查报告。
原来，剥制鸟类标本是技术工人的事。蔡其侃为了更好地进行研究对比，学会这项技术。他不怕脏、臭，不仅学会剥制工作，还学会了制作难度较大的姿态标本和科研价值较高的骨架标本。到目前为止，他亲手剥制的各样动物标本已达五千多件、骨架标本四百多件。
象杨沁青、陈宗基、蔡其侃这样热爱祖国、为建设强大社会主义祖国辛勤劳动的人，在我国科技战线上数不胜数。粉碎“四人帮”，打碎了“四人帮”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广大归侨精神振奋，决心为我国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归侨中流行的一支歌，表达了他们的心情，“我要把一颗红心，献给亲爱的祖国，亲爱的党！从万里之外的异乡归来，母亲呵，我要高高展起飞翔的翅膀……。”
新华社记者　黄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