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揠苗助长”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也谈“揠苗助长”
刘元彦
一九七四年七月，“四人帮”控制的《学习与批判》发表了一篇题为《“揠（yà亚）苗助长”与“守株待兔”》的杂文。文章替“揠苗助长”翻案，为“四人帮”的极“左”手法辩护。谁知，拍马屁拍在马腿上，据说，这篇杂文发表后，立即遭到“四人帮”的批评，被斥为“愚蠢”。在揭批
“四人帮”的假左真右的时候，重读一下这篇杂文，并索解它为什么受到“四人帮”的申斥，倒也不无意义。
“揠苗助长”的故事见于《孟子》一书，说的是一个宋国人，嫌他的秧苗长得不快，一棵棵地拔高它，然后疲乏地回到家里说，今天累了，我帮助禾苗长高了。他的儿子跑去一看，秧苗都枯槁了。孟轲用这个故事说明，培养他那个唯心主义的“浩然之气”，要象种庄稼一样，既不能放置不管，也不能“揠苗助长”。孟轲的“浩然之气”很少有人理它，但“揠苗助长”这个故事，却流传下来成为有名的典故之一，因为它生动地说明：违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去瞎搞，准得碰钉子。
然而，《学习与批判》的杂文却硬给“揠苗助长”翻案。这个翻案大抵分为四步。
第一步：“宋国有一个农民，起早睡晚，勤于耕作”……一开头便来了个凭空臆造。有这样的农民吗？一个起早睡晚、勤于耕作的农民，难道会干这种“揠苗助长”的蠢事吗？
第二步：“这个农民尽管做了错事，其实倒是个助长派，促进派。他懂得事物要促才能进，秧苗要‘助’才能‘长’”。——真是奇文，奇闻。明明秧苗都被“助长”得枯槁了，还说他懂得“要促才能进”，“要‘助’才能‘长’”，不知道这样的“促进”与“促退”有什么分别？这样的“助长”与“扼杀”有什么两样？这种“促进派”，真是越少越好！
第三步：“好心干了坏事，结果弄巧成拙，暂时得到了失败的结果。”“以后就再也不会拔苗助长了，他可以采取选种、施肥、精耕细作等方法来助长，使庄稼长得又快又好”。拿改了错可以成为促进派，来论证拔苗助长者是促进派，是不合逻辑的诡辩。所谓“暂时得到了失败的结果”，也是一种辩护。因为“揠苗助长”这种违反客观规律的倒行逆施，是注定要永远失败的，而不是“暂时”的失败。
第四步：孟轲“是在借题发挥”，“攻击法家”，“他们一伙才是真正的反革命拔苗派”。“今天重读这两则寓言……不是也很可以从中得到一点启发的吗？！”——经过臆造、吹捧、辩护，最后得出这个结论：谁反对“揠苗助长”，谁就是“真正的反革命拔苗派”。于是，拔苗者成为“促进派”，而反对者倒成了“拔苗派”，奇文于是终篇。唯恐读者把杂文当成古代故事看过去了，还特别提醒，这是指的“今天”。
很明显，杂文挑出“揠苗助长”这个典故来为之翻案，目的是为“四人帮”的假左真右的反革命行径辩护的。
那么，这篇帮气十足的东西，“四人帮”为什么斥之为“愚蠢”呢？“四人帮”词汇里的“愚蠢”，我们应读作“老实”。这篇杂文有一点是老实的，即，承认“揠苗助长”的结果是秧苗枯槁，承认这是“错事”、“坏事”。这一点，正好暴露了“四人帮”假革命的面貌，触动了“四人帮”最敏感的反革命神经。
“四人帮”用极“左”手法破坏社会主义，同宋国人的“揠苗助长”，是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的。客观上，他们都违背事物的客观规律，从而破坏事物的发展，这一点是相同之处。但在主观上，宋国人是由于无知，而“四人帮”则出于反革命的预谋，这是不同处。因此，好心而无知的宋国人可以在碰了钉子之后承认错误，总结教训；而“四人帮”干了坏事，绝不会就此罢手，更不会改弦易辙。
杂文只见其同，未讲其异。然而在吹捧辩护中说了几句老实话，也就等于承认“四人帮”那套极“左”的货色，原是“揠苗助长”，是破坏社会主义。“四人帮”焉得不斥之为“愚蠢”！
真理是客观的：“揠苗”必不能“助长”，真要“助长”必须反对“揠苗”，极“左”必不能促进社会主义，真要促进社会主义，必须反对那种违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极“左”。